1951年冬,朝鲜长津湖前线,气温跌破- 40℃。一名腿部中弹的志愿军战士被抬进临时医疗所,医护人员急急忙忙撕开急救包——可里面的药棉,竟沾着黑色污渍,还散发着霉味。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群黑心商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用生命做赌注的 “死亡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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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南京东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的办公室里,藏着一本 “黑心账本”。1951年11月,他盯着志愿军后勤部门的订单眼冒金光 ——3亿元旧币的药品采购款,足够让他一夜暴富。
他承诺的是能消炎止血的救命药,送来的却是发霉的药片、装着自来水的 “消毒水”,甚至把热水袋混在药品里充数。前线医院里,战士们敷上他的 “假药”,伤口肿得像馒头,感染顺着血管蔓延。有位年轻战士本只需清创缝合,却因假消炎药失效,最终被迫截肢;还有300多名战士喝了他的过期咳嗽糖浆,咳嗽加重引发肺炎,成了非战斗减员。
为拿到订单,他贿赂了85名干部;为掩盖罪行,他销毁账本。可正义从不会迟到,1953年2月28 日,一声枪响,这个坑害志愿军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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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康年的假药是 “慢性毒药”,那武汉富华药棉厂经理李寅廷的急救包,就是 “直接杀人的凶器”。1951年,他接到为志愿军生产12万个急救包的订单,可他眼里只有利润——优质棉花太贵,那就去垃圾堆里捡!
这些未经消毒的废棉,被直接塞进纱布、缝进三角巾。前线战士中弹后,用了他的急救包,伤口很快就溃烂流脓。有位班长在冲锋时被流弹擦伤手臂,本是轻伤,可包扎后伤口肿得比拳头还大,最后不得不截掉小臂;还有一支连队,因为用了他的带菌三角巾,非战斗伤亡率骤增 60%。
当执法人员冲进他的工厂,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棉,听到的是工人们的揭发——“老板说,志愿军在前线看不到,随便做就行!”1952年,李寅廷被判处死刑,他生产的12万个 “死亡急救包”,全被焚烧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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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年、李寅廷不是个例。在沈阳,有人用辣椒粉混合凡士林,冒充 “特效烧伤膏”,让战士们伤口剧痛溃烂;在青岛,工厂用未脱脂的劣质棉花做纱布,纤维脱落堵塞伤口;在重庆,玻璃厂生产的注射器一捏就碎,针头断在战士体内……
这些恶行很快传到北京。毛主席愤怒批示:“必须严厉打击这些丧尽天良的奸商!” 一场席卷全国的 “三反五反” 运动就此展开 —— 工商部门连夜排查药店工厂,群众主动揭发奸商线索,司法机关快审快判。短短半年,1.2万多名坑害志愿军的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15人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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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铭记的是,在这些黑心商人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前线拼命 —— 上海药厂的工人连续 72 小时不休息,生产合格的青霉素;北京的商贩主动降价,把最好的纱布捐给志愿军;四川的农民连夜采摘中药材,只为让战士们早日康复。
70多年过去,那些被劣质医疗物资坑害的志愿军战士,我们从未忘记;那些坚守底线的爱国同胞,我们永远铭记。历史早已证明:发国难财者,必遭千夫所指、法律严惩;而那些为国家挺身而出的人,终将被刻进民族的丰碑。今天,当我们享受和平,更要守住这份底线 —— 因为,有些利益,永远不能碰;有些良知,永远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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