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华｜《史通》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王嘉川著《〈史通〉学术史》

作者简介

张光华，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摘 要：《〈史通〉学术史》首次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一千三百余年来《史通》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贯通的、全景式的梳理与探讨，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征。不但史料搜集全面，考辨精审，内容丰富，而且在具体问题和宏观层面都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见解。这是作者继《清前〈史通〉学研究》之后又一部《史通》学研究的力作，对学界《史通》研究乃至史学史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的一种，其研究内容、体系与研究方法，对名家、名著学术史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史通〉学术史》 学术特色 学术贡献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刘知幾在历经周折之后，将其此前请辞史官书信加上一些说明文字后，以《忤时》为篇名补入三年前完成的《史通》一书，从而最终完成了该书的撰述。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自这部著作问世起，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直至近代、当代，不断有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既包括对其文本的校勘注释，对其书的刊刻传播，也有对其思想观点的引用和评议，涌现了难以数计的研究成果，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贯通古今的《史通》学术史。扬州大学王嘉川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史通》研究，在十年前完成《清前〈史通〉学研究》的基础上，最近又出版35万字的《〈史通〉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作为“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之一出版。该书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考察《史通》自唐代中期产生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研究情况及其发展脉络，梳理其学术发展的线索，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史通》在各个时代所受到的评价情况，描摹出一部动态演进和螺旋式发展的元典阐释史，对学界了解《史通》思想的研究全貌，认识《史通》的价值、意义等贡献良多。笔者阅读这部著作，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学术史》首次对一千三百余年来《史通》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贯通的、全景式的梳理与探讨，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征。《学术史》出版之前，学界已有对《史通》学术史的零散研究。期刊论文如《张邃青及其〈史通〉研究》《朱希祖与〈史通〉研究》《郭孔延〈史通评释〉探析》等，数量虽然不少，但研究范围仅限于《史通》学术史中某一特定的“点”。学位论文如《宋代〈史通〉研究史》《清代〈史通〉学研究》《20世纪上半叶（1900-1949）〈史通〉研究的历程》等等，也只是做到了特定时段的贯通。就是作者此前的专著《清前〈史通〉学研究》，也只是梳理清代以前的《史通》学术史状况。而今这部《学术史》，则以贯通的、全景的方式向学界展示出这一历程。

《学术史》包括五章和余论共六部分。首章“横空出世：《史通》的编纂及其思想价值”，简要介绍刘知幾编纂《史通》的过程、撰述宗旨、历史思想、史学思想与价值，既为其后各章的论述确立基础，也能使非专业读者对该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章至第五章，以时间为序，分别梳理和讨论唐宋元、明朝、清朝直至近代的《史通》研究状况，准确地把握《史通》学术随时代环境和学术思潮变化而显示的阶段性特征。唐宋元时期的研究特征为“暗度陈仓”。《史通》“被大张旗鼓地直接点名批评和贬斥，以致公开的肯定和褒扬不占学界主流，这使唐宋元时期的《史通》学术，较多地呈现出‘阴用其言而显訾其书’”的特色。明代的研究特点为“大张其军”。陆深翻刻《史通》为其盛行奠定基础，使其彻底摆脱了在明代前期不绝如缕的传布境况，促成明代《史通》研究的热潮，出现了郭孔延、李维桢等研究名家。清代的特征为“纵深拓展”。在官方，《史通》于明史修撰中扮演了理论指导的角色。在私家，对《史通》的校勘、注释、评论、引证等层出不绝，加上考据之学兴起，其学术水平明显超越前代，在整体上显示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近代阶段的特征是“旧貌新颜”。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学界开始以近代史学理论研究这部传统的著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史通》研究更是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余论部分，除梳理各时期《史通》研究的线索、特征之外，又从“具体观点”和“宏观意涵”两个层面，论述了《史通》对当前学界与社会的意义。这是全书内容的总结与升华，既具体而微，又高屋建瓴，体现出作者对《史通》研究的深入思考。

这种全面、系统的特征在各章内容安排上也有明显体现。在每章开始部分，作者先写有简明扼要的导语。接下来分专题梳理各时期《史通》学术概况，如清代部分包括“对刘知幾和《史通》的总体认识与评价”“对《史通》思想观点的接受与发挥”“引用《史通》的观点论说来作为自己的立论”“对《史通》思想观点的运用”“对《史通》思想观点的辩难与发展”“对《史通》思想观点的批评”“梳理总结《史通》对后世的影响”等七个专题。接下来，选取该时期《史通》影响下的重要学术事件、关键学者、学术领域等进行重点解析，如清朝时期，作者选取了“明史纂修中的《史通》元素”“浦起龙对《史通》体系与思想的认知”“章学诚对《史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清代对史才三长论的运用与探讨”等四个专题深入讨论。概述部分提纲挈领，便于读者从整体上了解《史通》研究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专题部分集中突破，便于读者把握该时期《史通》研究的核心与精髓。

第二，对待史料态度严谨，史料搜集全面，考辨精审，是《学术史》又一值得关注的亮点。梁启超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各种类型的史书撰述均是如此。就《学术史》最后所列参考文献来看，多达270种，古代、近现代齐具，甚至还有学界很少关注的论著，只要是与《史通》研究相关，作者都有参考借鉴。但作者参阅论著的数量应当远不止此。作为《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的一种，因其“学术著作，大众阅读”的撰写要求，对众多的参阅论著，作者没有能够在书中展示。如第三章第四节第一目“以史才三长论为史家标准来衡评他人和要求自身”的内容，作者共参阅李善长、商辂、丘濬、李梦阳、陈昌积、陈文烛、李维桢、丁奉、顾起元、黄汝亨、董其昌、沈国元、蒋之翘、倪元璐、邵经邦、张时泰、杨孟瑛、陈建、黄洪宪、朱国祯、高汝栻等二十余位人物的论著，但列在“参考文献”中的仅有李善长、李维桢等区区五位而已。而且，部分学者并没有成部帙的著作传世，仅有零散的篇章，或者是经其他学者辗转引用的只言片语流传下来。此类文献获取难度极大，但《学术史》亦多有引证，作者的踏实勤奋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史》不仅史料搜集全面，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也非常值得称道。在此选取一例加以说明。《论刘知幾的历史学》是翦伯赞在1945年9月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久与《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等文章合成《史料与史学》一书，1945年和1946年由独立出版社、国际文化服务社等出版。后又经翦伯赞助手张传玺整理，列为《大家小书》丛书的一种。此后北京出版社（2005、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等又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翦伯赞全集》第三卷以及《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也都收录该文。其中有一段文字：“吾人读刘知幾书，而知其兼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怏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幾为然耶？”这段文字，各版本均相同，但《学术史》发现并纠正了其中一处文字的错误。刘知幾在《史通·自叙》中说：“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毫无疑问，翦先生文中“任道其职”当为“任当其职”之误，这不但可以通过查对《史通》原文而知悉，而且“道”字在其中也无法通解语意，另外《史通》自身的骈体文书写方式也不可能出现“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这样的文字表述。自该文民国间初刊、该书民国间初版，至新中国后屡次再版，均沿袭这一错误，直到《学术史》面世才将其纠正过来。人们可能会以为，一字之差，无伤大雅。但对史学研究来说，非谨慎如此，则不足以保证史料的准确性。在某些情况下，一字之差可能导致该句或前后多句无法理解（上例即如此），或者文义发生变化乃至完全相反。鲁鱼亥豕的旧事，是严谨的史学研究者必须避免的。一叶可以知秋，有此例证，作者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无须再多列述了。

在史料的解析方面，《学术史》也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功力。作为一部元典学术史，其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是探讨元典的思想观点等对后世的影响。但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即针对同一史学问题，后世某位学者提出了与刘知幾大致相同的观点，或者刘知幾的观点处于较低层次，而后世学者的观点处于较高层次，是不是就可以判定这位后世学者必然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呢？如果不能得到肯定的答案，那么这位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就不宜列入书中。作者对这一点显然有明确的认识。在作者看来：后人有类似观点，不一定就是继承了刘知幾，也可能是继承了别人，或是这位后人自己独立提出。因为刘知幾的观点、思想也不全是他自己独立提出的，他也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如此，他的思想、观点可能来自更早的前人，而后人也就可能不是继承了刘知幾，而是更早的前人。如果要论定后人一定是继承了刘知幾，那就必须先做到两点。第一，这位后人看过刘知幾的书，知道刘知幾有过这样的论述。第二，在刘知幾之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这样的思想或论述，也就是从刘知幾个人和他之前来说，刘知幾是唯一可以被继承的人；在这位后人之前，除了刘知幾，没有任何人提出这样的思想或表述，也就是从刘知幾之后和这位后人之前来说，刘知幾是唯一可以被继承的人。如果不能论定这两点，就不能直接说这位后人一定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而这两点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点，即刘知幾作为该思想或论述的提出者和拥有者的唯一性。只有在确保该思想或论述仅为刘知幾一人所有的前提下，才可以说一定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了别人的影响。特别是当这位后人与刘知幾之间的时间间隔很长时，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在这段时间间隔中，思想、学术也是在发展之中的，难保没有别的学者提出相似观点，这就很难说这位后人到底是受了刘知幾的影响，还是受了别的学者的影响，抑或这位后人自己独立提出。所以，如果不能论定刘知幾作为该思想或论述的提出者和拥有者的唯一性，那就不能直接说后人一定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幾是否影响了后人，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其结果存在或然性，绝非不证自明。

《学术史》在谈到相关问题时，都根据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例如在讨论《史通》对清代汤斌的影响时，作者说：“那么，汤斌见过《史通》吗？如果他见过，上面的对比论述就是可行而且可信的。如果没有见过，则上面的对比论述更多的就是以思想观点相同来做推论，仅属于可行，而结论不一定可信。”接着作者列出三点证据：第一，“汤斌既说‘安能逭刘知幾之所短’，则他肯定是见到了《史通》”。第二，汤斌的《明史条例议》《本纪条例》与《史通》部分章节有相同的主题且有基本相似的表述。可见，汤斌不仅见过《史通》，而且是“非常熟悉《史通》一书的”。第三，“汤斌在史馆时，不满史馆工作拖拉无序的状态，但自己又无力回天，于是‘有感于刘知幾作《史通》’，精心撰写了《太祖本纪》。这又可见，《史通》在他心目中有着何等高大显要的位置”。由此三点，作者得出结论，“他以《史通》来指导自己的《明史》纂修工作，岂不宜也？”再如《明史》馆史官朱彝尊上史馆总裁的七封书信，其第一书、第三书强调体例在撰史工作中的先导地位：“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史事可无纰谬”，“凡例既立，然后纪、传、表、志相符……是史家之遗法。”作者指出，“（朱彝尊）所谓‘史家之遗法’，当然是指刘知幾”。因为《史通·序例》中云：“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在刘知幾之前，虽已有人谈及体例问题，但将体例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的地位，刘知幾则具有“唯一性”。至于论证确定凡例与撰写纪、传之间的关系，朱彝尊更是直接化用了《史通》的文字。对于朱氏其他五封书信，作者亦列有类似的证据。是则，朱彝尊“不但以《史通》的思想为论说的依据，而且更是在《史通》的指引下开展其修书工作的，可谓清初《史通》理论的忠实执行者”（第249页）。这些分析，逻辑严密，合情入理，其结论当然也是无懈可击的。类似的分析，在该著中还有很多，读者阅读自有体会。

第三，《学术史》更加值得关注的亮点是其在各方面所体现出的新意。新意之一，是该书首次把《史通》学术“点”状的、断代的研究，连缀扩展为贯通古今的《史通》学术史，并且准确地揭示出其发展线索和不同阶段的特征。这一点前文已经有所说明，这里要强调的是该书出版所具有的示范意义。刘知幾与《史通》之外，中国史学史上还曾涌现过难以数计的史学名家和名著。历代学人对这些名家、名著持续不断地接受、阐释、发挥，或者是质疑、辩难、提升，从而在客观上形成该名家、名著研究的学术史。对这一研究历程进行梳理、探讨，既拓宽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撰成了各种小型的学术通史专著。虽不及大型的、综合性的学术通史恢弘博大，但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名家、名著的理解和认识更为深入具体，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细微而深刻地体察随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学术思潮，同时又可为大型学术通史的编纂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意义绝对不容小觑。另外，相对于综合性研究，小型学术通史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一位名家或是一种著作，资料搜集难度相对较小，研究内容也相对较易把握，对学术修养还不够深厚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易于切入的学术训练方式。而且这种窄而深的研究，也可能更容易形成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大路货。因此，名家名著学术史的研究确实值得大力推广。而《学术史》在研究内容、方法、体系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当然，不仅史学领域，在其他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推广，也同样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新意之二，是《学术史》挖掘出很多学界关注较少、甚至完全忽略的内容，从而大大丰富了《史通》学术史的内容。例如，郭孔延、李维桢都是明代《史通》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当前大多仅在论著中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学术史》通过深入的挖掘，从对《史通》的总体认识与评价、对《史通》思想观点的赞同与称扬、对《史通》思想偏颇的批评、对《史通》后世影响的梳理等不同侧面展示其学术成就，大大丰富了学界对两位学者学术贡献的认识。再如，明朝对“史才三长”的探讨，因为涉及学者众多且资料分散，向来不为学界关注。《学术史》爬梳剔抉，从三十多位学者的论著中选取史料，将其内容、成就予以清晰地展示，这是学界首次对这一问题开展的系统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史通》研究中的空白。如果说作者此前的《清前〈史通〉学研究》对此已有阐述，《学术史》仅是删要凝练，不能表示作者的新贡献，则我们只要对比分析目录章节页码即可知，《学术史》的内容重心是在清代以来。全书之中，清代之前的《史通》学术史内容占了160页，而清代至民国时期占了248页，显然，作者既是在为自己此前的《清前〈史通〉学研究》向下补续，以便一定程度地形成对《史通》学术史的完整研究，更是在为学界奉献新的研究成果。

清代的《史通》学研究，目前已有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但对比可见，《学术史》无论在内容的全面性和分析的深入程度上，都要略胜一筹。像“浦起龙对《史通》体系与思想的认知”部分，作者对浦氏分析《史通》撰写的原因问题所做的讨论是学界以前所没有的。在“章学诚对《史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部分，作者采取了与书中其他各节完全不同的写法。其他各节都是作者独立进行自己的研究探讨，这一节鉴于学界“已有比较丰厚的研究成果”，于是作者“就以汇集众说的形式”，揭示章学诚对《史通》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第291页），这在写作方法上显示出作者灵活机动、不拘一格的特色，显示出作者善于将多种研究方法融冶于一炉并娴熟运用的深厚底蕴。而作者在引述学界已有观点来梳理论题时，又有自己的深入评析，其中特别关注章学诚是否必然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的问题，从而对学界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此足见作者对论题把握的精准到位和求真求实的研究态度。近代的《史通》学，学界虽已有所探讨，但多为零散短篇，至于资料丰富、内容全面、论点深刻，且有条理、有系统的梳理研究，则非此《学术史》莫属。其中“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史通》研究”集中讨论了翦伯赞和华岗对《史通》研究的贡献，指出翦伯赞的研究更具有开创意义：“为《史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规划了新的指导思想，代表了20世纪上半期《史通》研究的新进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向。此后，学者们纷纷以唯物史观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史通》，可以说无一不是在继承着他的业绩。”（第449页）而“华岗对《史通》的剖析”一节，则为学界从未有过任何讨论的内容，作者首先指出：“与翦伯赞不同的是，华岗没有对《史通》进行专题研究，他只是在宏观探讨中国历史学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对《史通》进行了概论性剖析。但与翦伯赞相同的是，他的剖析同样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就继翦伯赞之后，再一次吹响了以唯物史观研究《史通》的号角。”（第450页）这就既对二人的研究做了准确区分，也对二人的相同贡献进行了总结。接着对华岗基于唯物史观而对《史通》做出的论述和思考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指出：“无论是就历史学的整体发展还是就《史通》研究来说，（华岗）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对于学术界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史通》，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第454页）这就清晰地告诉读者，在民国时期，以唯物史观研究《史通》并非仅是翦伯赞一人所进行的具体的专题研究，在宏观探讨中国历史学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也已经开始了对《史通》进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考察和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学界并不占主流，却代表和预示了《史通》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第443页）。

新意之三，是该书提出很多全新的观点与见解。作者对《史通》学术史的研究，完全秉持鉴空衡平的客观态度。对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明确肯定，亦如实指出其失误，并不因为其较高的学术地位而随声附和。例如张舜徽作为近现代学术界很有影响力的文献学家、史学家，其对《史通》的研究当然是非常深入的，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学术史》多次指出其评论的不当之处。如称张先生“确实提示了《史通》讲论断限之义的一个弊病，但是张先生此处所论也有一些不妥之处”，接下来提出三点逐一阐述。再如指出张先生对《史通·书志》的理解有偏差之处，“张先生把《史通》此处的思想正好理解反了，以致进行了错误的批评”。认为张先生对《史通·疑古》的把握不够全面，《史通》“书中虽有思想偏谬之处，但此处所言则并不疏误，相反张先生此处所言，倒是对《史通》的错误批评”。对另一位史学名家朱希祖，作者同样指出其不少研究有不妥之处。（第423、426、432页）。这些论述，均能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正是因为作者完全遵从“不虚美、不隐恶”，“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客观态度，才使本书能够在多方面提出全新的观点与见解。

新观点、新见解在《学术史》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也有作者对于宏观层面的把握，其中后者更能体现作者思考的深入。在具体问题上，如作者对部分学者学术地位的判断：“郭孔延以‘子玄忠臣’的态度，完成并刊刻《史通评释》修订本。这是自《史通》问世之后，第一部为其全书做注释、评论和文字校勘三种研究工作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学术态度而非以卫道态度对《史通》全书展开评论的著作，对后人全面解读、认识、评价和研究《史通》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第151页）再如作者对浦起龙《史通通释》的评价：“虽有一些疏误、错误和论证不足之处，但正确可从、可资借鉴者显然占了绝大多数，从而以其公正而准确的分析评论，成为中国古代《史通》研究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成为《史通》学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第290页）类似的定性评价，均发前人所未发，对我们准确理解那些学者的贡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宏观层面，作者分别用“暗度陈仓”“大张其军”“纵深拓展”“旧貌新颜”等词语，准确揭示了《史通》学术史的阶段性特征，既生动形象，又符合历史事实。而在全书最后的“余论”中，作者又跳出之前各章节的纯学术范围，从国家、社会和人生的层面探讨《史通》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史通》“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提醒我们“切实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从各个方面重视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工作”，这是关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人生态度上，刘知幾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学术品格和真诚坦荡、耿介孤高的个人品格，既造就了他非凡的学术成就，也带来了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对此我们“也就不能不思考：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人，身处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之中，应不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格，应不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思维方式层面上，“提醒和促使我们思考问题更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在思维缜密、准确把握、考虑周全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个人成长层面上，“天资难以尽凭，而人工不可不力。古今绩学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勤奋才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职业操守层面上，刘知幾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命感，启发我们切实反思如何推动史学健康发展，史学对国家、社会、人生到底有什么作用。（第477-480页）作者致力于学术探讨，但绝不囿于学术，而是立足历史，着眼现实，理解过去，透视现在。笔者以为，这或许是《学术史》全书的立意本旨所在，是作者作为一名有思考力的学者的现实观照所在。

总体看来，《学术史》对学术界贡献良多。但也稍有不足，在此提出，以备作者参考。例如，既然称为“《史通》学术史”，那么自《史通》问世以来直至当前的研究都应该包含在内，而本书的断限截止在1949年，读来难免有意犹未尽之感。当然，这或许是作者个人时间安排暂未及此，也或许是该书所属《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的体例要求如此，抑或是有其他原因或考虑。但作为读者，还是希望作者能尽快补充这一部分内容，使之成为一部首尾完具的学术史，以弥补读者遗憾。此外，书中亦偶有一些不够规范之处。如参考文献之中，间有序号重复，或与其他各条格式不一者（如参考文献第16条），而且文献的排序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则，不知是作者原稿如此，还是出版过程中后期加工所致。另外文字上，如“爱之深而意之切”，或为“爱之深而责之切”之误（第441页）。此类白璧微瑕，既属难免，也瑕不掩瑜，《学术史》对《史通》研究乃至于整个史学史学科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

在《清前〈史通〉学研究》一书的序言中，乔治忠先生言道：“自盛唐《史通》面世，历代之评议、研习状况，学界虽有所言而言之甚略，且讹传累累漫无统系，不为之详尽梳理，《史通》之学终难言成立。惟嘉川君深解此道，于是爬梳旧籍，参核辨析，撰成本书，郁郁乎！曰刘知幾之功臣、曰‘《史通》学’由此而成形，均不为过也。”《学术史》在作者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再将其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清代和近代，无疑又把“《史通》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回想当年，《史通》刚刚面世，刘知幾即忧心忡忡地表示：“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事实上，后世非但没有忘记《史通》，反而不断地研习阐发，其学术影响也愈加广泛、深刻。如此辉煌的传承历史，已足以抚慰这位史界先贤的忧思。而《学术史》又通过深入的分析，将这连绵不绝的历程予以全面、系统的呈现，最终推动《史通》研究成为专门之学。连《史通》能否传世都极其担心的刘知幾，恐怕更想不到，自己竟能于千载之后得一知己，则此位史界巨子当含笑于九泉矣！

原文载《理论与史学》第十一辑，注释从略，转引请参原文。

采编：韩尚羽

审核：胡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