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一个非著名作家得了句子病 | 二湘空间

作者：老那，本名董志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生死海关》《面朝大海》《城市蜿蜒》《九龙破》《三元里》，小说集《百事可乐》。

有能力的写作者

讨论这个问题有些多余，好在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毫无疑问，我要讲的就是有能力的写作者，包括本书的作者和书中众多主人公的若干原型。本书作者范伟，非著名演员，非著名作家，1988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这里特别点明年代和院系是有意义的，那时作家还受人尊重，北大中文系还能招到状元。但已有聪明人看清了这个年代的黄昏和中文系的没落，转投法律、经济、金融，甚至国际政治。一九八O年代行将过半，但个别老师依然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们这些怀揣作家梦的各省状元、榜眼、探花，入学见面会上就面对打击，有老师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好在这是一个众声喧哗且让后人不时要瞻仰一下的年代，没人把此人的狗屁话当真。正如《走起书》书中人物“杜克”所言，不能因为你丫说了几句，我就泄气。讽刺的是，两年后北大就招了一个作家班，把全国没有文凭的牛逼作家招来跟我们同学。那些有能力的写作者从来就没停止过在燕园兴风作浪，北大有五四文学社，中文系有《启明星》作者群。比较蹊跷的是，当年在校园特别活跃的那些人——当然也是有能力的写作者，似乎早具慧眼，看到了文学的穷途末路，毅然转向，另谋出路，我当年看好的两个有能力的写作者，一个成了老编辑，一个成了老股神。这些老掉牙的文学故纸堆当然地被扫进了本书的垃圾桶里。

逯水枝问宁大为，为什么在最近几期《废稿》里没有看见他的文章，宁大为说：“我的文章全都烂在肚子里了，根本不值得写出来。”

朱涵说宁大为：“我讨厌你这种滑头话，如果你对眼前的生活不满意，就应该自己虚构一个，创造一个。”

宁大为笑道：“我哪有那本事，我这号人，隔三差五喝个醉，不给党和政府添乱，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随后端起酒杯，“来来来，谁跟我喝一个。”

朱涵笑：“我跟你喝。你这人，只要跟你说一句正经话，就赶紧拿酒盖脸。”

郝春阳酒喝得有点猛，一直垂着眼皮喘粗气，这会儿突然睁开眼说朱涵：“朱涵，别人允许你干事，你也得允许别人不干事。我觉得你就是个女独裁者，你要是上了台，比谁都坏。”

朱涵忍不住大笑：“呸，你才上台呢！”

王朴举起酒杯招呼大伙干杯：“得了，都别做梦了，在座的谁也上不了台，想都甭想！”

“上台”和“当作家”，都成了骂人的话，写小说就是没能耐的标签。如今回想起来，来自石家庄的燕赵三杰——刀尔登、缪哲和范伟极少出现在燕园的文学现场。本书中提到的何骚骚据说从未出现过。

我突然想起了P大中文系师兄何骚骚，忍不住笑了起来。何骚骚要是听到我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一定会笑掉大牙。这个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大名士，如今已经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绰号也从“何骚骚”变成了“何现场”——这个近年来一直呼唤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一定要抵达“文学现场”的家伙，这辈子从来也没有抵达过文学现场，只抵达过各种各样的文学会场和文学酒场。

可悲的是，上述引文并非专指何骚骚，在这个“钱先生时代”，“跑奖”的时代，“小圈子”的时代，“朝中有人”的时代，谁又能真正抵达文学现场呢。

说回本书作者。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写作者，范伟发表的作品实在不足观。

处女作《恶蟒谷》1990年发表于《河北文学》某期。

短篇小说《孤灯棋局》1991年发表于《天津文学》第10期。

中篇小说《走起书》2022年发表于《花城》第1期。

中篇小说《战牧野》2024年发表于《莽原》第3期。

长篇小说《我的倒儿爷生涯》2000年10月出版，中国科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走起书》2025年6月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话剧《反串》2015起连续三年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

话剧《圆明园》2016年获得曹禺杯优秀奖（未上演）。

此君日常写剧本谋生，合编电视剧若干。1990年发表处女作，也是个不成器的资深老作家了。一叹。

不难看出，从2000年起，范伟就不在文学现场，也不在文学会场和文学酒场，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为生计奔忙，字儿没少写，都是电视垃圾。江郎才尽不是传统，范伟偶一出手，就是精品，他要不是迫于生计，哪怕像某些人一样硬写下来，上面的创作年谱就不至于一眼看光。

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

说到本书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主人公方小明打着寻人的名义到处漂泊的个人史。作者故弄玄虚，搞了个编者按，好像这书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难看出，方小明流浪的地方与作者的过往是高度契合的，半生漂泊，疯疯癫癫，下过海南、闯过莫斯科，做过北漂，说它是作者的自传也不过分，只是生活的丰富程序和细节实在难分伯仲。方小明和方小亮是对孖宝，一个在P大，一个在T大，隔一条马路，互为镜鉴。在父母、同学和熟人眼里，方小亮永远是值得骄傲的那一个，方小明自然是他的反面。这两个活宝，作者一再声称是虚构的，但显然有生活的原型。当年的老同学里，不乏这样的兄弟。本书的几个主人公郝春阳、艾勇，高众兄弟的原型，甚至作者本人，都是哥俩，都有其不堪言说处。这种现象相信大家早已见多不怪，其中的人生意义和社会学现象我也不想讨论，奇怪的是身处P大的那一个，多是“废物”，倒是值得好好研究。

“走起”的书名，“走起”的行动，缘于毕业时在P大图书馆草坪上唱了一夜歌，喝了一夜酒，大家都穿着钱晨曦用毛笔大书了“走起”两个字的体恤衫，四川人钱晨曦本意是要鼓动同学们大胆行动勇往直前，而已经肄业的方小明奉父母之命即将踏上寻找弟弟方小亮的征程。方小明因弟弟失踪而荒废了学业（不妨视为托词），也因为弟弟的失踪而找到了“走起”的方向（也不妨视为托词）。有用的弟弟从小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方向在哪里，他一往无前，做自己该做的事，甚至不屑于跟亲人打招呼，也不记得“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而“废物”的哥哥则经常找不到方向，而且必须尽可挨近父母身边以便随时听命，尽责尽孝。

弟弟的失踪让方小明终于可以远离父母，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的海南之行是以愉悦开头的。由于钱晨曦正在海南的官僚体制内打基础，方小明刚到海南的日子得以衣食无忧，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体制的优越性。然而好景不长，作为同学们的带头大哥，钱晨曦怎么可能把自己困在荒岛上，不久就设法把自己调走了。这是钱晨曦的宿命，也是作者的结构安排。

把方小明放到海南，当然要跟那些到特区闯世界的牛鬼蛇神打交道，作为一个无文凭而有能力写作者，他能做的自然是为书商掌控，编一些无用的书。那些年书商是用麻袋装钱的，赚了第一桶金就开始买地买房买股票，或者进军实业，成为时代的弄潮人。方小明得风气之先，却注定了只能混个吃喝。所谓寻找弟弟，这时已沦为落魄和远离父母的借口，证据是他还能跟陶红谈恋爱，过起了有一天是一天的男女生活。

陶红是多么精明的女人啊，她轻易就看穿了身边这个男人的底细，理智地攀上了潮流的大船，撇下方小明在浊世沉浮，顺便馈赠他一顶“欺骗感情”的桂冠。好在他还有底线，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黄赌毒不沾，擦边球少打，在那个特殊时代，抱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加上堪忧的“情商”，好事轮不上，坏事逃不掉，所以他在海南的结局只能是落荒而逃。海南不过是到此一游，特区的发展、沉沦，乃至日常，都跟他无关。他也成为那波人中的芸芸众生，泥沙俱下，泯然不知所终。

接下来是千年商都广州，同样是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大城市，方小明在这里自然如鱼得水。作者安排了两个大学同学与他交集，一个是在海关工作的董大宽，一个是开广告公司的高众。众所周知，当时最好的机关是海关，最赚钱的职业是卖广告。很可惜，这两个得风气之先的弄潮儿最终也给白头浪吞没了。高众因哥哥执意要搞实业而破产，董大宽后来还要靠与方小明合作写剧本养家。方小明靠两个同学的荫蔽得以安居，一边寻找方小亮一边与某高校在校生张英楠谈情说爱。这场所谓的恋爱没什么可说道的，张英楠要找一个躲避舍友迫害的居所，方小明需要体验一场校园里缺失的恋爱故事，这两个人畜无害的人虽然走到了一起，却注定要各自东西。因为高众的破产，生活无着的方小明得以进入某水资公司，完成了一次远赴南海宣示主权的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

一想到可以到大海中展开新的寻找和游荡，我立刻激动起来，觉得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我问高众去不去应聘，高众告诉我，他打算年底迁居四川，离开广州这块伤心之地，回老家赡养年迈的父母。

作者一口气把方小明塞进了“神龙号”远洋船，劈波斩浪，日行千里，最终到达并受困于“未名礁”。因为他的“神”全在海上，在寻找方小亮的征程里，他在船上表现得像个老水手，比谁都能经得起风浪，经得起饥饿，经得起非人折磨。最终终死里逃生，从那个“无穷大的热水泡”里活着回来，船长符尊虎亲切地叫他兄弟，让他感觉这艘庄严无比的舰艇是他的蘧庐，是他即将永远失去的家。经此一役，方小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本来可以在水资公司扎根，像董大宽一样在大广州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可他拿了几个月的工资和双倍奖金（当时也是一笔巨款，如果拿来炒楼炒股自然可以发达）就再也不去上班了。

南海之行是书中的另类结构，与个人经验和时代洪流不太相干。它是少数专业人士的工作，是作者电视剧生涯里一个小插曲，硬放到方小明寻找弟弟的旅程里，显然有违寻人的常识。不过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象征，告诉那些在文学会场和文学酒场的人，山河无恙是有人在无私地付出。

接下来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拾《我的倒儿爷生涯》之牙慧，不谈也罢。至于北漂的日子，那是作者和方小明的宿命，躲不开，赖不掉。作者花了大力气来写，我也要费些口水来说。

毫无疑问，方小明这帮人是北漂的老祖宗。钱晨曦逃离海南，留京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已回老家发展，后来成了地方大员，他算是第一个短时的北漂。接着是方小明，然后跑回来的大都是体制外的老傻瓜，费罗、朱涵夫妇从成都，杜克从郑州，袁军从石家庄，虽然情况各有不同，却全都不约而同做了北漂，过上了鸡飞狗跳的动荡生活。杜克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展示自己以“110”打头的身份证号码，好让人相信他原本就是一个资深北京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北漂。

方小明赖以谋生的手段就是码字。按杜克的说法，与其说这是谋生，不如说是给自己送终。所以方小明不得不做起兼职，给某个要人圈子讲古诗词，因这个关系，又给一个贵族学校和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讲古诗词，他在这里找到了存在感和人生的价值，并得以换回蜗居的房租和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些无用的古诗词改变不了那些打工子弟的命运，也改变不了那个要人圈子，这就意味着方小明的教师生涯是不可持久的。纵观方小明的一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已然成为他活着的目标，他终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罗大众的代表，也活成了这本书得以出版的意义。

这些日子里，方小明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神秘的姜丽，一个是现实的大叶荷。作者给方小明安排这么两个女人，无非要是拓展方小明的生存边界。姜丽联系的是某个神秘的不便言说的特殊阶层，大叶荷联系的是老北京的底层百姓。这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润滑剂，是灰色人生的若干点缀，也是人之常情。在方小明心里，他跟自己的每一个女人都在恋爱，热爱，欲罢不能，唯有大叶荷是性，可悲的是，唯有大叶荷真心爱他，愿意伴他一生。

有必要提一下方小明北漂时身边的老同学老酒友老文友，这些人也是本书的众多主人公，他们跟方小明一起无限丰富了小说的现实生活，构成了时代潮流下的所谓“宏大叙事”。“象征迷”钱晨曦是官员代表，作为地方大员，他跟方小明交集不多，方小明的第一个女友陶红面临投资陷阱时，他帮忙过问过。他在主政的地方搞了一个诗词大会，似乎只是要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写作者，方小明及一众老同学作为嘉宾有幸参与。

他最终在“钱先生时代”沦陷了，这个多年来节节胜利、慨叹工作太忙、活得太累、责任太重的家伙，终于有时间体验宁静，有时间尝试他一直挂嘴边的禅修了。老同学马用，是电视台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成员，一度装成抑郁症患者，结果“心想事成”，不得不雇用方小明作伴，是文化圈的钱晨曦，最终跳楼身亡，不说也罢。必须说说《废稿》圈。这是以P大一群有能力的写作者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废物”圈子，是“废物”的大合集，是京城文化界或者说京城庸俗世界的一个另类存在。发起人为费罗、宁大为、艾勇，乔小春、袁军、郝春阳、张森等人，方小明和他的同班同学杜克、马用都是成员。方小明的稿子，大都登在这本同人杂志上，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废稿”。马用是“废稿”圈里屈指可数的成功人士，有一天聚会，他喝多了酒，突然没头没脑对方小明说：“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咱们都是废人，都是死魂灵。”

他妈的

对这个圈子，陶红的评价比较到位：“你们这些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长不大，永远生活在青年时期。以前都是学霸不假，现在也都是真正的老废物！还好意思自称什么艺术家！艺术家要靠作品、靠实力说话，不是靠吹牛皮！”“办《废稿》还算有自知之明，我看你们这些人就是一群毫无用处的废稿！”方小明在京参与的大多数聚会都是同人见面会，《废稿》的出版有个原则，每一期《废稿》必须有每一个原始发起人的稿子，哪怕那个人的稿子只有一个字，一个标点。在张森看来，聚齐原始发起人的稿子是个原则，是当年定好了的，决不能违背，除非那个人死了，否则一个都不能少。方小明参加过两次在张森的农家大院的饭局，讨论要不要违反这个原则。这里有必要引用一段原文，给大家一个现场感。

费罗反对张森的原则：“如果某一个人一直拖着不交稿，《废稿》就不出了？你这是以原则面目出现的制度化暴力。”

“没有人说不交稿，人家暂时交不了稿肯定另有原因。”

宁大为也认为张森的原则是扯淡：“少废话，赶紧出，再不出就老了。”

“出了就不老了吗？”

“出完老了还有个念想。”

最后艾勇、张森、费罗几个人在折中意见上达成了一致：给尚未交稿的朋友一个最后期限。同时，张森也表示，鉴于这项决定与自己的理念有悖，又鉴于他认为这期稿子“缺乏真正的创新精神，已经有意无意堕落到了一向不齿的庸俗的边缘”，他要把自己的稿子撤回，不再参加这期《废稿》，或者说以拒绝的方式参加这期《废稿》。

作为思想随笔的小说

洪子诚老师在评论王安忆1990年代的两个短篇小说时对“作为思想随笔的小说”作了简单总结。一、重视叙述，将现代小说朝“讲故事”的方向靠拢，并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嵌入“真实”的人、事——生活和文本难以截然分判。二、赋予叙述以“无限”的权力，可以聚拢、处理所需的广泛信息，打破叙述的时空限制，让各种情景、材料处于对比、互否以至拆解的关系中，模糊虚构与写实的边界；“叙述”功能、权力的扩张，也为叙述人留出推论、阐释、评论的余地。三、重点不是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而是要对某个时代、某类人物进行概括。在这里，“纪实”展示了现实批评指向的犀利，“虚构”则是对“时代人格”思考的提升。

范伟这部长篇小说从文本看，有其独特的个性，与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都有显著的区别，他似乎把一生的个人经验和终生思考都强塞进了小说叙述里，暗中契合洪子诚老师对思想随笔小说的论述。本书既可视作主人公方小明的成长史，也可部分看成范伟的自传，其中的虚实相当不好分清。书中所谓的“废稿”圈与现实中的“手稿”圈也难分伯仲，那些对话、细节、饭局同时存在虚拟和真实世界里，如影随形，强大的“叙述”张力足以将写作过程中的一切障碍碾成齑粉。故事的起承转合、人物的命运发展、场景的转移、思想的跳跃全都无迹可寻，每一章都可能是结尾，每一段又可能是开头，只有“走起”是永恒的主题，永不停息。

四面八方都是道路，任何一个地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何去何从完全依靠冥冥中那个神奇的力量指引，它可能是父母的同一个梦，可能是某个主人公的一次谈话，也可能是姜丽的神秘失踪，也可能是陶红的借腹生子。我在阅读时曾经试图弄清作者的伎俩，后来发现是白费力气。“编者按”里已经告诉你，这是一个疯子的作品，他能以寻人为生，他有时以为失踪的是弟弟，转头又觉得失踪的应该是自己。他脑袋里装满了自己的、弟弟的、自己的那些女人的、自己的老同学的、自己的老熟人的各种过往、信息甚至思维，一时这个冒出来，一时那个冒出来，按下葫芦冒出瓢，永无止境，折磨得他毫无办法，只好像弟弟一样不知所终。走前他还知道把文稿留下来，交给可以信赖的人。

下面引用“句子病”的相关叙述，验证作者在“叙述”功能、权力扩张上的特点或毛病。

句子病的定义：

我得的是“句子病”，这是一种习而不察的心理疾病，一种语言上的过敏症，是变态词语在头脑中的过度淤积，是语言长期交流失效造成的心理变形和心理硬化。听我有些疑惑，师妹进一步解释说，其实这种病古已有之，差不多是和语言一起诞生的，只是之前没有明确定义和归类罢了。

竟然如此！词语一向是我生活中唯一坚实可靠的礁盘，现在居然早已坍塌，词语的血管早已发生了病变、堵塞，而我竟不自知——瘸腿师妹的话着实吓了我一跳。我这个糙人身体一向顽健，没想到竟得了这么一种细腻、隐秘的顽症，虽然不痛不痒，但这是要夺去我的饭碗呀！简直跟要了我的小命差不多！

我向师妹请教致病的原因、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师妹告诉我，“句子病”可说是一种原罪病、原债病或者基因病，对付这种成因不明的疑难杂症，临床上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忍着，慢慢康复，尽量远离过敏源。

马用的句子病：

我不由想到，莫非这就是瘸腿师妹说的“句子病”的极致特征、最后阶段？“句子病”的晚期？马用久处粥样硬化词语的中心，加上生性敏感，很难扛住不病。

方小明的句子病：

我感觉到我的“句子病”痊愈了。看着自己手下流淌出来的梦呓般的文字符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失去了存在感的傻瓜，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一粒满世界跳荡的动画豌豆——作为一个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受造之物，一个出生本身就给世界添了乱的昏昧、愚痴之物，走起、劳作、沉默和歌唱就是我的存在，像个半疯儿似的领受造物主的创造、化育和喜乐，就是我这颗小小豌豆存在的全部意义——也许造物主本人就是一个疯狂的、有待完善的字和豌豆，也许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混乱的、永远无法完善的句子和豌豆，谁又能说不是呢？——其实哪里有什么“句子病”？病的是我自己；其实哪里有什么“我自己”？有的只是一个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假我——说起来，“我”这辈子竟然从来没有为宇宙的完善冒过什么风险，从来没有为造物主的幸福和疯癫做出过一丁点儿贡献，从来没有为造物主撰写的剧本增添过一个字符、一个笔画乃至一个空格，真是可耻，真是羞死个人。

谁来拯救我们

说方小明是个疯子，并不意味作者神智不清，他显然还没有老糊涂。时隔二十二年后，在大好青春岁月都用来写“废稿”之后，非著名老作家范伟还能拿起笔，写下这洋洋三十万字的长篇，说明他还知道如何拯救自己。方小明一生糊涂，却在教育打工子弟的孩子们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拯救大叶荷的独生女儿时发现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才值得。这看似庸常的拙劣的情节安排可能成为某些人的笑点，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彰显出一个有能力的写作者的文学担当和良心，是作者为这本书和这个时代留下的一抹亮光。在毕业三十周年大聚会后，在小萝莉在视频里叫他“老爸”之后，在众声喧哗中，方小明听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那是一个缺笔字的声音，一个铜豌豆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我还有更多的路要走，还有更要紧的东西要去发现，去寻找。

范伟：燕园的黄金时代，我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