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徐庭瑶在台湾病逝，生前嘱咐：如有可能，把我的遗骨送回故乡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凌晨三点，台中下着冷雨。

徐华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张已经皱得不像样的纸条。

那是父亲徐庭瑶留给他们兄弟俩的最后一句话——“如有可能，把我的遗骨送回故乡。”那会儿谁也没说话。

医生写了一行字：“患者呼吸停止。

终年八十二岁。”

这事儿说起来，就从这条纸条说起吧。

很多人不知道徐庭瑶是谁。

退役后他没什么显赫的头衔，也不上报纸，更不爱抛头露面。

但要是往前翻几十年，这个人可是中国装甲兵的开路人之一。

早年北伐、抗战、抗日长城战役、再到撤退台湾，他几乎经历了整个近现代战争线。

可谁能想到，晚年的他，竟靠卖鸡蛋补贴家用。

他住在台中一栋老式小楼里，院子不大，靠墙搭了个木架，养着几只鸡。

有时候邻居会听见他跟鸡说话，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在念念有词地说：“你们可得多下一点，今天要交房租了。

那时候的他，已经卸了职，挂了个“战略顾问”的虚衔。

可是每周还坚持去装甲兵学校讲课。

穿一身旧西装，拎着布袋，挤公交上下班。

有一次他讲到长城抗战，讲到密云那条防线，声音突然压得很低：“尸体摞了一人高。”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没人敢出声。

那场仗他是主将之一，打得实在太苦了。

第二十五师、第二师换着上阵，阵地来回易手，士兵伤亡数字眼看着往上翻。

那是1933年初，长城战事刚打响。

日本人带着九五式轻型坦克压上来，中国守军几乎全是步兵，连一门像样的反坦克炮都没有。

徐庭瑶当时就说过一句话：“机械化不成，一切空谈。”这是他在行军帐篷里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

这话后来成了中国装甲兵建设的起点。

也正因为这句话，1949年，蒋介石点名把装甲兵司令部交给他。

他没推辞。

可两年后，他又主动交了辞呈，把指挥棒交给蒋纬国。

外界一阵议论，说他是不是被挤下去了。

他没多解释，只说：“枪杆子终归要交给姓蒋的。

这不是认输，是清醒。

他知道自己不是政治人。

说到底，他只管炮口

卸任以后，他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两个儿子一个读工程，一个学物理，都在美国。

学费贵，他就自己种菜，卖鸡蛋。

学生寄来300台币，他记得清清楚楚，写在账本上。

还叮嘱儿子：“这些钱要还，人情不能欠。”他是那种账目必须干净的人，连当初北伐的时候也是这样，弹药可以断，军饷必须发清。

其实他早年并不打算当一辈子军人。

他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和白崇禧、蔡廷锴是同一期。

那时候还年轻，打仗拼命冲在前面。

北伐的时候蒋介石问他要什么奖赏，他想都不想：“给弟兄换新步枪。”这人就是这样，直来直去，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1948年冬天，他偷偷回过一次安徽无为老家。

只待了三天，就绕道回南京。

谁都没想到，那竟然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家乡的土地上。

转年就随部队撤到台湾了。

那天晚上，他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灯火一点点沉进夜里。

没人敢跟他说话。

他连那本随身带的《孙子兵法》都没翻。

好像整个人一下子被抽空了。

刚到台湾那几年日子特别难。

兵营没枪没油，坦克放久了都锈了。

他一边指挥维修，一边写下厚厚一摞保养手册。

有一页连螺丝的扭矩标准都标得清清楚楚。

说到底，他是个极度严谨的人，哪怕是在最艰难的环境里。

可那些年，他也看明白了。

大局已定，自己能做的就是把手上的事做好。

政治的事，能避就避。

到了七十年代，他身体越来越差，思乡的念头却越来越强。

还常常给老友陈昌浩写信，有一次在信里写了一句：“观日月之行，若白驹过隙。”那年秋天，他对儿子说：“你们终归能回去。

我这把骨头，能不能回去听天由命。”

1974年12月16日那天凌晨，他安静地走了。

消息传回无为，乡里人都说：“老徐终究没能落叶归根。

可这事儿没就这么完。

二十多年后，他两个儿子带着自筹资金回到无为。

他们和戴安澜的后人一起成立了教育基金。

首批拨款18万元，全都用来资助小学。

他们说：“父亲当过小学教员。

他说，基础不牢，未来难立。”

基金会一直在运行。

不大，但从没断过。

徐庭瑶的遗骨今天还在阳明山。

但他的学生、他的后人、他的乡亲，都记得他在病床上的那句话：“乡里学堂缺钱，你们要管。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讲过“炮口”这个词了。

• 参考资料：
• 朱鸿召，《中国装甲兵史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
• 罗平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5卷，中华书局，2007年。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档案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
• 徐庭瑶家属口述，《台湾老兵口述历史资料汇编》，台湾“国史馆”出版，1999年。
•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