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级调查能否破解营商环境“玻璃门” 评茅台镇8亿投资遭强管事件

商务新闻网时评 □李彬彬

当重庆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唐显策望着被仁怀市有关部门接管三年多的白酒废水处理厂大门时，这个总投资达8.2亿元的PPP项目，已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样板工程”沦为营商环境争议的“焦点案例”。9月25日，遵义市委、市政府宣布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提级调查，这一打破属地管辖的举措，不仅是对企业诉求的回应，更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中依法行政与市场化契约精神的深层博弈。

程序正义缺失：一份解约通知背后的法治拷问

事件的核心矛盾在于行政行为与合同约定、法律程序的三重背离。2017年仁怀市政府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时，合同明确约定了“90日宽限期”“足额补偿后终止”等解除合同的前置条件。但2022年6月10日，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在未履行通知义务、未给予补救机会、未支付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重大违约”的单方认定，便强行接管已通过环保验收的处理厂，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一条“不得违约毁约”的红线，也违背了行政行为应当遵循的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

更值得玩味的是后续司法程序的波折。仁怀市工业局虽以“五项重大违约”为由起诉，却在贵州省高院指令遵义中院审理后，因未预交案件受理费被按撤诉处理。这种“起诉又撤诉”的操作，不仅使企业陷入“赢了官司却拿不回资产”的困境，更暴露出基层执法部门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上的敷衍态度。根据2025年9月新修订的《仲裁法》第九条“仲裁依法独立进行”的原则，此类合同纠纷本应通过更具专业性的仲裁机制解决，但地方政府显然未能秉持“遇事找法”的治理思维。

提级调查的标本意义：超越个案的制度修复

遵义市委政法委的提级调查，在当前语境下具有三重突破性意义。首先，它打破了“属地管理”可能带来的调查壁垒，由市级政法机关牵头能够更中立地厘清权责关系，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其次，政法委的介入意味着调查将不仅限于合同纠纷本身，更会审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这对规范基层执法权具有警示作用。最后，此次提级调查释放出强烈信号——优化营商环境不是口号，对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零容忍”需要制度性保障。

但要实现从“个案纠错”到“制度防错”的跨越，调查需重点聚焦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所谓“重大违约”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为何在项目已通过环保验收后突然发难；二是强行接管三年间，项目运营维护的责任主体与费用承担如何界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浪费或利益输送；三是仁怀市工业局在司法程序中“撤诉”的真实原因，是否存在行政行为瑕疵需要掩盖。只有将这些问题查深查透，才能真正还企业公道，给市场信心。

营商环境建设：从“政策优惠”到“法治信仰”的转型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将“履行合同承诺”作为政府核心义务。但在茅台镇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部分基层政府仍停留在“重招商、轻履约”的旧思维中，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合同约定之上。这种做法的危害远超个案本身——它会形成“破窗效应”，让潜在投资者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对于PPP项目这类涉及长期合作的领域，法治是最好的“定心丸”。新修订的《仲裁法》强化了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和裁决的终局性，为解决政府与社会资本纠纷提供了专业路径。地方政府在引入社会资本时，不仅要算好“经济账”，更要守住“法治账”：既要在项目前期明确权责边界，更要在履约过程中恪守契约精神。任何以“公共利益”为名的违约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并给予足额补偿，这是市场化经济的底线要求，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编语：以调查公信力重塑市场信心

遵义市委政法委的提级调查如今承载着双重期待：既要给重庆泰克公司一个公正的结果，也要为全国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可复制的范本。调查结果不仅要公布“谁对谁错”，更要明确“如何整改”“怎样追责”，建立起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长效机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营商环境中的“玻璃门”“旋转门”问题，让企业家们敢投资、愿投资、稳投资。毕竟，一个地区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