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批捕了，后面一定判实刑？

作者：吴单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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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还是有不少当事人家属在咨询时提出这个疑问，然后急切地要求“一定要拿到取保”，因为取保了后面就“好办”了，起码不会判实刑。

对于这类请求，情感上表示理解，理性上也会引导家属们认清现实，摆正预期。

从客观数据来看，近五年的不捕率升中有降，捕后轻缓率处于低位。

根据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和《刑事检察白皮书》，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在2020年-2024年期间的不捕率分别是23.4%、31.2%、43.4%、40.7%、33.2%。

换言之，自2022年不捕率达到峰值后，近三年的不捕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诉前/审前羁押仍然是最常用的强制措施。

而在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后，2021年的捕后轻缓率（即批捕后轻判或适用缓刑的占比，不包括捕后不起诉、免罚和无罪）为8.1%，同比下降4.8%（后三年的数据未公开，估计维持在这个比例左右）。

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被批捕的当事人中，有91.9%最终被判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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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是早就进入“轻罪化”时代了吗？为什么不捕率和捕后轻缓率还是上不去？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公诉机关的考核指标导向。

“捕后轻缓率”是检察系统内部的一个关键考核指标，且要求该比率越低越好，这表明公诉人在刑事指控方面的工作精准、到位，也体现了当初批准逮捕决定的正确性；反之，如果被批捕的当事人最终被轻判甚至适用缓刑，就可能被视为指控工作不力、办案质量不高。

在这种考核指标的导向下，公诉人的办案逻辑必然带有强烈的入罪倾向，重实体而轻程序，甚至会更积极地推动案件往重判实刑的方向走。

二是“捕诉合一”模式的影响。

2018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普遍推行“捕诉合一”模式，即在同一个案件中，同一名检察官或办案小组既负责审查批准逮捕，也负责审查起诉。

虽然这一模式对公诉机关的办案效率有所提升，但对当事人诉讼利益的不利影响更大。道理很简单，谁也不愿意自己打脸。

在所谓的黄金37天内，对于认为要逮捕的当事人，公安机关得在30天内完成初步的侦查、取证、固证，并形成呈捕材料，而检察官则要综合考量呈捕材料和辩护意见，在短短7天内作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

要知道，批捕或不批捕，只是检察官的第一步工作，后续还需要负责审查是否予以起诉，一环扣一环，时间紧，责任重。

于是，在初期各项证据和情节不太明朗，社会危险性也不太好判断的情况下，出于稳妥起见，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当事人，一部分检察官会倾向于先批捕了再说，免得出问题。

但是，一旦批捕了，在捕后轻缓率等考核指标的压力下，后续的审查起诉环节就很可能出现“动作变形”，以维护之前批捕决定的立场和“正确性”。

原本应该就事论事、就案论案的，在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变成了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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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到案件本身，回到基本法理，批捕不等于一定判实刑，取保也不等于一定判缓刑。

批捕还是取保，事实证据是前提，可能的刑罚是基础，社会危险性是核心。而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往往重点审查当事人犯新罪、“搞”证人/被害人、“搞”证据的可能性。

缓刑还是实刑，最大的门槛是刑期在三年以下，此外还得考察涉案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社区调查意见等。

也就是说，可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都有不予批捕的可能性；刑期在三年以下但不满足其他缓刑要求的案件，也有可能判实刑。

所以，即便批捕了，如果最终刑期在三年以下，完全有可能争取适用缓刑；反之，即便三个阶段都是取保状态，如果不满足适用缓刑要求或最终刑期在三年以上，也可能判实刑。

总之，逮捕和取保，都属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开展的程序性措施，不等于实体上的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定性结果。换言之，捕或不捕，并非最终判实刑与否的决定因素，案件事实和当事人在案表现才是决定判罚结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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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当前环境下的不捕率和捕后轻缓率不高，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不少在批捕后最终判缓的案例：

（2020）津0104刑初767号一案，

2020年7月9日。被告人Z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T市公安局N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1日经N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公安机关执行。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Z某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被告人Z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并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且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赔的情节，均可酌情从轻从宽处罚。最终判L某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

（2017）闽0182刑初573号一案，

被告人M某以营利为目的，伙同他人在C市等地非法从事买卖外汇业务。M某使用多个银行帐户向客户结算买卖外汇业务款项，并按每买卖1万人民币等值外汇收取客户约10元人民币手续费的标准获利。至案发时，M某非法买卖外汇共计84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24万元）。

2017年2月22日，被告人M某被C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9日经F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F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M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M某归案后，如实供认了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且M某主动退出犯罪所得并缴纳罚金，故决定对M某予以适用缓刑，最终判M某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

（2019）皖0826刑初46号一案，

2018年5月10日，被告人C某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由S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15日经S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S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C某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鉴于C某在加入传销组织后，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且C某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自愿认罪，系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决定对其予以减轻处罚并依法适用缓刑，最终判C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2019）宁0323刑初162号一案，

2018年11月16日，被告人L某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Y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1日经Y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L某通过“云联惠”平台以消费返利为噱头，发展经营户成为“云联惠”联盟商家，通过经营户及个人采取拉人头、缴纳会费、积分返利等方式引诱他人加入会员，形成层级，并按照发展会员层级、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鉴于L某有自首情节，且在共同犯罪中仅其较小的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故判L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