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故事之一，就是从小城镇或村庄到大城市的移民。无论是从爱尔兰小镇去纽约，还是从中国乡村去上海，人们面临的内心挣扎是相通的。
见到科尔姆·托宾本人，很难将眼前这位精力旺盛、妙语连珠的“爱尔兰说书人”和他笔下那些沉默、克制、情感深埋于心的角色联系起来。
他已经年近七旬，眼珠是深邃的绿色，穿着一件亮蓝色的长袖T恤，一副可以从中间打开、挂在脖子上的眼镜是他独特的标志。
他语速极快，思维敏捷，完全不需要提前看采访提纲，抛出的回答时常引得全场大笑。听他讲话，像是在听一场精彩的脱口秀。
事实上，科尔姆·托宾是当今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他是布克奖的常客，三次入围最终短名单；凭借《布鲁克林》和《大师》等作品，他将科斯塔图书奖、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等一系列重磅奖项收入囊中；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布鲁克林》，一举入围了三项重磅奥斯卡提名。
他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其文字精准、冷静，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他的故事常常围绕着一群相似的人——离开封闭的小镇，来到纽约这样大都会的年轻人，在时代与命运的夹缝中寻找自我身份。
这不仅仅是关于“离乡”的故事，更是每一个离开“小镇”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内心困顿。
从布鲁克林到长岛
一部女性迁徙史诗
在电影《布鲁克林》的结尾，女主角爱丽丝·莱西告别故乡恩尼斯科西，也告别了一段短暂却刻骨的恋情，选择回到美国，回到她与丈夫托尼的生活中。
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意犹未尽。十五年后，托宾令人意外地推出了续作《长岛》，再次将读者的视线拉回到爱丽丝身上。
“我本身是很厌恶续集的，而且我很惭愧，我写了一部续集，”托宾坦诚地笑着说，“这完全在我自己的计划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人叫我来写。”
那么，是什么让他打破了自己的原则？答案颇具戏剧性。“15年之后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就击中了我，于是我就开始写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
这个“击中”他的想法，将爱丽丝的故事从1950年代的布鲁克林，推进到了1970年代的长岛。
当年二十多岁的爱尔兰少女，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典型的美国中年中产家庭主妇。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她带着孩子，时隔二十多年再次回到了故乡恩尼斯科西——那个在《布鲁克林》中她拼命想要逃离，却又魂牵梦绕的地方。
从布鲁克林到长岛，这个地理位置的变迁，本身就充满了象征意义。
“首先是纽约的上西区，然后搬到布鲁克林，再然后搬到了长岛。” 这不仅仅是爱尔兰移民的故事，也是意大利人以及许多其他族裔的故事。
人们离开拥挤的市中心，去郊区寻找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学校和一片可以装点花园的土地。这几乎是“美国梦”的一个缩影。
然而，对于爱丽丝而言，这个过程并非总是充满阳光。在长岛，她的生活围绕着丈夫、孩子和庞大的意大利姻亲家族展开。她看似融入了这里，却依然感觉自己是个外来者。
当一个携带着丈夫秘密的陌生人敲开她的家门时，她在长岛建立起的生活瞬间崩塌。这次回到爱尔兰，不再是《布鲁克林》中那个因为姐姐去世而短暂的返乡，而是一次主动的、带有某种决绝意味的“出走”。
托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变迁下个体的心理变化。
二十多年的岁月，足以让一个地方天翻地覆，也足以重塑一个人。再次回到故乡的爱丽丝，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羞涩、凡事需要别人指引的年轻女孩。
她变得更加独立，更有主见，也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里有她古板的母亲，有她曾经的恋人，还有那些窥探、议论的目光。故乡，既是疗伤的港湾，也成为了另一个围城。
这种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归乡村的经历，在当下的中国也普遍存在。
托宾认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故事之一，就是“从小城镇或村庄到大城市的移民”。无论是从爱尔兰小镇去纽约，还是从中国乡村去上海，人们面临的内心挣扎是相通的。
“你错过了什么？你注意到了哪些事情？这些都是值得探寻的，我认为这是21世纪伟大故事的一部分。”
离开故乡
才能更好地看清故乡
“乡愁”是托宾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他的处理方式并不滥情。
他更像一个冷静的解剖师，将这种复杂的情感细细剖开，展示其矛盾、模糊甚至荒诞的一面。
要理解他笔下的乡愁，最好的例子或许来自他自身的经历。
他在爱尔兰小镇恩尼斯科西长大，二十岁开始外出漂泊，读书、工作，早早就体验了四海为家的生活。
但是有段时间，他突然开始疯狂地思念爱尔兰。
“我会希望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能够吃上爱尔兰的食物，吃到爱尔兰的面包，喝到爱尔兰的茶，但其实我本身根本就并不喜欢爱尔兰的食物。” 他甚至开始想念那些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爱尔兰人，盼望能在新闻里听到那些“其实并不有趣的爱尔兰新闻”。
这种体验的奇妙之处在于，当他真的回到爱尔兰后，那份浓烈的思念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发现爱尔兰的圣诞节又湿又冷，远不如德克萨斯的温暖，于是他又“不知怎的又开始怀念德克萨斯”。
在托宾看来，“家”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种流动的、相对的精神状态。
“当你离开一个地方，回到那个地方，又离开你回去的那个地方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通常你都会发现自己被困囿于这种关于乡愁，关于家乡、关于怀念、关于爱等等复杂的无法说的清楚的这种感觉里面……我们确实总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想念的。”
作家刘亮程曾说：“我们都有一个土地上的家乡和心灵精神中的故乡。”对托宾而言，那个“心灵精神中的故乡”似乎只有在“远方”才能被清晰地感知。
一旦你真的回去了，你会发现故乡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你也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你。
在《布鲁克林》和《长岛》中，爱丽丝两次从美国回到故乡，最终又两次选择离开。
对第一次离开的她来说，布鲁克林是异乡，恩尼斯科西是家；而当她在长岛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再次回去，长岛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了她的“家”，恩尼斯科西反而带上了一丝“异乡”的色彩。
她在两个“家”之间徘徊、撕扯，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这种动态的、非单一的故乡观，或许更能反映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女性、静默与言语的房间
在托宾的“小说工具箱”里，有三样最趁手的工具：个人经验、想象力，以及从文学传统中汲取的养分。
而他最擅长运用的，或许就是将这三者结合，去描摹女性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从《大师》中的姐妹，到《诺拉·韦伯斯特》中的寡母，再到爱丽丝，他的主角常常是女性。
为什么偏爱写女性？这要追溯到他童年的家庭环境。
他回忆说，小时候在爱尔兰小镇的家里，楼上是属于母亲和姨妈、姑妈们的“女性天地”。她们聚在一起，家里就仿佛变成了“一个歌剧院或者是一场交响乐”。她们热烈地讨论着衣服、八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而楼下，则是父亲和叔叔们的“男性天地”，男人们坐在一起，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吐着烟圈，偶尔谈论一下球赛里一个无关紧要的进球，显得“实在是太无聊了”。
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女性的声音中蕴藏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小说家，他发现女性角色为他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作为一个小说家，你需要把你的人物放置在一些孤独的时刻，让他们在静默中存在，”他说，“你需要深入他们的内心，把这种寂寞给填充起来。”
在他看来，在那个年代，一个从爱尔兰去到纽约的年轻男性，可以去酒吧，可以去看球赛，街道是属于他的。但对于一个年轻女性来说，她的空间是受限的，她的主场更多是卧室、盥洗室等内部空间。
这种物理空间的限制，反而催生了更丰富的内心活动和自我意识，而这正是小说最擅长捕捉的东西。
爱丽丝虽然不像男性那样拥有广阔的外部自由，但她拥有“极度的智慧”，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感知世界，这让托宾能够更深入地写到她们的内心深处。
在《长岛》的结尾，爱丽丝再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托宾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之后发生了什么呢？”这是许多读者读完后会忍不住问的问题。这正是托宾想要达到的效果。
文学负责提出问题，但不负责解决问题。通过创造爱丽丝这样的意象，托宾探讨了移民、偏见、孤独与爱等宏大命题。
他认为，小说本身有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分裂的时代，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一些偏见，让我们去帮助一些外来者。
采访结束时，托宾起身与我们一一击掌告别，虽然年过70，却充满活力。这位总是在书中书写“沉默”与“失去”的作家，本人却充满了“在场”的能量。
或许对他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场场永不停止的“出走”。离开滔滔不绝的此地，去抵达一个感情上更加真实的彼岸。
最后，诚挚感谢此次支持托宾中国行的酒店朋友们
文化不是标签，是内心的热爱。
文、编辑：海带
摄影：思宇
©外滩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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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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