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赵立功/“幸福三部曲”： 乡土书写的一抹亮色

今年5月份，孙全鹏再次寄来他所著的小说新作：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文心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这已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小说作品和作品集了，前两本分别为202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年卷”）和2023年12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也都曾寄我。才刚40岁的一位85后，以当下的文坛标准，还应划属青年作家行列，即在小说领域有了这样结实的三部著作，以这样的创作实绩，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创作之路稳健而扎实。这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是他的创作迄今为止全都在小说领域耕耘，鲜见有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可谓用心专一，目标明确；二是他的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围绕一个叫做将军寺村的豫东南自然乡村展开叙事，这不仅是作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乡村生活记忆和经验，而且也是作者从创作伊始便着意打造的属于他个人的一个文学地标，显示出作者明确的文学经营意识。如今有了这三本小说作品（集）的出版，他所经营打造的将军寺村文学地标已初显根基。

读全鹏的小说，除有上述稳健而扎实的感觉外，我还感到他或许是那种有着时代自觉的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和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一些篇什，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都力图通过着意打造的文学地标将军寺村底层人物跨年代的叙事，再现或表现一种时代变迁。这无论是从其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跨越三十多年的叙事，通过个人生活和命运的变迁，表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豫东南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而也折射了整个社会三十多年的变迁看，还是从其短篇小说集里的一些作品如《你就这命》（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以较小的体量，企图吞下三十多年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看，都可以见出。这种时代自觉与他的文体自觉（包括语言风格和叙事风格以及长篇叙事中的形式求变）在他的写作中是并置的。

反映时代生活，表现时代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责任使命，在孙全鹏的小说中，即便不能跨年代地反映时代生活的变迁，他也把表现的内容更多地放在了过往时期而非当下，这是因为，他所积存的将军寺村的生活经验是属于既往二三十年的历史的，他把这些既往的生活用小说的文体现实主义地表现出来，也即把过去二三十年乡村生活的历史真实臻于原生态地保存了下来，接驳了今天的时代生活，从而保持了过往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连续性而不至于出现今昔的断裂或断层。这也应是其小说之于人们纪念过去和认识今天生活的写作价值和阅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全鹏在以他的写作为时代和社会努力尽着一份文学表现的责任和使命，他的写作因此是严肃的。

如前所述，底层书写是孙全鹏小说取材的一个特点，这被他的写作同乡也是文学前辈的作家墨白先生在为其小说《幸福的种子》所作的序言中准确地抓住并用以涵盖了全鹏目前小说的全部内容。但其小说的意涵却需要再辨别，关于底层书写，无可回避的是苦难，但在苦难面前人性的表现可以是黑暗、丑陋、愚昧，是恶；但也可以是明亮、美丽和智慧，是善。前者重在对生活和人性的开掘，后者重在对生活和人性的提升。全鹏的小说显然是后者，他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尽管都处在过去物质不发达岁月中生活的泥淖中，但所有的挣扎和努力都具有向上、向善的亮色，他的小说因人物的美好而表现出生活的美好。这在世相斑斓、文化多元而观念歧生的当下社会，在中国青年作家的当代书写中应是一种方向，应有一个位置，而且应是一个主要方向，应有一个主流位置。当然，这也并非拒绝对社会、生活和人性复杂性的表现，并非要求小说放弃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开掘而一味向甜味提纯。

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是可以放在一起相互参照阅读的。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里，我们看到了他对自己写入中短篇小说的在将军寺村早年生活的经验的揉碎重组，这种对于所积累的素材的反复变更使用，反映了其作为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无论怎样将记忆中的经验打碎重组，其作品和笔调的方向却总是一致的，即平和向善，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积极乐观，这或许就是年轻小说家的孙全鹏不同于他的同乡前辈墨白先生总以悲悯之心却又阴冷的调子写过去生活的不同的世界观或曰对人性和生活的总体认识。加之他的作品尤其是反映在长篇小说中叙事末尾现代化新农村的现实指归，更使其小说具备了当代社会主流语境下的文学入场身份。

在对孙全鹏小说做如上社会价值评判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其作品进行一番文学性审视。

如果说，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在力图表现时代生活变化上完成了一副完整的骨架，那么两部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和《幸福的花子》就为这付骨架配备了保证其具有了现实和艺术生命的一块块丰富的肌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三部作品（集）的结合为整体就能使其小说创作具备深刻反映时代生活变迁的史诗品格和意义，根本的缺陷还在于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中对生活的思考和人物形象的完成度还处于较低或模糊状态，虽然作者采用了颇有些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的出格手法，在一些章节的开头直接跳到小说的表面与读者对话，交代或探讨对人物命运走向的安排和小说故事的走向，从这一意义说，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写作实践勇气，也的确如作者的同乡前辈墨白先生在为这部小说所作的序言中肯定的那样，用以克服小说叙事松散的难度，起到结构故事的作用，但这一手法的运用因为此前此后对生活的深度思考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力度不够，在未能充分“催眠”读者的情况下，却硬要“唤醒”读者与他一起对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进行思考，共同参与对小说的建构，从而总体上不无一种不能有效或有机融入作品的略感稚嫩的“故作”之嫌。

这种审视，也涉及到对作者小说创作的文学经验来源的猜想，就其采取的上述颇具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的叙事手法看，我们无从判断是直接来自布氏理论的指引，还是来自于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中说书人在场化的继承和发展，抑或来自于西方小说的叙事启发。实际上即便西方现代小说受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理论的启发，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受启发的源头也还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而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趣味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艺术趣味又是处于一种东方民族系统内部的。这些自然距离此处要探讨的孙全鹏小说叙事艺术的营养来源稍远了些，但关于其小说中跳出情节叙述来到文本表面与读者直接说话的叙事手法的所谓现代性或曰某种先锋性、实验性，在遥远的脉络上，我们是无法撇开或忘却本民族文学艺术的既有传统的。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现代性追求，其实早在柳青的小说里就已经得到实践和体现，他在他的《创业史》里就不止一次地从叙事深处跃到小说的表面，对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予以评说。到了今天，关于小说现代性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文坛并不新鲜的话题，而孙全鹏小说的这种叙事中的现代手法，似乎走得更大胆，初看有些极致，再思则会了然。读者往后也就看其运用的成熟与否、合理与否了。一个需注意避免的结果是，这种间离效果的运用，如果不够成熟或不够合理，则会流于一种弄险或炫技，构成对读者阅读情感的不尊重甚至冒犯，对小说叙事艺术的轻佻的挑衅。这种效果初次出现，或许会得到阅读的原谅，但如重复出现而不能克服其艺术准备或铺垫的不足，则会使作者的写作面临被阅读报复性抛弃的危险。

从孙全鹏有限的几篇短篇小说和目前的这部长篇小说所试用的非常规叙事手法看，目前他小说叙事总体上的平易稳重风格或许只是他写作积淀期的一种策略，他的心中揣着一种不安分的野心，当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积累，条件成熟后，他或将不满足并跳出他目前的这种总体平易稳重的风格，以更丰富的文体探索和手法的实验性，走上和他的同乡写作前辈墨白一样的先锋写作道路。

但尽管可能会产生上述无法预测的写作手法的变化，其现实主义的写作底色却可以肯定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也希望他能在坚持这种现实主义的不变中追求表现手法的多变，去追求和印证罗杰·加洛蒂提出的那种“无边的现实主义”。

对孙全鹏小说文学经验来源的猜想，还应进入其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人物形象和关系的设置区域。从这部长篇小说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学经验来自的几个方面里，一个明显的经验宝库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说，包括笔调、人物气质的设计，甚至小说前半部中河生、麦子兄弟二人同时爱上珍珍这个有些抽离了现实生活而被作者以怜爱的眼光赋予了单纯美好的有些朦胧的非婚生被隔代养育的女孩子的三角爱情关系，都与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也是由天保、傩送兄弟二人同时爱上被作者赋予了单纯美好却也是非婚生育被隔代养育的翠翠的三角爱情关系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当然，毕竟作者生活在当代的中原，他的写作方向又以当下的时代语境为指归，因此他笔下的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发展在后半部被赋予了当下的时代逻辑，也因而缺少了沈从文笔下人物命运的沉重感和悲剧的力量感。

全鹏小说文学经验的另一个显在来源，还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场域，从其将军寺村文学地标的一开始就被确立，可以看出莫言之于山东高密、刘震云之于豫北延津和当然包括的现代文学场域中沈从文之于湘西凤凰对他的启发和影响，但这种文学地标的过早确立，也反映了作者的某种文学刻意追求，固然对其文学写作是一种标签，增加了辨识度，但也过早暴露了其写作雄心或曰“野心”。一旦生活的经验和素材的积累淘尽，这一文学地标的继续维护和刷新会成为一个问题。依我之见，在完成了“幸福”三部曲（《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种子》《幸福的花子》）的系列出版后，宁愿作者早日跳出这一不乏固步自封的地标化写作圈子或曰自设的陷阱，让自己的笔走进更广大的社会和生活，甚至过去、未来，或天上、人间。

最后，也简略对作者的小说语言做一审视。全鹏的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以朴实平易为稳定风格，这种朴实平易，一方面表现在情节设置上，往往一马平川地叙述下去，不曲折离奇，偏离日常；一方面表现在叙事语言上，以短句为主，保持日常说话的自然性。他的这种稳定的叙事和语言风格使他的小说具有的散文化特点，被评论家胡平注意到，曾在为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所作序言中给出过正面评说：“全鹏小说的一种特点，是写得朴实，不很追求故事性。就是说，不大设置曲折的情节，不大埋伏出人意料之笔，这使他的作品内容较为单纯，节奏较为平缓，染有某种散文的意趣。这也是一种有味道的写法，长处是尽量保护了生活的原生态和日常气息，以素朴的基调赢得人们的信赖。你会以为他作品找那个大部分人物及场景都是真实的，并不来自虚构于营造，当读者与作者达成这种默契时，艺术交流便变得更为融洽。”

那么短处呢？细究全鹏小说的这种散文化意趣，还是与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意境优美的散文意趣有某种相似性，在全鹏笔下，即便短篇小说也力求对生活的完整叙述，平稳的语言和叙事固然使其小说具备了自己的辨识度，但也伴生出平铺直叙，笔调变化少的副作用。且小说语言的散文化作为一种风格固然保证了一定的平和感和流畅性，但也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语言冲击力。如果仍要继续保持这种语言风格的话，需要对生活进行更丰富的观察和对细节更细腻准确而有力的提炼，以此锤炼自己的语言表现力，更为纯净自己的小说语言，达到如沈从文《边城》的温婉多致，意境深湛，或如孙犁小说那样的淡而有味，简而有力。

总体而言，全鹏的小说，对现实的反映早早跑马圈地，对乡土社会的书写居于他所打造的文学地标豫东南将军寺村一隅，形式上却草蛇灰线，有迹可循，他的一意经营和多向师从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乡土写作为当代中国的乡土书写增添了一抹新笔，但他写作的未来究竟在内容的破圈还是继续深耕？在手法的化用上究竟是脉络分明还是泥牛入海，大象无形？不同的方向通往不同的空间，答案却都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