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日本背离和平主义的狂奔值得警惕

来源：环球时报

9月24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时，回避日本战争加害者责任，未就侵略历史道歉。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也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通过10周年。盘点过去10年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轨迹，这是一条让日本自卫队从“专守防卫”的审慎军事力量变为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跃进之路。日本在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

日本的军事松绑之路，是法理上“破窗效应”的教科书式体现。冷战后，日本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和补充立法等方式不断突破战后军力发展限制。从1992年允许自卫队出海维和的《PKO协力法》，到1999年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周边事态法》，再到2014年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出口条件，每一步都在蚕食“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精神内核，并为下一步更出格的行动提供“先例”。这一系列渐进式的突破，最终在2015年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达到了顶峰，自卫队的角色从“本土防御”转变为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武力随扈”。

法理的突破，迅速转化为行动的常态化。自2017年以来，自卫队多次为美国军舰护航，现已延伸至澳大利亚、英国等“准盟友”。这些看似“防御性”的护航行动，实则是精心设计的“脱敏”步骤，旨在让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步习惯自卫队“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的现实。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盟伴以“提升互操作性”为名，行“军事一体化”之实，使日美全球军事战略深度绑定。

如果说安保法案是“软件”升级，那么2022年底出台的“安保三文件”则是“硬件”的全面换装。这套文件堪称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颠覆性转变，它抛弃了“专守防卫”的最后伪装，启动了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进程。文件中不仅写入可拥有直接攻击他国领土内目标的“反击能力”，宣告日本可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设定5年43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使日本军费开支实现翻倍，跻身军事大国行列。更为关键的是，日本的军事安保战略转型中表现出鲜明的冷战对抗思维，大肆渲染外部威胁，还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为自身的军事扩张确立了明确的假想敌。

从日本防卫政策的未来规划看，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外向型”转变才刚刚拉开序幕。就“进攻性”而言，日本正在加速构建以中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为核心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并积极谋求在太空、网络、电磁以及无人作战等新兴领域的非对称优势。在高度敏感的核武力领域，日本也是跃跃欲试。最近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公然提议研发核动力潜艇，表现出突破战后最大军事禁区的危险动向。

就“外向型”而言，这体现在日本政府对武器出口规则的持续松绑和对外军事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上。从最初严格限制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到允许出口非杀伤性装备，再到如今对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转让大型杀伤性武器装备，日本正在谋求彻底解禁武器出口限制。近年来，日本还与多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陆海空自卫队不断通过联合演训等方式走向海外，其F-15J战机最近首度部署英国，更是开创了跨洲军力部署的先例。这种“借船出海”，使日本能深度介入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扮演地区冲突“幕后推手”的角色。

日本这场军事转型的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其法理上的自相矛盾和虚伪性。在法理层面，首先是“专守防卫”的“虚空化”。“专守防卫”的核心要义在于“防御性”，只有本土受到攻击时才行使防卫力量，且武力规模和使用方式均被限制在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而发展能够摧毁他国纵深目标的“反击能力”，本质上是“以攻代防”的进攻性战略，这与“专守防卫”的精神背道而驰。

其次是和平宪法的“工具化”。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强化自卫队、对集体自卫权进行“扩大解释”，已将宪法条文架空。和平宪法不再是约束国家行为的根本大法，反而沦为一块安抚国内、迷惑外界的“遮羞布”。

这种系统性的法理扭曲，根植于日本国内日益右倾民粹化的政治生态中。一些政治势力刻意渲染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作为追求政治权力的工具。这种投机性与冒险性，最终可能将日本自身和亚太地区推向冲突边缘。

日本已从二战后一个在和平宪法框架下谨慎行事的国家，蜕变为地区军事对抗风险的策源地。当“专守防卫”沦为空洞的口号，和平宪法成为可以任意操弄的“遮羞布”，一个忘记历史教训、在战略迷思中加速狂奔的日本，可能再度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对此须保持警惕。（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