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松弛感

《于洛先生的假期》 《我的舅舅》 《玩乐时间》 《交通意外》

◎黑择明

近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周末集中放映了《我的舅舅》《于洛先生的假期》《交通意外》等雅克·塔蒂的电影作品，也让我们得以在忙碌的日子对“松弛感”多一分理解和体会。

松弛感是对现代性异化的抵御

据说每个小姨或舅舅在假期都有带娃的任务，这一度成为一个网络热梗，这个梗的内核是对人间烟火、亲情关系的肯定，但随着假期结束，孩子回到课桌旁“卷”，大人回到工位上“卷”，本来正常的假期情感交流就显出几分奢侈，本来正常的生活闲适也成了“松弛感”的证明，进而还成了被艳羡的对象。

“舅舅带娃”不是我们的专利，法国导演雅克·塔蒂或许才是这个赛道的翘楚。他在电影《我的舅舅》（1958）中塑造了世界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舅舅，即导演自己扮演的于洛先生。于洛先生通过这部影片以及电影《于洛先生的假期》《玩乐时光》《交通意外》，不仅成为法国电影的“面孔”，也成为某种“法国性”的代表，而这种“法国性”正是和一种慵懒、随意的“松弛感”紧密相关的。

《我的舅舅》这个片名实际上是“话里有话”的。法语中，俗话所谓“美国舅舅”,指的是“危难时突然出现的财大气粗的亲戚”。在这种背景下，这部影片实际隐含着“我的法国舅舅”的意思。“法国舅舅”又是什么样？他或许就代表着认同现代绩效主义的“美国舅舅”的反面。“美式”在塔蒂的创作中总意味着一种现代性的“异化”，即追求高科技、追求更快更强的人们，反而成为了技术的仆人。“异化”的现代性让人疏离了自然，远离了亲情，甚至本性都被扭曲了。

不过，“法国舅舅”并非要做什么类似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大事情，也不是要鼓吹某种虚假的乡村生活（这恰恰是导演讽刺的对象），导演只是想让一切稍稍回归常识：骑着旧自行车穿越街巷、邻里之间的互助互爱、不带目的的城市漫步、偶然邂逅的小惊喜，这些才是充实而真切的幸福，可以抵御现代人的空虚、无聊。

现代人普遍的“虚无”在法国情境主义思想家看来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居伊·德波（法国思想家、导演，情境主义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说：“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问题就是闲暇问题。”现代社会拥有一套完整的“装置”：这套装置将“本真生活”转化为“异化的景观”，并将本应“主动参与自身生活”的公民，塑造成“被动的旁观者”。现代社会的人仿佛是一个机器上的螺丝，只能不由自主地任由大机器卷动，生怕稍微松弛一下就会被大机器无情淘汰。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松弛感”理解为对现代性“异化”的一种抵御。而对“松弛感”的向往，正意味着人要找回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并在其中自在地与自己游戏。就像席勒说的，“游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塔蒂身上的俄罗斯性

但塔蒂不仅仅是“法国舅舅”，或许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下他的俄罗斯背景：他的祖父，德米特里·塔蒂谢夫伯爵出身俄国古老的大贵族，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骠骑兵军官，被派到巴黎任驻法武官期间结识了法国女子罗斯，生下了塔蒂的父亲。后面的故事堪称“谍战剧”，在此不表。只是这解释了塔蒂身上的“俄罗斯性”：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一个懒汉的形象，沙俄贵族地主没落的象征。然而新的学术研究表明，奥勃洛莫夫的慵懒实际上意味着对现代进步论、绩效主义的抵御，尽管是带有消极色彩的。

或许没有其他导演与自己的主人公如此高度重合（比如，卓别林实际上和那个流浪汉形象大相径庭）。雅克·塔蒂却非常接近于洛先生，他俩都慵懒、随性、看上去还有些迟钝；他俩都充满好奇心、爱玩儿，没上过多少学，不算是“知识分子”——但塔蒂却生动地表达了与同时代思想家相近的社会思考。

在塔蒂的“俄国性”来源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契诃夫。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契诃夫最有力地揭示了“无聊”。想想最著名的“俄国舅舅”——万尼亚舅舅那句名言，“天气好得适合上吊”。这种看似懒散的庄园生活中却埋藏着如此的心理危机。当然，万尼亚舅舅的无聊不是因为无事可做，而是日复一日的单调劳动所带来的折磨。因为这种劳动与马克思所谓“活的劳动”刚好相反，马克思说，“劳动是活生生的、不断成形的火焰”“它是诸物的短暂状态，是它们的时间性，这表现为它们是通过活生生的时间形成的”。这意味着，对“活的劳动”的肯定就是对生命自身的肯定。

问题恰恰在于，一些现代性的劳动分工不是“活的劳动”，而是机械性的。与之对应的是，如此一来，当人们有了闲暇的时候，“无聊”就会更加凸显。《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的核心就是“无聊”，上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逐渐恢复，具有现代意味的工薪族福利休假制度开启，相应地，旅游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旅游却并不能消除人们的“无聊感”，相反，还有可能让人更无聊。

在《于洛先生的假期》中，于洛先生一身度假装扮（很像去野外捉蝴蝶的纳博科夫）闯进了酒店大厅。作为“主场景”，这里的游客呈现出一种“集体的无聊”，于洛看到大堂坐满了旅游者，却个个百无聊赖——它所带来的压抑感不亚于契诃夫笔下的庄园。

拆解无聊让事情有趣起来

好在，于洛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能力，能“以毒攻毒”，那就是通过对现代生活中无聊的拆解，来抵御这种“虚无感”，让人们能够不那么无聊。塔蒂喜剧的妙处正在于这种拆解。

比如，墓地轮胎那个桥段：于洛先生在墓园旁修理他的车，因为海边湿滑，车胎上沾满了落叶，他随手将备用内胎翻过来，却被正在旁边承办丧事的人误认作一个花圈，拿过去就放在了丧葬的牌匾上，这又让部分来客以为于洛是这场白事的事主，从而轮番和他握手慰问。这时，轮胎瘪了，发出了类似叹息的声音，仿佛于洛先生将自己代入了角色。在这里，喜感不是喜剧演员（比如卓别林）自己演出来的，而是源于生活。其实，生活中充满了类似的、却很少被我们觉察的喜感，是由各种偶然组成的。

我们看《于洛先生的假期》，一般会被逗得乐不可支，但同时也看到，它看似某种旅游手册，却又让我们看清了度假的琐碎、无意义与“压抑”。在这部影片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既没有爱情，也没有谋杀，甚至连吵架都没有。整部电影是没有“中心思想”的，它展现出一种“无目的性”，而这便是对“无聊”的抵抗。于洛先生看似无所事事，很“闲杂人员”，实际上他在做一种积极的社交。

塔蒂有孩子般的圆脸和五官，这与他192厘米的身高形成很大的反差，也使于洛先生这一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像一个超龄儿童。这种儿童般的无辜感（即用一种单纯的孩童心去和这个世界相处，当然这样永远都是办错事，并代人受过）同时带有俄国文学的“白痴”和法国喜剧中经典小丑“皮埃罗”的特质。无论是在海滩、餐厅，还是在自己的车里，他总是笨手笨脚，还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笨手笨脚同时又带有一种芭蕾舞般的优雅。这种“笨拙-优雅”的悖论正是塔蒂最迷人的地方。

不同空间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倾向

旅游的“无聊”在《玩乐时间》（1967）中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现。实际上影片中的美国老年旅行团是由货真价实的美国游客组成的，上世纪60年代，欧洲是他们的首选旅游目的地。《玩乐时间》（Playtime）这个片名意味着影片的核心是玩乐、游戏，旅游本应如此，但现代社会中的旅游更像是疲惫不堪地、走马观花式地去观看某些“固定印象”，完成一系列的“规定动作”，它离真正的“游戏精神”相去甚远，似乎被束缚在一种“刻板”的时空里。这部影片展示了要打破这种“刻板”，才能够真正获得“玩乐时间”，而时间和空间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那本著名的《空间的生产》（1974）是一部重要的现代性批判的著作，其对建筑、规划和城市的思考正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有意思的是，读书并不多的塔蒂却更早地用影像语言展示了类似的思考路径。

在《我的舅舅》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一个是现代高科技的、阿尔贝勒先生的“高尚住宅”；一个是法式的老城区。片中，塔蒂的价值观倾向相当明显，他赋予老建筑一种古老而浪漫的滤镜：在这里，于洛舅舅陪外甥杰拉德玩耍，骑自行车走街串巷，杰拉德在舅舅的车后座上神气得像个大将军；更重要的是，老城区的所有居民（从收废品的人到门房）都保持着亲人般的友爱，流浪狗、孩子、老人、摊贩之间都能和谐相处。片中有一个细节：门房的姑娘在楼下等着给于洛个惊喜，给他某种糖果吃，但是显然糖果已经融化发黏了，但为了不让她扫兴，于洛就把这黏糊糊的糖揣兜里了。这个细节表明，这种“旧的”价值取向里包含了导演所理解的法国传统绅士风度。

于洛住的有点中世纪风格的老房子有一种独特的岁月雕刻出的美感，这是塔蒂精心打造的“历史感”。这栋住宅有不少住户，于洛住在最高一层。我们可以看见他上楼的整个过程，也看到他将自己的钥匙放在所有人都能找到的地方（屋顶排水沟）。在这个空间里，于洛充分展示了他的“闲暇”：他发现开关窗户的时候，阳光照射到鸟笼，鸟儿就悦耳地鸣唱，于是他就这样来回开关好几次，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光线角度。

这种“旧的”价值倾向可以说也是塔蒂本人的。《我的舅舅》上映后，他曾拒绝对法国艺术家而言的至高荣誉“法国文学与艺术勋章”。他对颁奖委员会如此措辞：“恳请您理解，我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态度，允许我双手插兜、穿着随意地走在街上吹口哨。如果我必须庄重地佩戴这枚勋章，就不得不改变这些习惯——而这些习惯，正是我艺术与思想独立性的唯一保障。”

与历史感建筑相对的是现代风格的建筑，于洛姐姐一家的宅子设计是有点夸张的现代主义风格。如果说，20世纪初，包豪斯式现代主义风格还具有先锋美学的意味，那么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这种先锋性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而是沦为一种中产阶级审美的消费主义产物，当时流行的柯布西耶式建筑堪为代表，影片又对此稍微进行了夸张。

这种由简单几何线条构成的建筑，以及其中夸张的现代主义家居设计带来了很多喜感，它似乎与一种无菌的、精确的、可控的、全自动的现代理念被捆绑在一起。而喜感正来自于，这些设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控”。实际上，这不像是家，倒像是一个全自动的大工厂。宅子的大门格栅设计巧妙，恰好能让宠物狗钻进来，而把流浪狗挡在门外，但刚一出门，这只宠物狗就与流浪狗一起翻起了垃圾；于洛深夜悄悄溜出这座房子时，小心翼翼地抬起门，生怕发出声音，可门竟从铰链上脱落，于洛怀里抱着门，光打在他身上，让他看起来像个被抓获的窃贼；全自动车库按钮是高科技的玩意儿，反而把姐姐、姐夫锁在了车库里；而人高马大的于洛坐在现代主义风格的椅子上，整个人陷了进去，让人感到特别滑稽。在这个“高尚的”空间里，小杰拉德吃着无菌餐，但他并没有认真学习，而是装作认真看书，实际上在玩喷水游戏。当然，最有趣的还是那场“花园派对”，场面完全失控了，也就是说，这个空间的秩序被完全打乱了，变成了一种“狂欢”。

更为精巧的空间设计当属《玩乐时间》中的三个主要空间：斯特兰德大厦、施耐德家的公寓、皇家花园饭店。这其实是塔蒂自己斥巨资（这导致他后来破产）搭建的现代建筑景观。

“斯特兰德大厦”由两栋钢筋混凝土主楼构成：影片中的展览会、候机厅、办公楼和餐厅，以及药店、超市，都是在这里拍的。它具备现代的工业标准，照明、供暖和供电系统是完全真实且可运行的。影片的喜剧效果来自于洛先生闯入这里后产生的怪异、甚至轻微的恐怖感：人与机器仿佛是一体的，所有人都机械地、仿佛由程序操控一般在格子间里工作（接线女郎完全像是一个机器人），而作为一个“大活人”，于洛显然与之格格不入。这个空间有点像是一个“敞视监狱”。

晚上，于洛在路上偶遇老战友施耐德，后者已经跻身“中产”之列，于是强烈邀请于洛参观他的高级公寓。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栋高档住宅每一户都配备了全落地的玻璃窗，公寓居民的夜生活就像对外展览一样暴露无遗，路人可以随时驻足观看，但似乎也没什么好看的。中产家庭的夜生活是如此千篇一律，都是一家人在电视机旁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塔蒂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巴黎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由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建成的新巴黎，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准确地预言了一个社会总体的美学计划，一种对未来城市的构建。

奇妙之处在于，现在巴黎的某些建筑与塔蒂电影里的大厦几乎完全一致：在有弧度的玻璃幕墙上能看见埃菲尔铁塔的倒影。应当说，塔蒂并不排斥现代建筑，他非常懂得怎样才能让它“美”，他也深知根本无法阻挡“未来”的到来。但现代人可以做的是，要学会在这个玻璃幕墙上找到能够适时打破的“点”，能够保证自己的心灵尽可能地不被“异化”，找到属于自己的“玩乐时间”。

影片中，真正的“玩乐时间”出现在“皇家花园餐厅”的段落里。旅行团的客人们来到这个装修尚未完成，充满各种漏洞的“皇家”餐厅正襟危坐，意欲享受正宗的法式大餐，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接待旅游团的餐厅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不断发生的问题让餐厅一片混乱。这时，于洛无意间拉掉了一片房顶区域的格子架，这让此处变成了“露天小酒馆”，这个意外反而让几位游客放下了矜持，迅速和于洛先生一起进入到一种狂欢状态：他们唱着老歌、欢声笑语，并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类似的“意外时刻”就是进入“玩乐时间”的契机，因为在这一刻，人们才真正成为“游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