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去看望符定一，进门看到符德芳后，问：还骂我吗？

“老校长，北平定了！”1949年1月下旬的凌晨，西柏坡灯火微暗，毛主席推门而入，笑着抛出了这句话。屋里只有警卫员阎长林，简单的对话，却暗含了平津战役胜利后的轻松与急切。

周围静得能听见风声。司令部刚刚接通北平来电：傅作义签字，城门即将打开。按理说，这会儿该休息，但毛主席来回踱步，一根烟接一根。阎长林劝他睡，“主席，您这阵子顶回来的压力也够大了。”毛摇头，动作干脆：“先去李家庄，符老在那里，我得当面报信。”一句话，行程就定下。

符定一比毛主席大整整十四岁，湖南老乡，更是求学时期的“引路人”。1913年，毛泽东从韶山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符定一任校长。那会儿经费拮据，学生常无钱买书。符定一干脆把自己珍藏的《天演论》《伦理学原理》搬到图书室，任由学生翻阅。毛主席后来回忆，“符先生是把自由思考当饭吃的人”，这段话并非套话，而是青年时代的真情流露。

时间往前推一点。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再度谈判，山河未定。1946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主席亲自给符定一写信，“陕北虽然艰苦，但思想空气清，新中国的雏形需要老知识分子出力。”符定一带着家人走进延安窑洞，晚间常和毛主席讨论教育，谈到兴奋处，两人甚至把土炕拍得“嘭嘭”响。在符定一眼里，毛主席仍是当年那个爱钻图书角的学生；在毛主席心里，符定一不仅是老师，更像一面镜子，提醒自己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

三年内战打到1949年，北平能否和平解决，牵动全国。中共中央制定“先礼后兵、力争不打”的策略，派出林彪、聂荣臻前线交涉，周恩来、叶剑英幕后“掐点”谈判。决战关头，毛主席并未忘记李家庄里那位老人。老先生和城里读书人一样，最关心的不是军功章，而是古城能否完好无损、百姓能否活下去。

夜色深浓，吉普车沿着滹沱河土路一路颠簸。司机周西林偷偷把油门放得更猛些，他知道主席着急。驶出河湾时，远山雾气翻涌，车灯在雾里划出两道黄线。阎长林回头吆喝：“主席，披件军大衣！”毛摆手：“不冷，人心热着呢。”若干年后，阎长林回忆此事，仍觉那团“热”是真切的。

天蒙蒙亮，李家庄外鸡鸣未歇。毛主席轻轻扣门，没有阵仗，也没让警卫清场。开门的是符定一的女儿符德芳，二十岁出头，记忆里仍停留在延安窑洞的火炉旁。她惊讶到忘了作揖，转身大喊：“爸爸，毛主席来了！”毛主席眼角笑纹一挤，半开玩笑地问：“小丫头，还骂我不？”原来在延安时，符德芳顽皮，嫌毛主席“老抢父亲”，背地里嘟囔过几句。如今旧事重提，女孩脸腾地红了，扭头跑进里屋，给全家人带来难得的欢乐。

符定一听见动静，扶着门框急忙迎出。毛主席抢先伸手，两人握了足足几秒。老人脸上沟壑纵横，神采却一点不减。寒暄毕，毛主席不绕弯子，直接把北平和平协议的底牌亮出：“傅作义已答应改编，咱们的兵不进城打炮，直接接管。老师，北平保住了。”

一句“北平保住了”，让符定一长长舒了口气。他拄着拐杖，大声说了三个“好”字。屋里一阵沉默，这种沉默并非尴尬，而是一种重负落地后的释放。毛主席紧跟一句：“老先生，等安顿完，您得回城继续办学，我们缺老师。”符定一眼圈有点湿，“年纪大了，能做的也就是再教几年书。”

说到办学，毛主席补充一句：“这回北平大学、中学、小学，尽量保持原样，日后要统一改归人民政府。乱的时候办教育是冒险，现在名正言顺更要坚持。”符定一点头，感慨：“教育不能停，停了，国家就停。”毛主席把话接过去：“所以我放心不下您。”

谈完正事，毛主席环顾四周，屋里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墙角堆着几箱破旧书籍，显然比延安窑洞好不了多少。他摆手对阎长林说：“回去后，把西柏坡的几条铺盖送来，再弄点米面。”阎长林答“是”。符定一连声推辞，毛主席语气坚决，“生活上的事，别跟我客气。”不得不说，这一幕多多少少带了些学生对老师的“反哺”意味。

外面日头升起，鸡毛路铺满了金色。符德芳端来热水，还是羞涩地不敢多看毛主席，却忍不住笑。毛主席起身告别，临行前特意叮嘱：“北平城一切尘埃落定后，我再请您吃炸酱面。”老人笑得像个孩子，“说话算数。”

车子开出李家庄，毛主席终于靠在座椅上合上双眼。阎长林轻轻放慢车速，车厢里只剩发动机低沉的嗡鸣。平津一役改变战局，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的联盟也在此刻具象成形——一位老人、一位领袖，一句“还骂我吗”，穿透了年代的风尘，留下一段关于信任与尊重的佳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北平很快更名为北京。符定一回到讲台，继续讲授伦理学；符德芳后来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岁月更迭，很多细节被尘封，但李家庄那道清晨的光，提醒人们：解放不仅是城门开合的瞬间，更是知识、文化与人民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