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将帅墓区唯一没写名字的人，周恩来曾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他

“老吴，别忘了，他是跟着我们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人。”——1971年3月的一天深夜，周恩来总理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叫到身边，只说了这句话。吴忠心里清楚，总理口中的“他”，就是那个骨灰盒上没有姓名、只写着“聋哑红军党员”的老人。如今，八宝山将帅墓区群星璀璨，唯独那只小小的盒子显得朴素，却分外扎眼。

到底是谁，能让共和国总理念念不忘？故事得从1935年的大渡河畔说起。那年春末，红一方面军逼近四川天全，急需一位熟路的向导。侦察员连着两天没抓到一个当地人，山风卷尘，夜色压得人出不来声。第三天清晨，马天皇和肖士杰在一片竹林口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个子：黝黑的脸上星星点点的麻子，衣服破得看不出本来颜色，一只袖管只剩布条。他看见红军，既不跑也不叫，只“噢噢”两声。马天皇以为遇见敌探，干脆把他押到队伍里。

两日试探后，大家确定这人既聋又哑，根本听不懂号令，更别说通敌。照理说应当放走，他却死活不肯离开，一把抓住肖士杰的枪背带，急得直跺脚，最后干脆抢过行军锅往肩上一扛，用手势比划：给饭吃，给衣穿，就跟着走。长征减员厉害，一口人一双手都是宝，政治部一合计，留下！

正式列编，他得了个简单绰号——哑巴。挑水、砍柴、生火，他样样抢在前头。翻夹金山那天，零下十几度，他穿着单衣，脚底只裹几层树皮，仍把小李二十来斤的铁锅夺过来，堆在自己背篓顶。同行战士后来描述：哑巴整个人像座会走的“铁疙瘩”，只要能省下别人一点力气，他就心里痛快。

草地上更险。一次敌机低空扫射，爆炸就在他身旁。危急中，他把大锅扣在脑袋上，冲进弹雨。腿根被碎片划开近十公分，头却安然无恙，锅上多了几个深坑。另一次，班长肖士杰掉进泥潭，眼看就要被吞没。哑巴先把锅当“浮板”扔进泥里，再跳上去，系绳、拉拽，硬是把人拽了出来。事后统计，他在长征路上先后背出了十一名伤病员，却没记下一条个人战功。

1936年到陕北，他编入中央军委警卫营。南泥湾开荒，七百多人要用水，全靠他一副肩膀来回挑。他赤脚在滚烫的黄土地穿梭，汗珠子掉得跟雨点似的。一天，朱德总司令视察，看见他的脚被烫得血肉模糊，当场黑下脸，把营长叫来训得狗血淋头：“让老同志赤脚挑水，像话吗？”随后，朱德把自己的解放鞋脱下递过去，竖起大拇指。哑巴听不见，只看见朱德笑，他也学着竖起拇指，用力点头。

毛泽东同样记得这个特殊战士。延安时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见到毛主席不要上前打扰思考。可哑巴例外。每逢他远远看见毛主席，必定撒腿跑，一边跑一边在裤腿上抹干净双手，到了跟前死死握住主席的手，嘴里发出含混的“啊啊”声。警卫员想阻拦，毛主席摆手示意：别拦，他高兴。一次毛主席还学着他的手势，回了一个夸张的大拇指，周围干部忍俊不禁。

抗战末期，他被调到警备团团部炊事班。挑水、烧火、喂马，全团起得最早的永远是他。通信班战士深夜回来，总能吃上哑巴热好的饭。张思德牺牲那年，哑巴抱着战友的遗照嚎啕大哭，手指一个劲摩挲那枚相框上的红五星，旁人看得心酸却无话可说。

进入解放战争，他随部队转战石家庄、北平，依旧做最苦最累的杂活。当地百姓私下议论：连个不会说话的老兵都这样赔本儿卖力，共产党部队可真不一样。1949年进北京，他被分到师部机关炊事班。自来水、蜂窝煤都用上了，他却浑身不自在，总嚷嚷“没活干”。师长刘辉山拗不过，只能让他负责营区新辟果园。哑巴乐坏，天蒙蒙亮就浇树掐芽，谁敢偷偷摘果子，他瞪着大眼就追到门口。

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本来名册里没有哑巴，可刘辉山提出：“长征老兵，功劳不在战报上，在肩膀上。”集体一商量，补报少尉军衔，并授予八一勋章、八一奖章。那天，他摸着新肩章，先是愣住，随即咧嘴大笑，冲着镜子比了个大大的“OK”手势，像个孩子。

年纪渐长，病痛找上门。高血压、冠心病接踵而来，组织屡次要送他疗养，他只当没听见。1971年初，周恩来专门嘱咐：“衣食住行都得有人管，有病立刻治，不能让老红军受委屈。”从此，北京卫戍区把他的医疗和生活列入专案。医院给他开了单人病房，又配电视机、冰箱，护理小组24小时值守。护士小张刚接班时叫苦不迭——老人情绪忽上忽下，一时摸辫子，一时抢水果。但她还是咬牙坚持，把他视作家里长辈。后来同事问她为啥不调岗，她摆手：“他没家，就算我赔点耐心又怎样？”

1983年5月，哑巴病危。昔日战友纷纷赶来，站在床头叫他的外号，可老人已经深度昏迷。6月14日晚，生命仪器归于平稳，87岁的聋哑老红军走完了最后一程。追悼会那天，礼堂外挤满400多名官兵，许多人从怀里掏出早年的红布袖标，默默举过头顶。

骨灰送至八宝山。按照惯例，要刻上姓名、职务，可档案里始终找不到确切户籍和姓名，只有一句“1935年四川天全招收入伍的聋哑农民”。领导商议后决定，就写“聋哑红军党员”。这几个字简单，却沉甸甸。没有姓名，却不代表被遗忘；没有战功登记，却用一生把“功劳”二字写进了同行者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