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青年作家没有带来新气象，我们需要活力、冲劲和勇气 | 李浩专访之一

记者：以我的阅读和了解，你是不多见的兼擅创作和批评的“70后”作家之一，难能可贵的是，你多年以来都对文学批评投注热情。所谓“新‘小说革命’”，不是作家、批评家呼吁就能达成的，它有赖于作家们新的写作探索，也有赖于评论家们新的批评发现。

李浩：这话，一万个赞同。库切和纳博科夫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认为某个时代的或明或暗有赖于“强势作家”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强势作家”肯定不世出，是极少的少数。衡量，更多应放在对“强势作家”的理解和解读上。

记者：对作家来说，更加需要的是对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做出分析和观察，但时代急速变迁与创作相对平静之间巨大的不对称，确实会让人焦虑。

李浩：是的，生活和社会，给予作家的总是很多很多，比我们意识到的甚至还要多——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社会的种种的确是富矿，而且是丰富、珍贵而庞大的富矿，我们应当出诸多“强势作家”、影响世界文化进程的大作家才对。是的，从矿藏上来说，的确如此。但它需要开矿者有匹配的智力、知识和能力，需要勇气和才华，需要与生活的贴近同时又要有丰富刻苦的书斋生活……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不计利益伤害试图将自己放在作品中的决心？

记者：不管怎样，诚实地写是前提，真实地反映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只是相比小说，非虚构写作与时代之间反倒多一些短兵相接的意味，也似乎更具范本的意义。而且就前些年而言，相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异军突起，或者说广被议论，小说领域显得太安静了。

李浩：文学的安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你所说的，它不回应社会问题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凭什么吸引读者；而另一方面，在学者中、作家中、编辑中和批评家中，多少人还愿意刁难自己一下，让自己读一些对自己的智力、固执和偏见有所挑战的书？我们对新书籍的评判，包括对某些经典的评判，不是依赖宣传册、教科书上的人云亦云？我们能经得起他者对其中故事、结构和细节的追问吗？

记者：只要说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我们会比较多强调作家缺思想能力。不过，在小说范畴里谈思想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一个作家再有思想，他也得通过文学化的书写，或者说是通过小说这种文体呈现出来。但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眼下这个阶段，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鉴于当下世界范围内小说的平淡表现，我有时忍不住想，小说是不是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后世作家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即将封顶的小说大厦上修修补补，或是添砖加瓦。

李浩：我也不认为小说大厦即将封顶——我倒是建议我们要警惕这一理念，它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自我限度，意味我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有限。和阿来的阅读感受相同的是，抱着先期热情阅读的有些获奖的作家作品是让人失望，它们的提供并不足以让我惊艳和耳目一新；不同的是，好作家好作品其实异常丰富，有时觉得一辈子的时间真不够用。而且有些书，反复阅读才更有意味，更能品啜出它的天才滋味。在阅读卡尔维诺的小说之前，我认为“线性结构”的小说是没前途的，它难以容纳现代性的丰富、复杂和多歧，但卡尔维诺让我意识到它有可能，说不可能只是我的不可能，是我的局限；在阅读君特·格拉斯、萨尔曼·拉什迪的小说之前，我从未想象过小说可以如此地宽宏、凝滞、美妙而繁芜，他们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所以，我和赫尔曼·布洛赫一样认为“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我们要不断地发现、提供新质和可能，当然这里的新质和可能不仅仅是技艺变化，还包含巨大的智力因素。

记者：读你的评论文章或是批评论著，感觉你对当下文学大体上是肯定的，但也有直率的批评。你的一些批评，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应该说，这也合乎不少读者的阅读印象，尤其是在一些专业读者看来，当今大多数小说，即使是其中被普遍叫好的部分，也不能让人满意，不是那么让人信服，更是很少给人以欣喜之感。

李浩：在我看来，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创新氛围不够，我们对文学创新的推动、奖掖不够；二、作家们世俗心过重，太和生活妥协，太知道自我的世俗需要，太能猜度批评家、评委和社会的好恶和需要；三、我们的写作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和思想追问，匮乏哲学和社会学认识，匮乏自我开掘和灵魂追问；四、文学教育滞后；五、缺乏真正的阅读氛围。

记者：能列出这么多切中要害的理由，可见你对当下文学充满关切。因为有种种问题，大家才特别期待当下文学能有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这或许得更多仰赖青年作家或青年写作者的努力。

李浩：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认为当下青年作家没有带来新气象。我看到的多是质地还算不错的“规训之物”，达不到让我惊艳的程度，尤其是拿他们的作品和世界文学已有的高格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他们为“文学未有”做出的远不及我期待的更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崛起与兴盛——在我固执而偏执的印象里，那是中国文学少有的黄金时期，它可能包含有草创的某些粗陋和不完美，但其中贮含的活力、冲劲和争当弄潮儿的勇气依然让我充满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