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魏忠贤征收商税？明末商税简述

明末的财税史，网上有个颇为盛行的观点，“阉党开征商税，而和东南士绅富商沆瀣一气的东林各种罢止商税”。那么这个商税到底是什么税，它又是如何征收以及各时期分别征收了多少呢？

明朝朝廷和地方（州、府、布政司）的财政收入，按类型大致可分为，田税、屯田、差（徭）役、盐矿茶、关税（钞关和海关）、其它杂税（含加派）等六大项。从广义上说，除了田税、屯田、徭役，其余可统称为“商税”。

对于名目繁多的杂项，明廷又将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类。前者是针对货物生产销售环节的税种，如塌房税、门摊税、牙税、契税、酒税、典铺酌分等等。后者是在货物运输环节征收的税目，如门税、过坝税、过闸税、工关税（竹木炭抽分）等等。

由于“盐矿茶”是朝廷管控经营（不仅是为了获取直接税费收益）项目，加上“过税”和朝廷的钞关、市舶司（海关）征税重叠度高，所以明清两朝的“商税”更偏向于一个狭义的概念，对入市交易货物所课之税，即“住税 + 关税”。

塌房税：明初时由于“商”受朝廷打压，商户不仅资产低，也普遍不敢进行商业投资。为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明廷在各大城市建造专用房屋以供商民存放货物，因此而收的钱便叫“塌房税”。明廷逐渐放松对商民的管制后，这项税收就越来越少了。

门摊税：针对具体商户征收的固定税。它最初设立的目的，并不是增加朝廷收入，而是疏通钞法（明初不允许民间使用金银铜钱交易）即“增税回笼”。虽然这个临时税种一直未被废除，但宝钞崩盘后，这项税收对于明廷也就寥寥了。

牙税：为“牙行、牙商”制定的税种。牙商本为民间贸易的中间人，主要为买卖双方提供鉴定货品质量、担保贸易等中介服务。但牙税并不是单纯的中介服务税。

商税是个说起来简单，实征非常困难的税种。其征收不仅需要庞大的人力投入，还需要非常专业的会计管理能力，不然如何去核算商户流水以及实际营销额呢？但这两项基础要求明廷都不具备。

于是明廷采用了一个简单办法，扶持牙行，强制要求各地商户按经营类别加入牙行。牙行先向各商户征收“牙行换帖银”，汇总后再上缴朝廷，即“牙税”。简单来说，明廷委托牙行代征“营业税”，某种程度上也将营业税变成了定额税或者包给了牙行。

对于朝廷来说征收变简单了，但也因“定额”主动放弃了商品市场繁荣带来的税收红利。这也是一些学者称某某地商税长期只征几十两的原因或出处。

酒税：顾名思义附加在“酒”上的税，它也是明朝商税最大的败笔。

即便到了国际贸易大兴的近代，酒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税基之一（比如日不落帝国）。就算是明廷预见不了未来，宋朝的实例也摆在眼前，两宋酒税收入仅次于田税。

但明初朝廷就推行禁酒政策，后虽未成功但也一直偏于打压此行业（类似矿业）。这么主动放弃酒业，酒税收入自然也微乎其微了。

契税：对于牲畜、房产、田产等大额交易所征的税。

典铺酌分：针对典当行业开设的税种。

门税：各大城市的货物入城钱（类门票）。

过坝税：朝廷在水路要道设卡，对过往运货船只征税。

工关税：各交通要道设关，针对竹子、木材、薪炭等课税（常由工部征收）。

过闸税：也叫船税。针对运河船只征收的税种，其目的是用来造漕船、维护运河（常由工部征收）。

关税的演变比较复杂。

明季在内地一共开设过十四处税关（不同时期均有停废，平均下来可视为常设九处），起初是按比例抽取过往商户的货物为税。宣德四年为挽救已崩盘的宝钞，明廷允许商户过关时以钞抵税，此后各地税关也被称为“钞关”。很快明廷也不想收已沦为废纸的宝钞而改折银征税，钞关也一跃成为商税大户。

受禁海和朝贡政策的影响，明初不仅没有海关税一说，朝廷还高价收买贡使们夹带的“私货”。隆庆朝部分解除海禁后，朝廷在海关设“引商之法”，分三种途径征收“关税”。一是船引（入港许可证）费；二是依据船只大小的水饷；三是对货主征收的陆饷。

不仅全是定额税，也无一直接涉及最有征税价值的货物（也有缺乏会计能力、人才，难以核算货值的原因）。所以海关税的税基本身就远没有当下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大，其实际征收也从未超过内地钞关。

最后简单介绍下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商税收入。（以下数据来源于《万历会计录》《度支奏议》等，由于笔者个人查阅量的限制，只能提供钞关、盐课的详细数据）

1. 钞关

万历六年，折银合计40.2万两；万历四十八年，折银合计34.5万两。

天启元年，折银合计41万两；天启五年，折银合计54.5万两；

崇祯三年，折银合计66.7万两；崇祯十三年，折银合计80万两；

2. 盐课

万历朝六盐运司（两淮、长芦、山东、两浙、福建、广东）定额总计106.8万两；

天启元年，六司加派后总计148.8万两；天启五年，加派后总计161.5万两；

崇祯四年，六司加派后总计200.8万两，崇祯五年，再次加派后226.8万两；

3. 杂项

万历六年，杂项折银合计32.9万两；

天启二年，实征杂项合计65.4万两；

（注：天启三年全国杂项含加派预算加大到229万两，但其后数年实征情况并不理想，受党争的干扰以及阉党官员不断奏请减免某地商税，故实征额未突破百万）；

崇祯二年在天启朝征收基准下，朝廷又加派牙税7万两，鱼税、桥税、沙埕税、香税、桥税等杂税总计近30万两；

崇祯三年，明廷汇总并整理了万历、天启两朝的杂项（含加派），将杂项总征推高到161万两（相对前朝大幅度提高，主要是摊派辽饷）；

崇祯十年，又加征牙税67.5万两（即杂项总征228.5万两）；

4. 海关税

万历朝，福建海关征收原额2.34万两；广东海关征收原额2.2万两；

综上不难看出，明廷一直在稳定征收商税，而且魏公公死后征收变得更厉害了。所以明廷商税的问题不是不征收，而是征收的税不够花。也不是征收不到，而是税制本身太过于原始落后（基本都是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