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水浒新传》之“新”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张恨水《水浒新传》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初。

　　张恨水在《连载自序》中说：“至不曰续传而曰新传者，则不敢步伍前贤，以示乃自造其局面。用《水浒》人物，写予理想的故事，盖借花献佛之意云尔。”张恨水认为“古本《水浒》叙一百零八人因平方腊而大有死伤，是用史而又为史所误也”。他要不落施耐庵、金圣叹、陈忱、俞仲华之窠臼，读《宋史》，“翻到《张叔夜传》，灵机一动，觉得大可利用此人做线索，将梁山一百八人参与勤王之战做结束。”（张恨水《新序》）“故用《宋史》为线索而作《水浒》”，写宋江等豪杰作为张叔夜部下，随张抗金。将故事主线从梁山好汉与朝廷的内部矛盾，彻底转向与外来侵略者金国的外部矛盾。在抗战时期的创作语境中，以宋金对峙背景下的抗金叙事为载体，以其镜像关系影射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现实，借抗金所蕴含的“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的精神内核，呼应抗日救亡的时代需求。

　　《水浒新传》的核心精神是“民族气节”与“舍身报国”，其反抗对象是外部的民族敌人，强调梁山人物的民族气节。小说的思想高度从阶级正义上升到了民族存亡的爱国主义。书中浓墨重彩地书写梁山好汉在雄州、北京大名府、东京城等地誓死报效国家不惜喋血沙场的艰苦卓绝、忠肝义胆、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在金军入侵北宋时，河北籍梁山好汉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小旋风柴进、丑郡马宣赞、双枪将董平、井木犴郝思文、跳涧虎陈达、鼓上蚤时迁、病关索杨雄、金钱豹汤隆等10位好汉主动请缨，北上镇守边疆，参与抗金大业。董平是梁山第一个为国而死的人，当7万金军兵临城下，雄州知州早已逃跑，董平却决意与雄州共存亡，在城破之时仍奋勇而战，连杀百十金兵，却被一箭射中额角。最终，跳下马蹈火自尽，一死以报国。

　　张恨水对人物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既保留了原著的侠义精神，又赋予其民族救亡的现代性内涵，使其更符合抗战时期对“英雄”的期待。金兵入侵中原后，原大宋文官武将，不是弃城而逃就是举城投降，只有卢俊义这一支兵马坚持抗战。卢俊义和柴进的军队被金兵围困在一座小村寨，柴进对阵前劝降的原沧州知州王开人这个卖国贼恨之入骨，策马上前誓斩王开人，他和燕青经过一番生死搏杀，将两名金军将领斩于马下，战死时，手里还紧紧抓着卖国贼的首级。柴进战死后，卢俊义为他赋诗：“英雄哪肯寻常死？十万军中杀贼来，博得山河同不朽，此身只合战场埋。”

　　作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张恨水的思想始终像夸父追日一样“赶上时代”。张恨水更是一位国家意识最为鲜明爱国精神尤为强烈的作家，是他最先举起抗战文学的大旗。在《弯弓集·序》中，他指出：“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在入川后所写的长篇小说《疯狂》的《前奏（序）》说过：“笔者向来不在小说内谈什么主义，但个人的思想，是有的。以往作小说，限于环境，自己的意思，往往是不能充分说出来。在这种大时代里，言论是自由得多了。我想，这篇《疯狂》，或能发泄我一点苦闷。”疾风知劲草，“大时代”淬炼了他的思想、他的识见，他将视野扩展至整个民族的存亡，形成了“书生顿首唤国魂”的大格局，从而构成了《水浒新传》最深层次的“新”，体现了作者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实践了中国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理念。

　　小说的悲剧结局寓意深刻：梁山好汉大多战死沙场，北宋依然灭亡。暂时的失利不足以抹杀英雄的价值，他们的精神才是未来复兴的火种。这种悲剧性的崇高，旨在激励活着的人们继承先烈遗志继续战斗。这正是“书生顿首唤国魂”的集中体现——即使山河破碎，也要用笔下英雄的气节，为民族留住精神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