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多举措助推生态环境修复

9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发布一批环境资源审判助推生态环境修复的典型案例，涵盖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体污染等多个领域，通过创新裁判方式、强化预防性保护等举措，为生态环境修复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向社会传递生态保护法治理念。

新闻通报会现场。受访者供图

案例一：安装充电桩替代修复，破解大气污染赔偿难题

某汽车公司在北京销售的两款机动车，因不符合环保生产一致性要求，排放检测结果超过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被行政部门处罚。随后，某基金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该汽车公司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审理期间，某汽车公司认可违法事实并愿担责，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致歉公告。

四中院在向社会公告后，未收到反对意见，随后作出调解书，要求汽车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不达标车辆，完善其生产工艺和技术，保证今后生产销售的车辆均达标；同时，要求某汽车公司采用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某汽车公司需要在北京市范围内公共场所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100根，并负责维护5年。费用不低于鉴定评估的修复成本。

空气环境本身具有自净能力。四中院通过创新司法责任形式，将传统罚款或修复难以根治的污染问题采用替代修复方式实现长效治理，实现污染者的环境修复责任，实现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的目标。

案例二：发出首份“环境禁令”，预防性保护大气环境

某工程公司在钢结构制造中，喷漆工艺未在密闭空间进行，且未安装废气防治设施，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直排大气。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就此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理中，四中院发现污染有扩大可能，法院依托行为保全制度，发出北京市首起“环境禁令”，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危害行为。

后续审理中，法院判决该公司在证明采取有效环保措施、生产符合标准前，禁止该工程公司从事产生漆雾和有机废气的钢结构加工生产，同时工程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89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判决后，当事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环境资源审判应当遵循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存在较高可能性或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风险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措施，对将要发生的污染、破坏行为进行预防，对正在发生污染、破坏行为予以制止，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最大保护。四中院不仅对某工程公司已经造成的损害后果作出裁判，同时预防性判决某工程公司在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前不得继续从事危害行为，从源头上实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

案例三：折抵清运费用，激励土壤污染主体主动修复

2015年，朱某1、朱某2在承包土地内非法采砂，导致地块原生土壤丧失、生态系统受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达65.3万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朱某1、朱某2二人签署修复承诺书，并开展土壤回填修复工作。

此后在实际修复期间，由于涉案土地内存在无法查明的他人倾倒的垃圾，朱某1、朱某2为此支付75.4万元。最终经现场勘验，修复工程符合修复方案要求，回填土壤质量符合标准，已重新具备果树种植条件。四中院判决确认二人已完成土壤修复，同时准予其以清运垃圾的75.4万元费用，折抵应赔偿的65.3万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一个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可能由多个主体的不同侵害行为共同导致。四中院的裁判，通过准予适当折抵的方式对其代为清理他人倾倒垃圾的行为予以肯定，对当事人的额外付出予以认可，也是对责任人积极履行修复义务尽快使受损土地重焕生机行为的正向激励，避免当事人因纠结于费用承担而拖延修复。本案的裁判思路经过逐级筛选最终也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被确定为第206号指导性案例，对今后类似案件起到指引作用。

案例四：建自然保育区，实现生态环境长效治理

某水务公司因多次超标排放废水、废气被行政处罚，某公益组织据此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四中院审理时，通过现场勘查、借助政府监管及专家咨询，引导该公司主动担责。

法院在公告无异议后作出调解书，确认水务公司已停止超标排放并消除损害。同时，水务公司承诺在规划管理维护房山某湿地公园基础上，在西侧建立10万平方米自然保育区，连续3年每年投入30万元运营管理费，并将湿地公园设为生态保护公益基地。

四中院每年均到该修复区实地回访，如今，曾经的废水库已成为140多种鸟类和居民和谐共居的生态天堂。本案是统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系统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的鲜活实践。

案例五：异地植树赔偿，确保生态修复款专款专用

2023年，某旅游服务公司在清理水库淤泥和山石枯树时，未经审批开凿部分山体，造成矿产资源损失和林地被毁，被行政部门处罚。2024年1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该公司赔礼道歉并承担赔偿责任。诉讼期间某旅游服务公司承认其行为错误，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中院公告无反对意见后作出调解书，要求该公司向社会赔礼道歉，并以异地植树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款专项用于当地全民义务植树基地绿化项目，且由公司负责养护两年。

本案中，被告表示愿意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难点在于如何具体落实、如何使赔偿款真正用于生态环境治理。案件审理期间四中院全面听取了包括检察机关、被告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社会组织的意见，最终选定采取在同一行政区内异地植树方式，并根据专业部门提供的意见科学规划种植种类和区域，真正实现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相统一。

案例六：司法确认赔偿协议，赋予生态修复强制力

某化工公司生产经营期间，厂区部分地块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造成该地块生态环境受损。北京市大兴区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后向四中院申请司法确认。

法院审查并公告无异议后，作出裁定书确认协议有效。该协议明确赔偿责任、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便于公众监督。

这是四中院受理的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也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规则的积极探索。司法确认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若公司未履约，可通过司法机关强制其履行，为后续同类案件提供了有益经验。

记者了解到，作为集中管辖北京市域内重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跨域管辖天津环境保护行政上诉案件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四中院积极聚焦审判理念创新，将生态修复、系统治理等理念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以司法之力助推北京城市环境的治理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数据显示，该院审结的56件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1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中，在公共利益得以切实保护的前提下，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约占全部案件的33%，实质性化解矛盾效果突出，有效修复了受损生态环境。

新京报记者 吴梦真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