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毅追悼会，张茜透露张伯驹窘境，毛主席：请恩来解决一下

“主席，气温降了，还是披件大衣吧。”——1972年1月10日清晨，卫士轻声提醒。毛泽东没有作声，只是挥手示意把手边那件厚外套搭在肩上。几个小时前，他辗转反侧，一想到下午要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思绪便停不下来。午饭未毕，他突然决定亲往八宝山。

这个决定让值班人员有些措手不及。电话飞快打向西花厅，周恩来说“车上换”，匆忙套上外褂便冲出门。另一头，张茜刚刚收拾好灵堂，却听到主席要亲临的消息，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

下午一点五十，黑色轿车在礼堂门口停稳。毛泽东没有换下睡衣，只在外面套了件灰呢大衣，脚下是一双布拖鞋。现场几十名干部迎上去，周恩来抢上前扶住他：“主席，这边请。”毛泽东低声答：“我也来送老总。”

礼堂正门两侧挤满了花圈和挽联，其中一副墨迹遒劲、用典老辣，格外醒目。毛泽东边走边看，忽然站住脚，抬手示意身边人：“这是谁写的？”周恩来凑过去辨认，落款二字——张伯驹。毛泽东眉头一皱，侧身问张茜：“陈毅跟他交情深？”张茜颔首，语速很慢：“伯驹先生日子不好过，今天赶不来。”

这一句话，仿佛冷风灌进毛泽东袖口。稍作停顿，他轻声对周恩来：“请你办一下。”周恩来立刻会意。多年配合，他明白主席一句“办一下”意味着什么。

追悼会结束，张伯驹与那副挽联成为话题。可此刻的张伯驹并不知道，命运正在拐弯。那天傍晚，国务院办公室收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两行字：“伯驹困境，请酌情解决。——恩来。”第二天，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聘书批红盖章，时间栏空着，等的只是邮戳。

把视线拉回十五年前。1957年春，北海公园琼岛之上，明清书画展人山人海。陈毅漫步其中，被《平复帖》《游春图》吸住目光。得知这些真迹全靠张伯驹无偿出借，陈毅当场说：“国宝不在国人手里，心里没底气；伯驹把宝贝留下，是大功。”展览结束，他把张伯驹请到府上，两人海阔天空聊到深夜。酒过三巡，陈毅哈哈大笑：“原来是神交，只是迟见！”从那以后，两家时有往来。

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张伯驹因身份、经济双重压力，生活捉襟见肘。陈毅得讯后托吉林省委安排工作。张伯驹心怀忐忑，写信又烧信，最终还是在妻子劝说下把信寄出。几天后，一辆越野车停在胡同口，陈毅亲自迎他：“怎么不早说？”那一刻，张伯驹泪湿鬓角。

在长春，张伯驹被聘为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妻子教美术，日子总算稳了下来。1962年春节，他带回四瓶鹿茸酒、两盒人参糖到陈毅家，聊东北文物保护。陈毅叮嘱他：“有劲就多做点事。”没想到，这成了两人最后一次相聚。

1969年，陈毅病危。张伯驹听到风声却无从求证。有同志来访，带口信说元帅刚做手术。张伯驹握住对方手：“代我向陈老总问好。”不久后，他写信给周恩来，托章士钊转交，说明窘况。周恩来批示“文史馆员”四字，流程旋即启动。可聘书尚未发出，陈毅便撒手人寰。

1972年1月，北京的风冷得割脸。追悼会场上，毛泽东一句“请恩来解决一下”，成了压在公文袋上的最后一枚印章。几天后，邮递员敲开张伯驹家门，递上那份迟来的聘书。老人把公章处抚了又抚，长久不语。

生活好转并未冲淡他的悲痛。陈毅逝世一周年，他在灯下失声痛哭，右眼因过度悲伤而失明。女儿把他接到西安治疗，动了手术，视力奇迹般恢复。“盲翁”再见光时，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写下《哭陈诚意伯》一诗，末尾只有三个字——“永不忘”。

同年秋，张茜托人送来陈毅生前最爱的一副围棋，并附简短手书：“陈毅念二老，望珍重。”张伯驹双手接过，低声道：“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时间继续向前。1976年，张伯驹整理毕生藏品捐故宫，最后附笔：“所收蓄不必终予身，只求永存吾土。”几个月后他去世，葬礼上，一对黑白棋子静静放在灵位前，无人敢动。

从北海展览的偶遇，到礼堂挽联的惊鸿一瞥，两段人生因文物而相交，又因为那份惺惺相惜延续至终老。年深岁远，很多名字已褪色，可那天追悼会上的一句“请恩来解决一下”，仍在档案馆里留下一行炭黑字迹，提醒后人：关心知识、体恤人才，从不只是客套，更是一种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