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式逻辑学

逻辑不等于形式逻辑学。

要说中国人没逻辑，那肯定是个笑话；中国人不但有逻辑，而且还有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很厉害的逻辑，这就是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

但是，要说作为一种学科的逻辑学体系，那的确不是来自本土，如所有的科学系统一样，都是舶来品。从这个角度说，爱因斯坦没有说错。

形式逻辑是科学系统化的基石，没有形式逻辑学，其它科学系统也难建立。

我们平时说话，一定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

比如：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话"妈妈“，那一定要遵守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不能又是又不是，至于用妈妈比附祖国，那是修辞。

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大家说话都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出学科体系？在传统文化中，中国的哲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切入到形式逻辑原理性的问题了，那时的名家也触及到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

所不同的是，先秦时的名家也罢，诸子百家也罢，谈得不是纯形式，而是名实关系；名实关系在背景上，又是很现实的政治学。一切是为了“正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亲政治之名。

先秦诸子无不强调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作为学科，形式逻辑恰好是无问东西，不关心名与实的对应性，只关心逻辑纯“形式”。这决定了中国的名学偏离了学科方向，融化于统治术中了。

先秦唯独老子不谈正名。

《道德经．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追求的是永恒之名，然而，但凡能够命名的，都不是永恒之名，永恒之名是无名，无名天地之始，这才是永恒的。

公孙龙子算是名家的大师了，他论”白马非马“，讲得也不是纯逻辑形式，而是认识论，落脚点还是为君王正名。

公孙龙是赵平原君门下的食客，平原君解邯郸之围有功，公孙龙却反对封赏；因为解邯郸之围不是哪一个努力的结果，白马不等于马，平原君有功也不等于可以以其白而自居为马，贪天下之功。

公孙龙辩得是逻辑学的问题，落脚的还是政治。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学，与中国的文字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多义且有形象的印迹，很难纯符号化，简单的逻辑式还行，复杂了很难推下去。

比如：如果流量是月亮，而月亮是舔狗，那么流量就是舔狗。

这个三段式推理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让公孙龙去辩流量是舔狗，估计早让平原君赶出赵国了。另一方面，就是符号化的程度了，用中国文字那得多大的算力？

《庄子．齐物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是不是很烧脑？

如果是一道复杂的数理逻辑命题，用中国文字多半是推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