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明 | 一座中国人类社会学研究的丰碑——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20周年

作者 陈尧明

最近数次去苏州吴江，每次在脑海中就会涌现费老那特殊的圆肚身材，笑口常开的形象，仿佛是弥勒佛再世一样。他是吴江人的骄傲，是我们江南的人杰，是声誉海外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也是我国卓越的领导人，是中国人类社会学研究名副其实的泰斗。

8月底，我和蓓红专程赴吴江江村参观了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对费老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他满腔热情，一心为民的高尚品格深表敬意。

一，从实求知，志在富民，二十六次走访江村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吴江县松陵镇，他年轻时先后在清华研究院攻读社会学硕士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社会学博士。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第一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他曾经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费孝通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父亲费璞安曾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创办新学，曾任江苏省视学（相当于省教育督导）。

1928年费孝通中学毕业，升入东吴大学就读医预科，1930年转到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当时他认为：“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走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当时，江阴籍的吴文藻（冰心的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燕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原理，费孝通跟他求学的三年，吴文藻提出“社会学要中国化”，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地当时的社会实际，应用来为当地当时的社会发展服务，主张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这些思想对费孝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以自己一生中坚持不辍的实地调查及其成果而成为吴文藻有关主张的卓越传灯人。

1935年暑期，费孝通获得了清华第一个社会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同时他还考取了提供奖学金出国留学的名额。在出国之前，他接受老师的建议，先去广西瑶山做实地调查。他带着新婚妻子王同惠（燕京大学社会学三年级学生）一同前往，在广西夫妻俩跋山涉水，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在山区行进中陷入山民为猎兽而设的陷阱。机关一踏，木石齐下，把他砸压在下边。王同惠奋不顾身，把木石移开，但费孝通腰足俱伤，不能起身。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后，赶紧前往找人帮忙，却不料一去竟成永别！第七天在山涧溪流处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拖着半残的身体，伴着同惠的灵魂，费孝通被送出瑶山养伤。

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费孝通于1936年暑期回家乡休息，姐姐费达生建议他去吴江的开弦弓村住一段时间，边休养边调研，了解她正帮当地农民所做的事情和这些事情产生的效果。

开弦弓村，源于河道形似弯弓搭箭，1936年7月费孝通就在这儿开展农村实地调查。并为开弦弓村取得了一个学名叫“江村”，把调查成果整理后写成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文使年轻的费孝通名闻天下，被英国伦敦的著名教授马林诺斯基誉为“国际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使位于“太湖之滨”的这座江南乡村倾刻间备受世人瞩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人类社会学家，自此，“江村”就成了开弦弓村的代名词，它是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一个经典样本，也是世界观察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从1936年7月第一次来到这个乡村，费老一生26次到江村进行实地调查。从1936年的26岁热血青年初访江村，到2002年92岁的耄耋老人第26次再访江村，践行他“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毕生追求。每一次调研与当地农民、村干部交流、座谈，围绕如何富民问题提出不少合理化的建议。这在一个既是著名学者又是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反映了费老对太湖之滨这片江南故土的深深眷恋。

二、实地考察，概括提炼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早在30年代的乡村调查中，费孝通就得出结论：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苏南之所以为“天堂”，天堂里的农民命根子分两半，一半拴在土地上，一半拴在副业上，后来他发现农民从搞副业进入搞工业的阶段，这种乡土社会的工业化起点，他认为是草根工业。这种乡村工业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就会发芽，就会蓬勃的生长。

1983年，费老通过对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地的考察，对乡镇企业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总结，撰写了《小城镇、再探索》一文，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他认为“苏南模式”其核心特征包括三点：一是农民自主发展乡镇工业，以集体经济为主，依托本地资源和非农化转型实现经济增长；二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结合，乡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和资源配置，同时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三是区域联动效应，接受上海等大城市的辐射，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该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动了农村工业化，为后续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了重要范本。

在提出“苏南模式”之后，1985年前后三次费孝通又赴温州调研，通过实地考察当地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为核心的非农产业发展路径，首次在学术层面总结了这一区域的经济现象，并将其命名为“温州模式”。三次调研，费老写了三篇文章：《小商品大市场》《家底实创新业》《筑码头闯天下》。在温州家庭工业兴起但对民营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之时，他勇敢地为萌芽期的民营经济正名，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对“温州模式”的关注，奠定其作为改革开放典型样本的地位。随着“温州模式”从“量增到质变”的升级，从分散的家庭工业向规模化、专业化转型，出现股份制企业和现代市场体系，他又充分肯定了“温州模式”在产业升级和市场拓展中的创新实践。尤其是“温州模式”注入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参与国际分工，费老将“温州模式”升华为“离土不离乡”的本土化发展与筑码头闯天下的外向型拓展相结合的典范。

费老的三次调研、三篇文章完整记录了温州从草根经济到现代产业集群的演进历程。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市场经济革命的重要理论框架。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费老把握着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围绕“富民”这个宗旨，为民营经济发展，不遗余力地鼓与呼的拳拳之心，他是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三、展望未来，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随着中国改革形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费孝通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考察，他联想到孙中山在20世纪初就提出长江三角洲建设东方大港的方案，思接百年、视通万里，费老有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思路呼之欲出：

“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业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

以这思路为基础，经过深思熟虑，费老在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的宏观设想。

1990年4月10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特邀费老到中南海晤谈。听取他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费老胸有成竹、侃侃而谈：“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和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这里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促进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具有战略意义……”，费老的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江泽民边听边记，最后，高兴的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

4月18日中央正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建设，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十项优惠政策和措施。直到2019年12月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印发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充分体现了费老注重实地调研，具有远见卓识的气度和魄力。

在以后对苏南地区的调研中（ 1994年和1995年费老先后两次来到无锡考察调研，我的老领导、尊敬的俞世福书记时任无锡市人大副主任陪同考察），他又强调：要进一步密切上海与周围“八大员大将”（即江苏的苏、锡、常、通和浙江的杭、嘉、湖、甬）的关系，这8个卫星城市对上海起支撑作用。对于向西沿长江流域的发展能起传动和扩散作用，发挥次一级中心城市的功能。

四、文化自觉，倡导十六字箴言，其意影响深远

面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道路并不是完全独自发展的道路，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如何能走向相互欣赏，费老提出“文化自觉”作为解决人类之间关系的方法。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究班上，他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文化自觉不是盲目尊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在对自身文化深刻认知的基础上，理性看待文化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以开放的心态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通过自主的适应和创新，实现文化的良性发展。

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指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美人之美”：即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遵循多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美美与共”：意为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多彩和谐的世界。多民族文化以其鲜明特色丰富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天下大同”：是最终目标，指通过不同文化的自我认可，互相理解，宽容共生，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达到理想中的和谐共处状态。

十六字箴言，提炼精到，十分精辟，含意深刻，非常到位。反映了费老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世界文明共生共荣的博大胸怀，具有世界各国处理多元文明关系的普世价值。

纵观费老的一生，他是一个名扬海外的大学问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践行活动家。他天资聪颖、观察细致、反映敏锐，很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具有真知灼见，总结提炼概括能力超强。尤其是他出身于太湖之滨，对农村、农民有特殊的感情，一生只为富民。晚年时他念念不忘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和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民心目中难以忘怀的具有大爱精神的人。

费老也是一个谦和豁达，风趣幽默的人。自己的肚子大，他会自嘲自己：“立在哪里看不见脚板，弯下腰拾不到铜板，睏在哪里像座山，坐在哪里好打老K（肚子能当台子使用），”自称自己中文水平为“三脚猫”，“底子不行”，面对打油诗的发表，坦言是“出丑”。从“人大副委员长”任上卸任后，戏称可“安心写作”了，十分豁达大度。

2005年4月24日，95岁的费老与世长辞。追悼会上来吊唁的既有年近古稀、拄着拐杖的老者，也有许多在校自发来的大学生，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费老一生实地调研结交的农民老友，共有6000多人接连不断地前来吊唁，场面之大，十分罕见。仅签名册就写了五大本，足见费老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无锡籍人）告诉记者：“费老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什么事情都习惯向他请教的学者，也失去了一座知识分子的里程碑，它不仅是学术泰斗，也是做人楷模。”

“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

作者简介

陈尧明，文化学者，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原无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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