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酒脉：从贝州官曲到御河远帆的千年传承

文｜李国锋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的冬日清晨，京杭大运河的晨雾中，恩州（原贝州）漕运码头人头攒动。税吏的算盘珠在晨光中噼啪作响，当全年酒税统计定格在“二十万贯”时，码头顿时爆发出震天欢呼——这个数字相当于东京曲院收入的六成，创下历史记录，见证了当时酿酒业的极盛。虽然史书未能留下这位时任知州的姓名，但其治下官民共同造就的酿酒繁荣，已深深烙入运河酒脉的历史记忆之中。

旱年奇谋：李绎的酒坊赈灾策略

时间倒转四十六年，天圣九年（1031年）的贝州大地正逢大旱，田野龟裂，蝗虫遮天。新任知州李绎闷坐无计，正外出巡城时，在老城镇一带忽见奇异景象：别处禾苗枯焦，此处村庄却炊烟袅袅，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酒香。

“旱年哪来粮食酿酒？”李绎拽住老匠人质问。对方笑着指向运河支流：“大人请看，没粮有柴啊！”原来村民砍伐荆条卖给酒坊，换钱购粮度荒。李绎当即下令：官府高价收购柴草，鼓励民间酿酒，以酒税充盈府库。《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事时叹道：“使贫者得以樵采自给，而官有余积——此双赢之策也。”

程昉治水：四万顷荒田变酒粮

酿酒离不开丰沛的粮源。时间来到熙宁年间（1068-1077），在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下，一位名叫程昉的水利专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奉行《农田水利法》，主导了对河北地区河流的大规模疏浚工程，其中就包括贝州左近的河道。

程昉率领数万民夫，疏导黄河、漳河之水，灌溉万顷良田，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成了“畦垄如绣，禾穗垂金”的膏腴沃野。丞相王安石对此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功绩“自秦以来，未有及此者”。水利兴而五谷丰，五谷丰则酒业兴。运河上南来北往的漕船，不仅输送着粮食，更成为了酒品与物资交换的流动市场，奠定了贝州作为北方酒业中心的坚实根基。

诗酒风流：李白与贝州佳酿

唐天宝年间，诗人李白途经沙丘城（今武城），饮罢当地烈酒挥毫写下《沙丘城下寄杜甫》：“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看似讥讽“鲁酒不可醉”，实则以反语赞叹贝州酒的浓烈。

唐代还有《葛巾歌》咏叹：“一片白葛巾，潜夫自能结。有时醉倒长松侧，酒醒不见心还忆。”描绘了贝州一位普通老者畅饮东阳好酒醉倒在长松树旁的情景。这些诗作成为贝州酒文化的最佳注脚。

御河远帆：元明的漕运盛景

元代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取直卫运河（大运河老武城故道），贝州地区的商业繁荣再次兴起。著名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评价：“这条交通线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其目的在于使船只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江南直达汗八里（北京），不必取道于海。”

明弘治年间，老武城西南的油坊附近扩建了六处码头，用于运输煤炭、粮食、盐和杂货水果等货物。这些码头在明清时期成为大运河漕运的重要节点，民间素有“小上海”的美誉。当时形成的“御河远帆”胜景，描绘的正是古贝州运河码头舟船繁忙的漕运景色。

酒脉永续：从几大作坊到古贝春

清末，运河岸边的武城县南屯村以酿酒业闻名，这里聚集着王、于、亢等好几家较大的酒作坊。1952年，武城县政府将当地这几家酒作坊整合发展，在清光绪至民国年间古井、古窖池的基础上，于运河岸边——今老城酒厂（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老城镇小屯村）处进行公私合营成立“国营武城酒厂”。原于家酒坊“酒把式”马绍星（1929年—1992年）、柴文德、胡廷俊、何玉昌等十余人，一同纳入武城酒厂麾下。后该企业生产的主导产品“古贝春”和“古贝元”系列酒，从此享誉海内外。

古贝春酒厂旧址街景

如今站在老城镇古贝春酒厂旧址（东经115.898度，北纬37.137度），但见运河故道在夕阳下泛着金辉。300多年前的康熙盛世，漕运达到顶峰，而今天，科学家们从窖泥中测得那个时代的遗留产物。当电子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影像投射在实验室屏幕，恍惚可见运河帆影在其间流动——那是康熙年间南粮北运的漕船，载着江南的糯米、山东的高粱，最终沉淀为窖泥中的元素记忆。

舒同为古贝春酒题词《古贝春赞》

运河水流走了三百年帆影，唯有窖泥中的微生物，仍在吟唱着古老的歌谣。这曲调里既有李绎旱年赈灾的智慧，也有程昉治水拓荒的豪情，既回荡着李白的诗意，也承载着船工“喝好酒，贝州走”的号子。一条运河，千年酒脉，在古今交汇处继续书写着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