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耗”大行其道，女性还有必要自省吗？

一个二婚四娃，工作停滞的女人被丈夫指责有“情绪管理问题”；女儿对她极尽不满，搬走和亲生父亲（女人前夫）生活；丈夫面对她的愤怒，质问与无助痛哭后提出离婚。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明明照顾孩子、牺牲事业、受尽委屈的那个人是自己。在与婚姻咨询师的沟通中，她发现原来自己有问题——自己正在使用情绪暴力绑架亲人，渴望被爱却不懂得如何回应爱。最终，站在镜子前，她给了自己一个拥抱，选择与世界和解。

你愿意理解这样一种叙事吗？这是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包揽四项重要大奖，被业内人士赞叹“秒杀奥斯卡最佳影片《阿诺拉》”，是“女性主体性叙事的又一次升级”。这是本月初在国内上映的挪威电影《爱的暂停键》。

电影剧照 图源|豆瓣电影

这是一部以“自省”为主旨的电影，女主Maria在困境中挣扎着认清了自己的课题。但对于这种向内寻求，自我调节的解困办法，观众并不全都买账。

“生孩子是原罪，不然女主也可以像那个混蛋男一样拍拍屁股走人，而不是PUA自己获得和解。”网友在豆瓣上给电影打出三星，留下评价。

“Maira的强势固然令人不适，但应该看到她对家庭实实在在的付出和爱，Sigmund（丈夫）的冷漠才是包裹着无辜的恶，最该被批判和矫正。”

“最后强行自我劝解‘你很好，你拥有善良的心，你值得被爱’全都是空话。”

观众对电影的质疑声让我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对“主体性”十分敏感，对“内省”十分应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下，“与其精神内耗自己，不如发疯外耗别人”是被普遍信奉的处世哲学，而女主Maria偏偏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过程——从“发疯”一般的愤怒输出，到向内审视出自己深藏的不配得感。Maria的心路历程到底是自我救赎，还是自我PUA？

在这个外耗当道的时代，正在努力走出规训的女性们还需要反思与自省吗？

“带着期待去看，其实观感不好。”观众在小红书上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爱的暂停键》不是一部批判现实的电影，但它十分写实。电影准确还原了女性的普遍困境——因为无法兼顾工作和育儿而崩溃，因为丈夫在二者之间拥有选择权而愤怒不满，因为父母的暴力式亲情而应激。

电影中有一幕，Maria在经历了手忙脚乱的一天后看见了出差六周回家的丈夫，丈夫说酒店的床不舒服，没休息好，她想起自己这一个多月里独自面对的各种糟心事，对着丈夫阴阳道：是，在酒店睡觉一定非常难受，然后立马抛出了孩子在学校惹事的消息，想让丈夫因为错过了子女的教育而自责。

在国内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来，Maria的精神状态简直和典型的“东亚母亲”如出一辙——永远忙碌、永远愤怒、永远委屈、永远走在“发疯”的边缘。女性们总能在她身上看见自己，或者看见自己那个用关爱包裹着控制欲的母亲，然后潸然泪下，发出“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感慨。

如今，许多人都知道这些女性的“疯”通常是被逼的。她们的处境反应了现实社会中制度与意识层面存在的性别问题，比如母职惩罚，比如丧偶式育儿。但电影似乎并不想把解决办法落在外部，比如呼吁制度的完善，推动男性责任意识的提高，而是落在了女主个人身上，让她自我觉察，通过自身的调整与改变走出困境——这也是观众感到“观感不好”的主要原因。

用网友的吐槽来说，还以为前面铺垫的女主在家庭职责、职场境遇、社会资源中遇到的困难，最终会引来外界的体谅或男主的醒悟，没想到最后是“女主觉醒了”，而且觉醒的答案是“这段关系中原来是我做错了不配”。

“Excuse me?还是温情治愈救赎向的结局，算哪门子的回应了女性困境？”

在小红书和豆瓣上，类似的质疑声很多。大家不满意这种将困境归因到Maria身上的叙事：面对亲密关系，原生家庭和子女关系，明明都是她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明明面对痛苦，解决问题的是女性，而电影却通过如此视角将男性隐身，弱化了他们在婚姻与爱情关系中本应承担的责任。

另一个让观众感到“恨铁不成钢”的情节，是Maria在电影后半段的自我反思。在咨询室里，婚姻咨询师向Maira发出了一连串的灵魂叩问：

丈夫回家后拥抱你，你为什么要推开他，转身离开呢？ —我不知道，我想让他感到难过。

你为什么要让他感到难过呢？他做了什么事？ —对，他离开了我们（指为期六周的出差）。

可是丈夫的离开经过了你同意的吧？ —对。

你想让他感到内疚。 —对。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他感到难过呢？ —……

对话发生后，Maria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与情绪中那部分隐藏起来的“无理取闹”，最终发现，自己一直在刻意破坏家庭的和谐氛围，以表达心中的不满。而这份不满的背后，是深藏的不配得感，不自洽，和与之相伴的恐惧——她认为自己配不上丈夫，需要通过不断的指责，让丈夫感觉离不开自己。

最后，Maria直言是自己离不开丈夫，但她尊重丈夫的选择，也会努力过好只有自己的人生。

这种看起来脆弱，甚至处于下位者的姿态被许多观众诟病。观众们认为Maria的这种转变是自我PUA的结果。他们不接受Maria就这样把过错揽在自己头上，忽视了之前让自己耿耿于怀的事实，即丈夫在婚姻中回避冲突与责任的行为。他们对此感到愤怒：“一个有四个小孩的女性，前夫不接小孩，现任不回家，银行卡刷不出来，一堆家务事缠身，还得在现任回家的时候提供笑脸——这谁能做到啊我请问？”

观众对电影的不满，甚至愤怒，来自一种失望，失望于影片精准捕捉了女性的普遍困境，赢得了女性的共鸣与代入，却没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出口或解决方案。

正如观众们所说，相比自我审视与自我救赎，我们期待从电影中获得的，其实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反抗，或者更加“圆满”的和解。我们想看到一种足以推动外界发生改变的影响力，而非Maria单方面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有点背离她追求丈夫时展示出的强主体性，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不少网友认为Maria是一个没从上一段婚姻中吸取教训的“恋爱脑”，非要在一段段失败的婚姻中重复着自己的错误——太相信爱情、太依赖男人、太轻易生育。

Maria最终在丈夫面前袒露了软肋，还道了歉，这样的结局让观众感到不公平。

在小红书上，网友Rea精准指出了这种不公平感的由来：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太擅长反思了，明明不应该自己承受这种负担——难道我们需要认清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不足，认清自己不会爱，乃至认清自己的深层心理本质，才能够离开一段亲密关系吗，这样离开的门槛是不是太高了？像影片所暗示的，男性同样为亲密关系的失败负责，却“不擅长”自我反思和承认错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男性一样，不舒服就要求分开，甚至逃避问题？

对女性反思与自省行为的应激式抵触，对“自我”的极度追求——这不是个例，而是当下女性主义语境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在一场辩论综艺里，面对提问“怎么分辨我的审美是不是被规训出来的？”辩手庞颖直呼“我认为女性太爱反思自己了。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结构”，引起全场喝彩，相关视频在b站获得近140万次观看。

面对失恋、职业挫折、财务规划等问题，当女性表达出自我反思的意图，提问“我需要如何改变”时，网络热评通常会将问题一股脑地归咎为“是男的不行”“是职场文化需要改变”“是消费主义陷阱”等当下流行的“原罪”。

今年八月，Taylor Swift宣布订婚在网络上引发“失望热潮”。不少女性将婚姻视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父权制产物，而Taylor，一个开创了“无孩爱猫女”这一反传统婚姻制度的女性形象，身体力行对抗身材羞辱，反对父权制的女性主义精神领袖，突然订婚了，仿佛是对过去独立女性身份的一种背叛——那个与你并肩对抗父权制度的成功女人，竟然放弃了彻底的独立，主动走进了父权为女性编织的牢笼中。

Taylor在时代巡演中展示自己的肌肉 图源｜AP Photo/George Walker IV

一些粉丝对Taylor选择订婚的失望，与观众对电影的失望类似，不满的是女性在性别“战役”中反抗的不彻底、不完美、不极致。我们担心一种有所妥协，有所示弱的反抗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逐渐消磨女性群体争取权力的意志，在一再的妥协和自省中让渡已经争取到的话语权，默许社会退回到倡导“女德”的旧叙事中去。

无论是对电影的争论，还是对Taylor订婚的态度，从类似的争论中，我们能看见当下女性主义语境中存在的一种紧张感——许多人的心中都有一根绷紧的弦，它要求我们极度“自我”与“自信”，避免示弱，因为一旦承认自己的软肋，比如自己需要成长，需要被爱（尤其是来自异性的爱），就有可能被父权体系利用，从而削弱我们长期以来对性别结构性压迫的批判。

这种激进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就已出现，且成为了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各类观点中的佼佼者。1969年，女权主义活动家Carol Hanisch提出“个人即政治”的口号，强调许多与性别有关的，看似私人的问题不应由个人解决，而应作为根源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被共同解决。1976年，Andrea Dworkin提出观点“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等级制和凌虐都以男性凌驾于女性的支配为典范”。如今我们对所谓主体性的极致追求，失望于Maria和Taylor对社会问题的“选择性忽视”，与激进女权主义的这些观点一脉相承。

但这种“激进”何以在今天作为一种现象而出现？一方面，这与女性主义话题高度娱乐化、话题化、流量化的现状有关。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个能够激发情绪，引发讨论与传播的言论与收益直接挂钩。相比于复杂，严谨的研究，那些带有爽感的，口号式的观点更容易被看到，甚至成为“爆款”内容，每一个传播者都可能因此获得流量，甚至间接获得收益，如今脱口秀综艺中越来越多的性别话题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这并非批判激进女性主义观点的表达，因为整个世界在性别议题上能做的都还有很多。以被普遍视为性别平等模范的北欧地区为例，只有挪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设定了具体的性别配额要求，尽管如此，坐到极高管理席位上的女性占比也少得可怜。还有研究显示，在挪威，即使制度允许女性全职工作，女性也会出于家务负担，伴侣支持等原因选择兼职工作，以减轻压力或冲突。这一研究结果也完美贴合了电影中Maria的处境与选择。

北欧各国女性管理者占比 图源 | SpencerStuart

另一方面，当我们对“自我”“自省”等概念高度敏感，奋力强调不满与不公时，或许已经陷入了和Maria一样的境地——我们还未获得足够的安全感，看着虚构角色重现我们熟悉的创伤情景也会感到应激，甚至将自己带入了受害者视角，开始自我防御，自我保护。

这也体现了当下女性主义的另一困境——集体榜样的缺席。我们缺少扎根于现实的，影响力足够大的女性主义榜样。她们不是直接以“女性主义”本身盈利的个人，而是能够围绕女性主义持续发声的公众人物群体或生态。

如今，这些角色通常由明星、博主、学者等替代，但明星博主的言行与利益高度捆绑，学者的观点缺乏深入浅出，贴合时代的解读，无法实现足够广泛的大众传播。这导致我们始终在讨论女性主义，却始终无法沉淀出长期、稳定、不断积累的影响力。

也因为缺少现实榜样，我们只能拼命向影视作品，向娱乐明星索要一个彻头彻尾的“成功案例”，以证明自己对女性主义的坚持与战斗是有用的，以抚平我们的深藏心底的不安与焦虑。

对于缺少现实榜样这个困境，电影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合理、且能够实现的解决方案：内观，自爱，自省。这并非一种妥协，反而是自我负责的体现——

原生家庭的改善与社会制度的进步都需要时间，当外界暂时无法向你提供帮助时，你是否能承接自己，拯救自己，还是要等到世界都好起来了，你才能跟着好起来呢？

参考资料：

• 北京日报：获天坛奖四项大奖的《爱的暂停键》有多牛？周黎明：秒杀奥斯卡最佳影片《阿诺拉》
• bilibili@陈小姐的十五楼：当女性故事超脱受害者叙事，这部电影炸了
• Reading Feminist Theory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na Helgøy: What sustains feminized part-time work at the gender equality frontier? Evidence from a vignette experiment, Sage Journals
• Spencer Stuart: 2024 Nordic Board Index

//作者：Jacq

//编辑：吃不动饺子了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如果你想给我们投稿，或者想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稿件，请点击下方图片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