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女大学生涉嫌袭警罪却不起诉，只因其行凶时刚好抑郁发作…

昨天9.21那篇《》想必大家都还有印象，就是一句话，上海年轻女大学生buff叠满，即便是两高一部要求从严的袭警罪也能争取到不起诉。无独有偶，今天9.22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的案例，这次她buff更多！

北京某高校大二学生张某因心情不佳，在非机动车道骑车逆行时被交警制止。情绪激动下，她与两名民警发生肢体冲突，辱骂并用手指将对方脸部挠伤，经鉴定均构成轻微伤。张某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 辩护律师介入后，重点挖掘其精神抑郁病史，及时提交就医记录并申请司法鉴定。经鉴定，张某被认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律师提出其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低，且具有在校学生、初犯、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等从宽情节，建议不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采纳辩护意见，认为张某行为虽构成袭警罪，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具有限定责任能力、认罪认罚、坦白等法定从宽情节，依法无需判处刑罚，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案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犯罪嫌疑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政策。

毫无疑问，这又是这又是一次对“袭警罪”刚性底线的巧妙瓦解，是“特权辩护”在司法实践中的又一次精准胜利。它比上海那个案例更加离谱，完美地复刻并升级了“不起诉公式”，将身份、性别、年龄与一个近乎“万能”的免责条款——精神疾病相结合，最终再次实现了“法外开恩”。

上海那案例核心是“女大学生+赔偿谅解”，北京这案例则引入了更具争议性的武器——“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神通广大的辩护律师第一时间挖掘出当事人的抑郁病史，并成功通过鉴定将其定性。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否属于高明的律师团队为富裕家庭量身定制的标准辩护流程？事发后第一要务不再是深刻反省，而是立刻寻找医学上的“免责理由”。

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底层农民工在冲突中打了警察，他有机会、有财力去迅速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精神鉴定吗？“精神病鉴定”这道法律屏障，似乎天然地为有资源、有意识的阶层所准备，法抗拉满，瞬间无敌。

我们再看北京这个女大学生，辱骂并徒手将两名民警脸部“挠出二道伤痕”构成轻微伤，这种行为在辩护词中被有意淡化成“轻微肢体冲突”和“临时性应激反应”。试问，如果是一个壮汉用同样方式袭击警察，还会被如此轻描淡写吗？

“挠”这个动作，因其女性化的特征，在司法解读中被下意识地“去暴力化”了，仿佛这不是一种侮辱性的攻击，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纠缠”。这实质上是对执法者尊严的二次伤害，暗示某些形式的暴力因其执行者的身份和方式不同，是可以优先被理解和原谅的。

案发后，涉事女子和其家庭上演了一场标准的“救赎戏码”：道歉信、积极赔偿、表示悔改。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知识作为后盾。

它再次证明了——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中，犯错后“摆平”受害者的能力和意愿，有时比错误本身的性质更为重要。警察的伤痛和尊严再次被明码标价并成功支付。这对于那些无权无势、无法快速拿出赔偿金的人来说，公平何在？

总之，北京这个案例绝非什么“司法进步”或“人性化关怀”的典范，而是一场由精英律师主导、利用法律技术性条款为特定阶层开脱的“司法表演”。

它凭借的不是法律的普遍公正，而是当事人“女大学生”的身份、“抑郁”的标签、律师敏锐的“钻漏洞”能力以及家庭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传递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只要你的身份足够“值得同情”、你的律师足够专业、能迅速找到“精神疾病”等理由，那么即便去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你也可以避免承受真正的法律后果。

最后我想说的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所谓个案堆积起来就成了海量个案。司法的温度，不应该只去温暖那些“会哭的孩子”和“有伞的人”。当堂堂“袭警罪”的底线都可以因为当事人的身份和律师的技艺而一退再退时，那最终被寒透心的，只会是每一位在街头执法的民警，和每一位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通公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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