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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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
——专栏主持人:康丽教授
主持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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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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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梦圆,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
民间传说的聚合结构——以仓颉传说为例
【摘要】民间传说在文本的生成与讲述中呈现出围绕核心母题的向内聚合,以及逐渐有序的向外扩散的双向动态结构,可以概括为“聚合结构”。聚合结构的核心母题即“核心人物+核心地点+核心事件”,也可以视为同一系列传说的基本标志。在系列传说的情节聚合结构中,不同层级的事件因其中心与外围的相对位置关系而展现出民间传说既离散又集中的动态特征。与此同时,在传说的人物和地点中,也存在着中心与外围的聚合关系,人物和地点的聚合也会进一步影响情节的聚合结构。主要流传于陕西的仓颉传说,以其文本的多样性,形成了以“仓颉造字”为核心的系列传说群,从而能够成为“聚合结构”模型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传说研究;聚合结构;层级划分;形态学;仓颉传说
民间传说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呈现出集群特征或聚合状态,学者多称为“传说群”。传说集群有其稳定核心,并以此为基础不断生长与发展,在有序扩散中形成聚合结构。以仓颉传说为例,其中不仅包含了关于汉字起源的造字传说,还有关于仓颉的神异出生、伟大功绩、地方风物等各类传说。这些传说共同构成了“仓颉系列传说”。仓颉系列传说始终以“仓颉在陕西造字”为核心母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情节的有序扩张,展现了民间传说的动态生成机制与发展规律。因而,本文以流传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西安市长安区、商洛市洛南县、延安市黄陵县4个地方的28个民间传说文本为例,通过中心与外围的结构划分,分析民间传说在生成与讲述过程中呈现出的聚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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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圣鸟迹书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仓颉庙内)。王耀国 拍摄
一、民间传说的聚合与扩散
民间传说在生成与讲述的过程中,会逐渐从“一个传说”发展到“一系列传说”。当我们说起“仓颉传说”时,通常指的是与仓颉造字相关的一系列传说。它们虽然都以仓颉造字为核心情节,但并不一定能拥有共同的情节基干。
“一个传说”和“一系列传说”的区分使得传说研究更加精确和清晰。陈泳超指出了“关于核心名词的一个传说”和“关于核心名词的一系列传说”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关于核心名词的一系列传说”属于“概称”,表示一种“集合状态”。很多民间传说会逐渐从“单个主人公,简单的故事”发展成为“一组以这个主人公为中心的系列化传说群”。而以某一特定历史人物的核心事件为中心的系列传说群在民间讲述中往往能够呈现出更明显的集群特征或聚合状态,如仓颉传说、花木兰传说、刘伯温传说、鲁班传说等。
在文本内部结构上,同一系列的传说群同时呈现出围绕核心母题的向内聚合和自由生长的向外扩散,具体展现为内核的稳定性与边缘的流动性。这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进一步分析民间传说的聚合结构的理论基础。里奥·奥本海姆曾提出“传统流”概念:
一些文本淹没了,其他文本加入进来;文本以一定的流量扩充、删减、改编并被编成文献。中心和外围逐渐变成可辨识的结构。一些文本由于其重要性,获得了核心地位;它们比其他文本更经常地被复制和引用,最终被视为经典,体现出规范性和形成性的价值。
虽然“传统流”概念以书面文本为中心,主要用来说明文本经典化等相关问题,但是其中的“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模式以及核心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地位关系对于理解民间传说的聚合与扩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民间传说在讲述者与接受者之间存在共同的先在认知,因而传说的生成与讲述都不能脱离传统的规则。同一系列传说的不同文本在事件、人物、地点上都存在着中心与外围的结构关系。例如,陕西的仓颉传说始终以仓颉造字为核心情节,由此生发出了关于仓颉本人及相关人物的其他情节,并附着相关地方风物习俗的解释。以仓颉为核心人物,以造字为核心事件,以陕西四个地方为核心地点,构成同一系列传说的核心母题。
在民间传说中,特别是人物传说的主体叙事一般呈现为“何人在何地做了何事”,其中的“动词要素”为特定情节,“名词要素”则是特定人物和特定地点。因此,可以在传说“双核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标定同一系列传说群的公式为“核心人物+核心地点+核心事件=一系列传说”。在民间传说的聚合与扩散中,人物、地点、事件缺一不可,三者共同构成同一系列传说的核心母题。例如,陕西仓颉传说始终以“仓颉在陕西造字”为核心母题,在此基础上传说生长出相关情节,从而构成系列传说群的发展模式。
民间传说的聚合与扩散展现了其生成与讲述过程中的发展演变规律,呈现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双向动态结构。因此,如果将传说的核心事件与次生事件分别提取出来,就能够通过层级划分的结构模型展现出传说的动态聚合。
二、民间传说的情节聚合结构
同一系列的民间传说在生长过程中,伴随着新情节的进入和部分旧情节的淡出,逐渐形成一个动态的聚合结构模型。传说的情节聚合结构既有向内聚合的向心力,使新情节逐渐向核心事件靠拢,又存在着向外扩散的离心力,使原有情节有向外围扩散的发展趋势。
(一)一级事件是最稳定的核心事件
仓颉传说的核心事件是仓颉造字,这被视为一级事件,也是“标志性事件”。一级事件是所有文本讲述都不能跳过的关键节点,也是最稳定且最深入人心的共同知识。所以,在讲述仓颉传说时,无论是何种情节链,都必然要经过“仓颉造字”这一关键节点。
陕西仓颉传说中关于“仓颉造字”的一般讲述为:仓颉观察鸟兽足迹或自然万物而造字。由于“仓颉造字”在地方传说中已是深入人心的共同知识,因而在很多文本讲述中,“仓颉造字”的具体过程常常无需展开细节或进行过多解释,但同时又是不可省略或删除的关键情节。例如,《鸟羽山和仓圣山的由来》的主要情节是:
侯冈天生四目,被视为不吉——父亲将其弃之山林——父母不忍,反复寻找无果——父亲离世,母亲继续寻找——山梁上出现很多鸟类和一个鸟孩子——母亲前去寻找,鸟儿为其引路——母亲找到被神仙和凤凰救下的孩子——孩子和母亲住在了山梁上——孩子起名颉,梁取名为鸟育山,后误传成鸟羽山——侯冈颉长大后,做了黄帝史官,创造了文字,赐姓为仓,居住的梁被称作仓圣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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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仓颉梦》书影。商梦圆 拍摄
该传说文本主要讲述了关于仓颉的神异出生和神鸟相救的主题,并附着上地方风物“鸟羽山”和“仓圣梁”的命名解释。该传说文本的最后必须 回归“仓颉造字”并以其为讲述的终点,使其聚合 到同一个系列的传说范畴之中。以“仓颉造字”为起点的传说文本也同样如此。
一级事件是传说中最稳定的核心事件,用于标定同一系列的传说集群,同时也是传说文本衍生的基础。具体讲述无须对核心事件进行展开或解释,但只有围绕核心事件生长才能够拥有连贯性和完整性。
(二)二级事件相连构成基本情节链
仓颉传说的二级事件在一级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情节扩张,从而构成了该传说的基本情节链,即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仓颉结绳记事——因难以辨认的绳结而出错——仓颉造字——四处传播文字。(图1)这是绝大多数仓颉传说文本都会经过的节点,少量传说文本虽未提及但仍构成其中的潜在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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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仓颉造字的二级事件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以及“仓颉造字”都是该传说圈的共同知识,也是故事的重要前提。此外,“仓颉结绳记事”和“仓颉因难以辨认的绳结而出错”作为一组情节单元,经常成对出现。其中的情节变化之处,多是对仓颉出错的具体描述。例如,《仓颉造字》开篇讲述了造字的起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结绳记事,记载史实——黄帝要和炎帝谈判,命仓颉整理史实——仓颉因难以辨认的绳结而出错,使自己部落受到损失······而“仓颉因难以辨认的绳结而出错”这一事件也可进一步展开,通过仓颉多次出错的重复叙事,形成更加丰富的情节链。例如,《仓颉造字的起因》讲述了仓颉造字前的两次出错:仓颉成为皇帝的史官——结绳刻木记事——黄帝命仓颉记录蚩尤的罪行——开战时,仓颉因绳结杂乱而出错,影响军队士气——黄帝又命仓颉记录行车路线——仓颉因分不清木片符号,错了路程,几乎全军覆没······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在结绳记事的过程中出错,给自己的部落带来了损失,成为“仓颉造字”的直接原因。故而,“仓颉造字”前的三个二级事件经常一起出现,使“仓颉造字”的前因基本趋于稳定。
相较而言,“仓颉造字”之后的情节延伸更加自由,仅有“仓颉四处传播文字”能够构成二级事件,情节的延伸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仓颉四处传播文字”事件的原因,具体可分为两种:一是黄帝下令推广使用文字,二是白水人民不愿学字,故而仓颉选择外出传播文字。“仓颉四处传播文字”的具体过程一般展开为:仓颉先来到长安,一边造字一边教字,随后去了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兴办学堂,这也是对全国多处存在仓颉遗迹的解释。传承人王孝文在讲述《仓颉传播文字的故事》时就说:
他每走一处,就设台教字,受到教化的人们都要留住不让他走。他走了人们都很感激他,就把他传播文字的地方保护起来,或修庙,或建祠,或栽树,或树碑,作为永久的纪念,作为对他创造文字的报答。因此,全国好多地方都有仓颉的遗迹。直到现在,陕西的南部、河南、山东、河北仍然保留着仓颉的纪念处。
在仓颉传说中,文字被赋予了强大的功能。仓颉创造和传播文字,不仅可以教化民众,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且还使得黄帝战无不胜,引来四方归顺。同时,民间传说中还保留了文字的神秘性特征,如长安仓颉传说《一“正”压百邪》有“天雨粟,夜鬼哭”和“龙潜藏”的相关情节。在此基础上,该文本在讲述中还强调了“文字成了镇妖驱魔的防护之宝”,从而展现仓颉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功绩。由此可见,仓颉崇拜和汉字崇拜在仓颉传说中同样具有稳定性。
二级事件在一级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扩散,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传说的较为稳定的基本情节链,同时仍然具有向前溯源和向后延伸的空间,成为传说集群进一步扩张的基础。
(三)三级事件使情节进一步丰富和扩散
三级事件进一步向前溯源和向后延伸,使仓颉传说更加丰富多变。新的事件主要用于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仓颉如何成为黄帝的史官又如何开始造字;二是仓颉造字和传字之后形成了何种影响。(图2)三级事件是较少的传说文本会经过的节点,使故事情节进一步丰富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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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仓颉造字的三级事件
“仓颉造字”前的二级事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因此三级事件的扩张空间变小,主要有三个重要事件。一是“黄帝和蚩尤交战”,多数传说文本是仓颉成为黄帝史官之后才有黄帝与蚩尤交战,如《石楼沟的传说》;少数传说文本也有黄帝与蚩尤交战不下故而请仓颉出谋划策而后才成为史官,如《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二是在成为黄帝史官之前,“仓颉曾是阳武的国君或部落首领”,有着大量治理阳武国的卓越功绩。例如,在《黄帝三请侯冈颉》中,仓颉曾帮助国家打败入侵部落、因精通鸟兽语而带领百姓躲避水灾、通过精明的治理而使国家兴旺繁荣,这些功绩吸引黄帝三次请仓颉出山相助,最终仓颉被封为史官,成为黄帝的得力助手。三是仓颉见到“灵龟负书”从而创造了文字。乌龟在陕西仓颉传说中是经常出现的角色,但“灵龟负书”这一事件多见于洛南的仓颉传说,而在其他地区较为少见。洛南的仓颉传说中多讲述为:仓颉造字困难,天帝托梦让他前去洛水河畔,仓颉在水边遇见灵龟,龟背上刻有符号,便以此为模板造出了文字。此情节可能源于文献《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并结合了民间传统中的“神谕”叙述与“天书”母题,从而增强了造字过程的神圣性。白水和长安的仓颉传说则多是说仓颉在造字之后,将所造的字刻在龟背上,龟逃跑一年后返回,龟背上的字迹仍然清晰,从此以后便以龟甲作为记载文字的工具。虽然乌龟这一角色在不同讲述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同之处在于,洛南的乌龟更具灵性和神性,用于解释造字的原因,而白水和长安的乌龟则更多的是自然属性,成为记载和传播文字的工具。“灵龟负书”只在洛南地区流行,故而是三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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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民间故事精粹》书影。商梦圆 拍摄
“仓颉造字”后的延伸情节更为丰富。一类是黄帝对于仓颉的奖励与关心,包括“黄帝赐姓”“修建土楼或石楼”“为仓颉或其母亲治病”等;尤其是修建石楼的情节在白水较为常见,修建石楼的人有时不是黄帝而是天帝,如在《仓颉造字的故事》中,天帝为仓颉修建用于藏字的石楼,但由于母亲在石楼建造过程中违禁闯入,导致石楼未能建全,从而成为地方风物石楼沟诞生的解释。另一类是仓颉造字和传字后的影响。首先是对其他民族文字的解释,一般是说仓颉或黄帝将多余的字送到边远地方,从而使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拥有了文字;其次是故事最后对于百姓感念仓颉功绩为其修庙并每年祭祀的解释与说明,使历史想象与现实生活之间拥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例如,《关于仓颉晒书台的传说》:“每年春天,在仓颉出发传播文字的日子,都有成群结队的村民打着长钱,拿着香纸,到晒书台纪念仓颉,纪念他创造文字、传播文字的不朽功绩。”
三级事件的扩散使情节更加多样,赋予了仓颉造字以更加清晰且丰富的前因后果,体现了民间传说在生成与讲述中的创造力和自由度,而这些在四级事件中会进一步展现。
(四)四级事件展现了传说变异的自由度
四级事件在三级事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扩散,主要体现为对每一个环节的具体解释与追溯延伸。四级事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传说的变异性与自由度,它们一般处于较为游离的边缘状态,但是种类十分丰富,每个种类的文本数量都很小,往往只在一至两个文本中出现,一方面是民间故事无序生长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民众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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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仓颉传说的四级事件及情节聚合结构模型
仓颉传说的四级事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关于仓颉的神异出生。例如,“仓颉天生四目”是仓颉神异出生的标志,这一情节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较为常见,但在民间口头叙事中并不多见,只在白水和长安各一个文本出现了“仓颉天生四目”事件。第二,关于仓颉创造力的延伸想象。仓颉创造文字的功绩让人们相信仓颉拥有强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能力使仓颉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因此附着有“仓颉创造土窑洞”“仓颉创造龙图腾”等相关事件,特别是在《仓颉创造龙图腾的传说》中,仓颉以其超凡的创造力,画出了新的动物并将其命名为“龙”,从而使仓颉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伟大英雄。第三,仓颉与其他人物的交往与影响。白水拥有“四圣故里”的称号,因而在白水的仓颉传说中还出现了“蔡伦祭拜仓颉造纸”“雷祥给仓颉治病中造碗”“杜康给仓颉治病中造酒”等事件。这些事件仍以神奇的创造能力为主题,虽然主体叙事已经转向他人的创造功绩,但是在讲述时依然要强调仓颉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仓颉的文化影响力。
随着情节的向外扩散,会生长出越来越多的远离核心事件的次生事件。四级事件虽然没有进入传说情节的中心区域,但是它在更大程度上展现出了传说变异的自由度。
(五)情节的聚合结构
如果我们将陕西仓颉传说视为一个星系,那么作为核心事件的“仓颉造字”就是一颗稳定的恒星,各个次生事件是可以移动的行星,每颗行星被恒星的引力所吸引并环绕在恒星周围。不同的次生事件位于不同的层级,越靠近中心越稳定,越处在边缘越游离。与此同时,这种聚合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每一次文本讲述或新的生成都会产生一次新的引力,将事件引向中心,因而呈现出动态的结构特征,而越游离于边缘的事件,引力越弱,所以也就越容易被遗忘甚至脱落。有些相对独立的事件也有可能会进入另一个传说星系中,例如“雷祥造碗”“杜康造酒”“蔡伦造纸”等事件就很有可能被其他传说星系所吸引,特别是《蔡伦祭仓颉造纸在白水的传说》,主要讲述了蔡伦在白水祭拜仓颉的过程中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纸的故事,这既可以属于仓颉的系列传说,也可以属于蔡伦的系列传说。“蔡伦造纸”这一事件正处于仓颉传说星系与蔡伦传说星系之间,被两边的引力同时吸引着。(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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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仓颉传说与蔡伦传说的交叉互动
作为整体的民间传说就像一个庞大的宇宙,由围绕着不同恒星而形成的诸多星系共同构成。各个星系在不断运转的过程中,有的行星被恒星吸引越来越向中心靠近,有的行星则越来越游离或被别的恒星所吸引。如果将同一系列的传说视为一个星系,那么就可以看到核心事件与次生事件在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既离散又集中的动态结构。
除此之外,在聚合结构模型中,还暗含了一个情节发展的先后逻辑。在图3中有一条贯穿“仓颉造字”的水平线,造字前的情节位于水平线的上方,造字后的情节位于水平线的下方,从而展示了传说情节的向前溯源性和向后延伸性。相较而言,在仓颉传说中,造字前的情节比造字后的情节更加稳定,造字后的想象空间更大且附着性更强,故而造字后的情节更加丰富多样。因此,仓颉传说的情节在“仓颉造字”的基础上可以向上溯源和向下延伸,但始终不能离开核心事件,即所有事件必须回归中心点并遵守其稳定不变的运转规则,否则将有可能游离于聚合结构之外。
同一个系列的传说在情节上形成了拥有共同核心的聚合结构,体现了民间传说所具有的稳定性与自由度。虽然对于不同事件的层级划分只是一种理想模型,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现出民间传说既离散又集中的情节特征与生长规律。
三、民间传说在人物和地点上的聚合关系
在民间传说中,名词性因素与动词性因素同样重要,因而在情节聚合结构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考虑民间传说在人物和地点上的聚合关系,这些名词性因素的聚合关系会进一步促进动词性因素的聚合结构。
(一)民间传说在人物上的聚合关系
主人公仓颉是传说中的核心人物,在情节中发挥着最稳定的角色功能,对于推动情节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以仓颉本人为行动施事者的情节要比他作为受事者的情节更加稳定。例如,在“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仓颉结绳记事”“仓颉因难以辨认的绳结而出错”“仓颉四处传播文字”这些二级事件中,仓颉都是作为行为的主动发出者,而在“黄帝和炎帝谈判”“仓颉被神仙和凤凰救下”“天帝降下谷子雨”“蔡伦祭拜仓颉造纸”等四级事件中,仓颉并不是行为的主动发出者,这些情节更容易发生变动或者被忽略。
相对于主人公,配角的身份往往是不稳定的,它们经常可以被替换或被省略。在同一系列的传说中,配角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在情节中越能发挥其重要功能,在传说的讲述中也就会越经常出现。由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将主人公与配角通过层级划分的方式来展现人物之间的聚合关系。
二级人物是与主人公关系最密切的配角,通常与主人公之间构成了较为稳定的人物关系,因而发挥着稳定的角色功能。在仓颉传说中,黄帝与仓颉母亲都在仓颉造字前后发挥着稳定的功能,构成了传说的二级人物。例如,黄帝在造字前常常是以造字任务的出题者或派遣者的身份出现,有时也会成为神奇助手,为仓颉造字提供一些帮助;在造字后,黄帝或是成为奖赏的赠与者,又或是成为新的传字任务的派遣者,促使情节的进一步延伸。与此同时,黄帝在中华文明中本身具有重要地位与文化意义,因而仓颉传说需要在仓颉与黄帝的互动中获得其历史定位与文化价值,所以“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就成为稳定的共同知识,甚至在黄陵县的《仓颉造字》中会将仓颉传说作为黄帝传说的一部分而进行讲述,这也体现了不同传说系列之间的交叉融合。在仓颉造字前,除了少数文本会有仓颉母亲为他出谋划策以外,多数文本中的仓颉母亲都是搅局者,因违禁闯入石楼或土楼而为造字增加困难;在造字后,仓颉母亲因生病而成为黄帝提供奖赏的一部分,黄帝派神医为仓颉母亲治病或仓颉请黄帝为其母亲治病,从而进一步派生出新的情节。然而,为仓颉建造石楼的神奇助手也不一定是黄帝,有时是天帝,这并不会对情节本身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是石楼一定是为了仓颉造字、藏字而建的。同样,违禁闯入而导致石楼未能建成的搅局者有时也会被替换为仓颉的妻子。但是,天帝和仓颉的妻子在传说中只能成为三级人物,因为他们并不像黄帝和仓颉的母亲那样,在更多的情节中发挥功能,因而三级人物容易被取代或忽略。四级人物虽然数量更多,但只在更少的文本中出现,如风后、雷祥、杜康、蒙恬等。这些四级人物在人物关系上离主人公仓颉很远,像蒙恬、李斯、梁善长等人和仓颉根本不在一个时代,只是作为展现仓颉造字影响力的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并没能在仓颉造字的主体叙事中获得稳定的功能,也就没能进入系列传说的核心情节基干当中。如果人物关系过远,则很难促成情节的聚合,所以传说文本的数量较少,或难以形成完型叙事的传说文本。例如,《仓颉鸟迹书碑的来历》实际上就是一则非完型叙事的传说文本,故事情节之间缺少连贯性。该传说大致讲述的是仓颉鸟迹书碑在历史上不断被损毁又反复重刻的故事,其中说到两个重要事件:刻有二十八个古字的仓颉鸟迹书遗迹破坏严重,蒙恬前往石楼沟用毛笔临摹于石板上,请人刻成石碑并放置在仓颉庙内;后来书碑再次被损坏,在清代乾隆年间,梁善长任白水县官时,不辞辛苦,潜心仿制,最终使仓颉鸟迹书碑重立于白水仓颉庙内,被称为是白水历史上最好的一位县官。蒙恬和梁善长两人在其他仓颉传说文本中就很少出现。因而,蒙恬和梁善长只能成为仓颉传说中较为边缘的四级人物,仅作为仓颉书碑的历史性叙述中的一部分出现,并没能进入仓颉传说集群的中心。(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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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仓颉传说在人物上的聚合关系模型
基于故事生产的“俭省原则”,人物数量会尽可能地减少,不重要的人物会逐渐被省略或遗忘。这种省略或遗忘往往是从边缘开始,层级越低的配角,他们不仅在人物关系上越远离主人公,而且在传说中承担的角色功能也越弱,因而也总是越会被优先省略或遗忘。但系列传说通常是从边缘向外生长的,因而边缘也有可能会吸引新的人物进入,关于“白水四圣”的传说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民间传说中,人物关系与情节结构之间也可以具有双向的聚合关系。例如,可以通过主人公的交友行为,将相关人物串联在一起,从而生长出新的情节。在白水的仓颉传说中,有一则《四圣缘的故事》,其主要情节如下:
仓颉在白水造出象形文字——黄帝前来巡视,发现仓颉身体不好,派雷祥治疗——雷祥因此和仓颉成为好朋友——雷祥给仓颉治病过程,认识了杜仲宁——两人在讨论仓颉病情中,杜仲宁发明了圣水神药,雷祥发明了特殊器皿——雷祥和杜仲宁成为好朋友——仓颉喝下圣水,沉睡三天,容光焕发——有病的乡亲喝下圣水后也重获健康——仓颉给圣水造字为“酒”,给杜仲宁起名为“康”,从此有了“杜康酒”——三人结下不解之缘,被奉为圣人——东汉蔡伦到白水拜谒仓颉庙和墓——蔡伦在槐沟河边创造纸,促进文字和文化的传播——从此白水被称为“四圣故里”。
该传说文本讲述了仓颉与雷祥、杜康、蔡伦在交友互动中分别造字、造碗、造酒、造纸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仍以“仓颉造字”作为核心事件,通过仓颉的交友活动将其他三人的伟大创造串联起来,从而共同形成了“白水四圣”关于创造力的地方传说,使仓颉系列传说进一步拓展。
在同一系列的传说集群中,人物也形成了聚合关系,并在情节结构中发挥着聚合作用。随着系列传说的生长与变异,位于中心的人物愈加稳固,位于边缘的人物可能会被省略或者遗忘,而人物关系的聚合也可能会吸引来新的边缘人物,从而拓展出新的情节,使系列传说进一步向外扩散并自由生长。
(二)民间传说在地点上的聚合关系
仓颉传说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与洛河沿线。其中,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的仓颉传说文本最为多样,地方纪念物和纪念活动也更为丰富,今天的白水县依旧会在每年谷雨时节举行大型的仓颉祭祀活动以及相关文化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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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谷雨祭祀仓颉典礼,2024年4月19日,王耀国 拍摄
渭南市白水县、西安市长安区、商洛市洛南县、延安市黄陵县四个地方的陕西仓颉传说可以被视为一个较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讨论,这不仅因为它们同属黄河流域并且地理位置相对接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地方的仓颉传说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可以视为同一个较大的“传说圈”。柳田国男将“一个个传说流行着的处所”称为“传说圈”,并且“同种类,同内容的传说圈相互接触的地方(甚至有重叠着的部分区域),双方的说法,后来趋于统一”,因而“这使传说的吞并和同时共存,都产生相对困难”。
陕西内部的各地仓颉传说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吞并、妥协与共存,最终形成共同的聚合,呈现出“相斥力”和“相容力”两种表现形式。第一,核心事件的发生地必然相斥。白水、长安、洛南、黄陵的仓颉传说之间存在的文本竞争主要是对于核心事件的竞争,即四地都认为“仓颉造字”必须在本地发生,从而在核心事件上形成“相斥力”。第二,次生事件的发生地可以相容。四个地方的仓颉传说在仓颉的出生地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都认为仓颉出生于白水或者索性不提出生地,所以在次生事件上可以存在“相容力”。例如,在《仓颉造字元扈山》中说,“传说,仓颉原姓侯冈,陕西白水人”,又说“仓颉受轩辕黄帝委托,巡视天下,来到洛南”。同时,这样的地方互动与交叉融合在不同的仓颉传说的地方讲述中经常出现。其中,石碑作为最能提供信实性的纪念物,在白水、长安、洛南三地的传说之间都常常被讲述。例如,长安仓颉传说中的《仓颉观鸟兽迹造文字》和《仓颉庙碑》都专门讲述了西安碑林的“仓颉庙碑”从白水仓颉庙移来的历史经过。正如柳田国男所言:“唯独一个折中主义的办法,就是把故事的中心人物变成超群的旅行家。”仓颉在白水、长安、洛南、黄陵,乃至全国各地传播文字和文化的行为,既是对仓颉的伟大功绩及其影响力的想象,同时也是对全国多地存在的仓颉传说与仓颉遗迹的合理化解释。然而,四地的仓颉传说之间仍存在一些区别。从整体而言,白水的仓颉传说在信仰活动与祭祀仪式的影响下始终保持并不断强化神圣且严肃的仓颉形象,而这种神圣性在长安、洛南与黄陵的仓颉传说中则相对有所减弱。可见,陕西仓颉传说在其内部的四个地区之间仍具有地方性特征。这些仓颉传说因其互动交叉而能够被视为一个较为统一的整体,因而可以将陕西作为该“传说圈”的核心地点。但由于“地方之内还有地方”,所以如果进一步考虑较小的“传说圈”,则可以将白水、长安、洛南、黄陵作为较小范围的核心地点,甚至在白水县的杨武村和史官村还分别讲述着仓颉在本村造字的传说,所以也可以再进一步将两村分别作为更小的核心地点。因此,核心地点的划分是相对的。(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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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陕西仓颉传说在地点上的聚合关系模型
民间传说的地方性特征决定了在地点与情节之间同样存在着双向聚合。传说通过描述和解释从而成为地方知识的一部分并赋予地方纪念物以合理性,同时在传说内部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叉互动也能够促进传说之间的情节聚合与扩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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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出生地地貌示意图,该图片源于:王孝文《我的仓颉梦》,三秦出版社,2016年。
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传说在生成与讲述的过程中形成了围绕核心母题而有序扩散的系列传说集群。其中,人物、地点与事件在民间传说的聚合结构中同样重要,因而可以将“核心人物+核心地点+核心事件”视为同一系列传说的核心母题与基本标志,这也是构成一般性叙事文本的基本单元。
民间传说的聚合结构呈现出双重动力机制:一方面通过向内聚合而不断强化中心结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会向外扩散从而催生出新的生长与变异。在中心与外围的层级结构中,同时呈现出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互相作用,从而揭示了民间传说在稳定性与变异性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民间传说的活态发展决定了其聚合结构必然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每一次文本的生成与讲述都产生一次新的引力,而这种聚合结构类似于宇宙中不同星系的运转规律,同一系列的不同传说就像是属于同一星系的各个恒星与行星,而不同系列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星系众多且仍在扩张的闪耀宇宙。因此,通过将同一系列的民间传说的生成机制与讲述规则概括为“聚合结构”,可以充分展现出民间传说在稳定性与变异性之间所具有的有序生长规律和强大生命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感谢作者及原刊的支持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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