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 “校长,我对得起黄埔的校训!”嘶哑的呼喊划破西安一处篮球场的夜色,随即被闷哼声掐灭。不到两分钟,三名特务抬着一具半昏半死的高大身影,丢进早已探好的枯井,尘土扬起又迅速归于寂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消息没能彻底消失。第二天,林伯渠左等右等,等不到约好的那位浙江同乡,心里咯噔一下:宣侠父又出事了?他立刻去问蒋鼎文。蒋鼎文举着茶杯,故作轻松,“人嘛,知道他脾气,又跑哪折腾去了。”话说得随意,眼睛却不敢与人对视。西安城里,一股诡异的压抑味道开始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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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宣侠父”三个字是在这时,可在黄埔一期老学员眼里,这名字早就是“禁忌词”。事情得追到十四年前——1924年夏天,广州黄埔岛上彩旗飞扬,孙中山亲自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代表新生代的希望与野心。蒋介石费尽劲坐上校长椅,正春风得意,却被一句“像个新军阀”戳中要害。
说这句话的人正是宣侠父,诸暨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个子修长,站在人群里像一根旗杆。蒋介石把他叫到办公室,语调阴冷:“你懂军阀两个字的分量?”宣侠父毫不退让,“不让说话,只让服从,就是变相军阀。”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秒针。蒋沉了沉脸,心想此子太硬,暂且留着,便放了他。
开学不到两个月,特别党部成立。蒋介石碍于苏共顾问与孙中山的面子按规矩当了执委,却不愿真放权。最能体现他“试探”的一步,就是直接点名各区党小组长。名单贴出,宣侠父被划上红圈,赫然在列。学生中哗然:这是校长的“钦差”?宣侠父第一个站出:“此举违背党章。”他起草《抗议书》,三页纸字迹龙飞凤舞,言辞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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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火冒三丈,把人锁进禁闭室,限三日交悔过书。两天后,卫兵去取稿纸,宣侠父淡淡一句:“写什么?我没错。”蒋介石早备好开除令,却又给三天缓冲,希望此人服软。何应钦、廖仲恺轮番劝解,结果宣侠父一句“个人前途事小,独裁之风事大”堵得众人语塞。黄埔第一位被开除的学生遂诞生,流言四起:老蒋惹了个麻烦精。
被赶出黄埔不等于沉寂。很快,冯玉祥伸出橄榄枝。国民军北上甘肃,军心松散,藏汉矛盾尖锐,宣侠父靠一张嘴硬生生把局面稳住。冯玉祥拍大腿:“这小子讲话顶两百门大炮!”1926年到陕西,他又办政工训练班,三民主义讲得活灵活现,捧红一批青年军官。九一八爆发后,他游说吉鸿昌宁“弃剿共”先抗日,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气得把茶杯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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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的一幕在1933年出现。宣侠父因为经济窘迫,到蒋超雄家里借住。蒋超雄顺嘴同蒋介石提了一句:“他没活动,安心写文章。”老蒋心中一动,命人把宣侠父接到官邸,寒暄几句后递出一张纸条——任命少将参议。让人意外的是,宣侠父表面恭谨,背地里立刻恢复地下工作,积极策动兵运。胡宗南本来是蒋的嫡系,差点被他说动。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当年那个“不写悔过书的学生”,依旧是颗钉子,而且越陷越深。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暂时合作。蒋介石想借机“化解旧怨”,派人邀请宣侠父回归中央军体系。结果对方非但不买账,还劝新六十七军改建抗日民族军。档案里有这样一句记载——“宣某言辞激烈,企图动摇人心。”老蒋彻底失去耐心:不除,后患无穷。密令自此下达,“低调处理,不留痕迹”。
于是有了西安的枯井。蒋鼎文为掩人耳目,上演了一出“途中越狱”。特务换上宣侠父衣帽,在关中道上假装逃跑。几个月里,国共双方的交涉函件来回飞,蒋介石先赖后拖,终被周恩来点破漏洞,不得不承认:“他一再背叛,我亲自下令。”场面尴尬,却难以挽回。黄埔同学录上,“宣侠父”三个字被涂得漆黑,却更显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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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蒋介石并非不知才俊可贵。黄埔一期生,他平日捧在手心;可一旦触碰到他的权威,便是死穴。宣侠父从不屈膝,蒋介石又极其在乎个人威信,两股硬劲对撞,演成十四年的爱恨纠缠。有人问:如果当年写了悔过书,会否改写命运?答案恐怕依旧未知。因为对宣侠父而言,笔下的三民主义不是口号,而是信念;对蒋介石而言,校长的威严与总体指挥权,同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遗憾的是,1938年的那口井最终静默。直到1946年,黄埔同学会统计牺牲名册,仍找不到宣侠父的确切埋骨处。纸面上的生卒信息,被人挤在括号里,加了一行小字:“下落不详”。可在知情者心中,他并未消失——一位说真话、敢顶撞、能聚人心的人,哪怕肉体被填埋,影响力却早已钻出土壤,随着大风,飘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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