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一生之敌：入黄埔3个月被蒋开除，14年后蒋下令将其处决

【1938年7月】 “校长，我对得起黄埔的校训！”嘶哑的呼喊划破西安一处篮球场的夜色，随即被闷哼声掐灭。不到两分钟，三名特务抬着一具半昏半死的高大身影，丢进早已探好的枯井，尘土扬起又迅速归于寂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消息没能彻底消失。第二天，林伯渠左等右等，等不到约好的那位浙江同乡，心里咯噔一下：宣侠父又出事了？他立刻去问蒋鼎文。蒋鼎文举着茶杯，故作轻松，“人嘛，知道他脾气，又跑哪折腾去了。”话说得随意，眼睛却不敢与人对视。西安城里，一股诡异的压抑味道开始蔓延。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宣侠父”三个字是在这时，可在黄埔一期老学员眼里，这名字早就是“禁忌词”。事情得追到十四年前——1924年夏天，广州黄埔岛上彩旗飞扬，孙中山亲自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代表新生代的希望与野心。蒋介石费尽劲坐上校长椅，正春风得意，却被一句“像个新军阀”戳中要害。

说这句话的人正是宣侠父，诸暨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个子修长，站在人群里像一根旗杆。蒋介石把他叫到办公室，语调阴冷：“你懂军阀两个字的分量？”宣侠父毫不退让，“不让说话，只让服从，就是变相军阀。”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秒针。蒋沉了沉脸，心想此子太硬，暂且留着，便放了他。

开学不到两个月，特别党部成立。蒋介石碍于苏共顾问与孙中山的面子按规矩当了执委，却不愿真放权。最能体现他“试探”的一步，就是直接点名各区党小组长。名单贴出，宣侠父被划上红圈，赫然在列。学生中哗然：这是校长的“钦差”？宣侠父第一个站出：“此举违背党章。”他起草《抗议书》，三页纸字迹龙飞凤舞，言辞激烈。

老蒋火冒三丈，把人锁进禁闭室，限三日交悔过书。两天后，卫兵去取稿纸，宣侠父淡淡一句：“写什么？我没错。”蒋介石早备好开除令，却又给三天缓冲，希望此人服软。何应钦、廖仲恺轮番劝解，结果宣侠父一句“个人前途事小，独裁之风事大”堵得众人语塞。黄埔第一位被开除的学生遂诞生，流言四起：老蒋惹了个麻烦精。

被赶出黄埔不等于沉寂。很快，冯玉祥伸出橄榄枝。国民军北上甘肃，军心松散，藏汉矛盾尖锐，宣侠父靠一张嘴硬生生把局面稳住。冯玉祥拍大腿：“这小子讲话顶两百门大炮！”1926年到陕西，他又办政工训练班，三民主义讲得活灵活现，捧红一批青年军官。九一八爆发后，他游说吉鸿昌宁“弃剿共”先抗日，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气得把茶杯砸碎。

戏剧性的一幕在1933年出现。宣侠父因为经济窘迫，到蒋超雄家里借住。蒋超雄顺嘴同蒋介石提了一句：“他没活动，安心写文章。”老蒋心中一动，命人把宣侠父接到官邸，寒暄几句后递出一张纸条——任命少将参议。让人意外的是，宣侠父表面恭谨，背地里立刻恢复地下工作，积极策动兵运。胡宗南本来是蒋的嫡系，差点被他说动。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当年那个“不写悔过书的学生”，依旧是颗钉子，而且越陷越深。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暂时合作。蒋介石想借机“化解旧怨”，派人邀请宣侠父回归中央军体系。结果对方非但不买账，还劝新六十七军改建抗日民族军。档案里有这样一句记载——“宣某言辞激烈，企图动摇人心。”老蒋彻底失去耐心：不除，后患无穷。密令自此下达，“低调处理，不留痕迹”。

于是有了西安的枯井。蒋鼎文为掩人耳目，上演了一出“途中越狱”。特务换上宣侠父衣帽，在关中道上假装逃跑。几个月里，国共双方的交涉函件来回飞，蒋介石先赖后拖，终被周恩来点破漏洞，不得不承认：“他一再背叛，我亲自下令。”场面尴尬，却难以挽回。黄埔同学录上，“宣侠父”三个字被涂得漆黑，却更显刺眼。

说句心里话，蒋介石并非不知才俊可贵。黄埔一期生，他平日捧在手心；可一旦触碰到他的权威，便是死穴。宣侠父从不屈膝，蒋介石又极其在乎个人威信，两股硬劲对撞，演成十四年的爱恨纠缠。有人问：如果当年写了悔过书，会否改写命运？答案恐怕依旧未知。因为对宣侠父而言，笔下的三民主义不是口号，而是信念；对蒋介石而言，校长的威严与总体指挥权，同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遗憾的是，1938年的那口井最终静默。直到1946年，黄埔同学会统计牺牲名册，仍找不到宣侠父的确切埋骨处。纸面上的生卒信息，被人挤在括号里，加了一行小字：“下落不详”。可在知情者心中，他并未消失——一位说真话、敢顶撞、能聚人心的人，哪怕肉体被填埋，影响力却早已钻出土壤，随着大风，飘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