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掖贤：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建国后才得知母亲牺牲，晚年为何自缢

1936 年 8 月 1 日，招数用尽的日寇打定主意：把赵一曼押到珠河游街示众，再动手处决，想靠着这招吓唬东北军民的抗日劲头。

此时的赵一曼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她心里清楚，最后时刻到了。自己死了不算啥，就是没能亲眼看见把日寇赶出中国，实在遗憾。

可她还是个 7 岁孩子的娘啊，心里头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往珠河去的路上，她朝着押解自己的敌人开口，求他们给支笔、几张纸。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把想对儿子陈掖贤说的话，全写在了纸上：

宁儿：

娘没能好好教你，这是娘一辈子的遗憾。娘一门心思干反满抗日的事儿，今天就要牺牲了！娘和你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宁儿啊，你要快点长大，好安慰九泉之下的娘！我最亲的孩子，娘不用太多话教你，就用自己的行动给你做榜样！等你长成大人，可别忘了，你娘是为国家死的。

日寇押着赵一曼在珠河街上 “游街”，路边围观的老百姓看着这场景，都忍不住抹眼泪。游街结束后，日寇把她拉到北门外一片空地上，一排枪口黑漆漆地对着她。

一个领头的日军走到赵一曼跟前问：“赵一曼，你还有啥要说的？”

赵一曼掏出攥在手里的纸条：“把这上面的话，带给我儿子。”

日军接过纸条，往后退了几步，手一挥，一排罪恶的子弹就射向了赵一曼。

那封遗书，日寇当然不会真的带给陈掖贤，只是随手扔到办公室的文件袋里就忘了。1945 年日本投降，这些文件被八路军接收存了起来。直到 1957 年，相关部门翻查日伪旧档案，这封尘封了 21 年的遗书才重见天日。

陈掖贤看到母亲的遗书时，哭得停不下来。1930 年 4 月的一天，赵一曼曾抱着刚满周岁的他，去上海一家照相馆拍了张照。照片里，陈掖贤坐在娘腿上，好奇地盯着镜头。谁也没想到，这张普通的照片后来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照片洗出来后，赵一曼托人寄给了自己的二姐。

21 年前，赵一曼怀着对儿子的不舍英勇就义；可谁也没料到，身为烈士后代的陈掖贤，竟在 1982 年上吊自尽了。这到底是为啥呢？

咱们得从赵一曼和陈掖贤的过往说起。

1927 年，赵一曼还是黄埔武汉分校的女学员，后来奉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了方便照顾，上级把 10 个人编一个小组，赵一曼和陈达邦分在了一块儿。

那时候赵一曼晕船，吐得厉害，都脱水了。陈达邦是组长，主动担起照顾她的活儿，端水送药、喂饭，样样都干。在他的照料下，赵一曼慢慢适应了海上的颠簸。

缓过来之后，赵一曼开始留意陈达邦。俩人出身相似，理想也一样，再加上这一路的照顾，赵一曼对他动了心。1928 年 4 月，经中共旅莫支部批准，俩人正式结了婚。

就在这时候，国内大革命失败，不少党员被捕。中央决定调一部分在苏联学习的干部回国，赵一曼也在其中。

到了宜昌，赵一曼在长江边租了间民房住下。那时候她已经怀了孕，就在这个联络点里做点分发文件的轻活儿。1929 年 1 月下旬，赵一曼突然肚子疼得厉害，头晕眼花，站起来差点摔倒 —— 她知道自己要生了。

可在当时的封建想法里，外人在家里生孩子不吉利。房东不管她行动不便，硬是把她赶了出去。屋外寒风刺骨，赵一曼没地方去，可又怕没经组织允许私自离开联络点出意外，只好挺着大肚子又回了出租屋。房东把门锁了，她就在屋檐下的草堆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房东见她那样子，心里过意不去，才把她扶进屋，给了碗热汤，却还是让她歇会儿就走。

房东的邻居是个搬运工，听说了赵一曼的遭遇，把她接回了自己家。当天晚上，赵一曼就生下了儿子，取乳名 “宁儿”，盼着他能在乱世里平平安安长大。

没过多久，因为身份暴露，赵一曼抱着孩子逃到上海，接到了去江西省委工作的新任务。

1929 年 9 月，党中央派赵一曼和一位王同志假扮夫妻去江西省委。可才过了三个月，叛徒出卖了他们，联络点暴露了。赵一曼抱着孩子连夜跑路，一直跑到郊外，在一间废弃的小屋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赵一曼看见附近有户人家，赶紧抱着孩子走过去。屋主是个老大娘，见她抱着孩子不像坏人，就把俩人让进屋里，从锅里盛了碗热稀饭：“可怜的娃，快喝了，等下才有奶喂孩子……”

赵一曼昨晚跑太急，鞋都掉了，大冷天光着脚。大娘见状，从柜子里翻出一双旧鞋给她穿上。

告别大娘，赵一曼辗转到了赣江边，最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之后就留在中央工作。

这期间，在四川老乡李一泯的帮忙下，赵一曼见到了陈达邦的妹妹、也就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这下，陈掖贤又多了个疼他的人。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赵一曼心里明白，自己总带着他颠沛流离不是办法，得找个安稳地方让他好好成长。她把这想法告诉了小姑子陈琮英。

那时候上海白色恐怖厉害，工作地点、住处老得换，带着孩子确实不方便。陈琮英也赞成她的想法，俩人琢磨来琢磨去，决定把陈掖贤寄养在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家。陈岳云在民国印刷界很有名，军政两界都有关系，而且当时还没孩子，把宁儿放那儿，相对安全些。

临走前，赵一曼带着陈掖贤去照相馆拍了张母子俩唯一的合照。1930 年 4 月，赵一曼和陈琮英把孩子送到武汉陈岳云家。分别时，陈掖贤哭着拽着娘的手不放。

作为母亲，赵一曼哪儿舍得和刚生下没多久的孩子分开？可为了革命胜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只能舍小家顾大家。她亲了亲宁儿的脸蛋，狠下心转身走了。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

第二年，日寇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短短半年就差不多占领了整个东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纷纷起来反抗。中央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去东北，赵一曼就在其中。

刚到东北时，赵一曼先在沈阳当女工，后来形势变了，又调到哈尔滨工会工作，还和化名叫 “老曹” 的满洲总工会领导人黄维新假扮夫妻作掩护。

有一回，老曹带来个消息：一个伪军军官坐电车不给钱。这电车的售票员是共青团员，当即让他买票，不然就不让坐车。

那伪军平时横行惯了，在众人面前不仅不买票，还把售票员拖到宪兵队，打得重伤。这事儿传开后，哈尔滨电车工人都气炸了，在共产党支持下，决定联合起来罢工。

赵一曼负责在家里印传单。第二天早上，她躲过日军的盘查，把传单送到罢工领导会，还跟着大伙儿上街发传单。这事儿在哈尔滨影响很大，日寇没办法，只好做了些让步。

1934 年春天，哈尔滨的党组织出了叛徒，被搅得稀烂。老曹被捕后遇害，赵一曼虽说逃了出来，可身份也暴露了。这时候再回哈尔滨，不光危险，工作也没法开展。最后组织发话，调她去珠河打游击，当抗联第三军第二团的政委，在赵尚志手下做事。

那会儿赵一曼化名叫 “李洁”。抗联里女战士本来就少，像她这样的干部更是稀罕，再加上跟着赵尚志干，队伍里就有传言说她是赵尚志的 “妹妹”。后来她干脆就把化名改成了 “赵一曼”。

随着第三军的名气越来越大，日军把围剿的力道加大了。赵尚志带着主力离开哈东，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领了命，带着队伍留在哈东跟敌人耗。

主力一走，二团在 “反围剿” 里就显得吃力了。1935 年冬天，几千个日伪军把赵一曼的驻地围了个严实。突围的时候，赵一曼的腿被子弹打穿了，走不了路。

抗联跟老百姓处得亲，负伤的战士常去老乡家养伤。日军指挥官派了一堆便衣四处摸查，结果在春秋峙养伤的赵一曼被盯上了。激战中，赵一曼又受了伤，流了太多血昏了过去，等醒过来时，已经被敌人抓了，暂时关在滨江警务厅的监狱里。

曾经审过赵一曼的滨江警务厅军官大野泰治回忆说，赵一曼被送进监狱时，穿了件黑棉衣，血都渗出来了，看得出来伤得极重。可就算这样，她身上那股让人发怵的劲儿一点儿没减，抬头看人的时候，大野泰治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

到了审讯室，大野泰治问她基本情况，赵一曼全是瞎编的；问到部队的事，她干脆闭紧嘴不搭腔。连着审了好几天，各种酷刑轮着上，赵一曼硬是半个字的秘密都没露。

日军急得跳脚，转而审其他被捕的抗联战士，才从他们嘴里摸到点线索：这女人是共产党珠河县委的头儿。

知道赵一曼是个大官，日军更不肯放她了。可连着几天严刑拷打，他们怕赵一曼流血流死，就把她送进哈尔滨的医院，一边接着审，一边给她治伤。

看守赵一曼的是个叫董宪勋的伪警察。接触下来，董宪勋觉得赵一曼挺随和，根本不像传言里那么 “吓人”，赵一曼还主动跟他打招呼。聊了几天，赵一曼知道董宪勋也是苦出身，给日本人干活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她就趁机跟董宪勋讲抗日的道理，时间一长，董宪勋的想法慢慢变了，轮到他看守时，总会悄悄给赵一曼松点绑，让她能自在些。

医院派来照顾赵一曼的护士叫韩勇义，小姑娘早就听说过赵一曼的名头，特别敬佩她。知道自己照顾的就是赵一曼，更是上心。特务每次来审讯，对着病床上的赵一曼还拳打脚踢，韩勇义就常说 “刚喂了安眠药，醒不了”，尽量让赵一曼少受点罪。

赵一曼在医院待了快半年，日军还是没从她嘴里抠出半个有用的字，就打定主意要枪毙她。

董宪勋听说消息，赶紧跟韩勇义商量，偷偷把赵一曼从医院弄了出去。敌人发现赵一曼跑了，立马撒网追捕，刚逃出虎口的赵一曼没跑多远又被抓了回去，董宪勋和韩勇义也没能幸免。后来董宪勋病死在了监狱里，韩勇义被救出来后也参加了革命，1949 年因病去世了。

本来日军就因为撬不开赵一曼的嘴窝火，这下她还敢逃，更是把所有酷刑都搬了出来 —— 电刑、灌辣椒水、插竹签，样样都用了个遍。可赵一曼还是咬紧牙关不吭声，日军实在捞不到有用的信息，最终决定处死她。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走完了她的革命路。

赵一曼本名叫李坤泰，还用过李淑宁、李一超、李洁这些名字。所以她牺牲后好多年，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世。直到新中国成立，电影《赵一曼》上映，在全国掀起大波澜，她那不屈的样子让所有人都敬佩不已。

在四川工作的李坤杰，也就是赵一曼的姐姐，看着电影里的人，突然想起了失联多年的妹妹。她找了好几年，四处打听，才确认电影里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李坤泰。而陈掖贤，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妈妈是谁。

其实解放初期，姑姑陈琮英就把陈掖贤接到了北京，送他去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可赵一曼改了好几次名字，陈琮英也说不清她后来的情况。陈掖贤从小寄人篱下，跟养父母关系也不好，性格特别内向。可外交工作得能说会道、性格开朗，他从小就有的自卑感，给后来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曾经跟陈掖贤一起工作的袁宝珊说，陈掖贤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也不爱收拾，有时候头发乱糟糟的，宿舍里脏得不行，好久才扫一次地。他也不会管钱，那时候工资 69 元，按当时的物价，一个人过日子绰绰有余。可他月初就胡吃海喝，月底没钱了就紧巴巴的，还得去工会借点小钱周转。

后来，陈掖贤跟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结婚，生了个女儿。俩人是 “闪婚”，婚前都没好好了解，婚后又因为工作老见不着面，慢慢就有了矛盾。

有了孩子后，家里开销变大了，虽说夫妻俩工资加起来超过 100 元，可陈掖贤还是不会计划着花钱，一到月底就没钱，夫妻俩吵得更凶，没多久就离婚了。

这事儿给了陈掖贤很大刺激，离婚后他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又赶上特殊时期，他受了不少冤枉气。虽说后来跟妻子复了婚，又生了个孩子，可他心里的憋屈一点儿没少，反而越来越重。

1982 年 8 月，陈掖贤连着好几天没去上班。一开始领导以为他家里有事，没当回事，后来觉得不对劲，就派了几个同事去看他。推开门一看，陈掖贤已经上吊自尽了，年仅 53 岁。

陈掖贤是烈士的后代，可从小没得到多少父爱母爱，性格上的缺陷跟着他长大，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