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被日军折磨得有多惨？日军晚年回忆，她惨叫声音像来自地狱

1945年9月3日黄昏，沈阳东塔机场临时收容所灯火摇晃。投降的关东军军官被分别关押，列队谴责刚刚结束的罪行。一名戴圆框眼镜、头发花白的中年人背对墙角，他就是参与审讯赵一曼的特务大野太治。此刻，他紧握水杯，手背青筋突起，仿佛还在聆听那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喊。

外界常以为赵一曼只是英勇就义，真实的身体与心理折磨却很少被细说。1935年11月22日凌晨，珠河县帽儿山薄雾尚未散尽，赵一曼在转移群众时被机枪子弹射穿右大腿。被俘后，她先被送往伪滨江省警务厅，不到十二小时，第一轮刑讯开始。

“供出地下交通线！”翻译官孔吃不绝，赵一曼沉默不语，仅淡淡吐出一句俄语。“去问你的天皇吧。”日方纪录用片假名勉强标注此句，旁边批注：被拷打时仍保持冷静。

有意思的是，大野太治并非下层粗暴军人。他出身东京帝大心理学系，曾研习催眠，深信“精神瓦解”比肉体伤害更管用。他在笔记中写道：先用长鞭抽击足底，再以低频电流持续三分钟，同时强光直照视网膜，“能令正常人崩溃”。然而，赵一曼只在第一次电击时低呼，随后咬紧后槽牙，导致门牙被挤脱落一颗。

折磨持续二十七天，时间与痛苦一起拉长。每隔六小时，赵一曼被拖去冷水浸泡，再捆回老虎凳。伪满档案记下的体温变化，从37℃降到35℃，医生两度预判她活不过当夜，但清晨再查，她又醒来。

值得一提的是，赵一曼在间隙索要纸笔，却不用来招供，而是抄写《国际歌》俄文歌词。碎纸被看守偷偷贴在岗亭内壁，有士兵夜间巡逻读到，心惊胆战申请调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哈尔滨档案馆修复这批残页时，电光下仍能看到斑驳血迹。

除了刑具，心理战也没停。日方两次把她七岁的儿子照片贴在审讯室门口，试图松动意志。赵一曼眼神微颤，但很快恢复平静：“孩子会明白母亲做了什么。”此句被记录官留在卷宗首页，后人一读仍觉胸口发紧。

12月2日，刑讯升级。德国造电击器连接到手指、太阳穴和脚踝，电压220伏，持续五分钟。见她双眼混浊却未求饶，大野太治突然踉跄后退。多年后，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自述：“那声音像从地狱缝隙涌出，不是给人听的。”

屈辱之外，还伴随侮辱性医学实验。伪军医给赵一曼腿伤注入盐水与樟脑混合液，观测“肌肉坏死速度”。记录表用红笔标明：“实验失败，被测者依旧顽强。”此页后来被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罪证。

1936年8月2日黎明，赵一曼被押往珠河县郊外牡丹江支流。她踉跄下车，脚踝因长期束缚呈黑紫色。宪兵递来悔过书，她轻声说：“多写两个字——抗日。”话音未落，三八式步枪声划破雾气。弹孔从右肩穿出，鲜血在灰蓝色衬衣上绽开一朵暗花。

目击的农夫张老三后来回忆：“那天山风大，赵姑娘倒下时衣角鼓起，像旗子。”同一时刻，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学生在发传单，上面写着：“赵一曼，民族脊梁。”短短一行字，成了北满地下党入党宣誓常用的暗号。

时间回到1946年12月8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第二天，大野太治突然要求当众陈述。他声音嘶哑：“我没有看到她输。”法庭静极。翻译把“输”误译成“屈服”，旁席的中国检察官摇头纠正：“他是说赵一曼从未被打败。”

事实证明，施暴者对惨叫的记忆远比受刑者的痛苦更长久。从1950年到1962年，大野太治在抚顺的房间里日复一日刻墙，留下两万八千多道划痕。管理所医生诊断：典型创伤后精神障碍。讽刺的是，他自己创造的“精神摧毁”法，最终毁了自身。

1996年10月，哈尔滨旧警务厅旧址施工，地基里发现铁盒，一块覆满锈斑的薄铁片上钉着俄文词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取出，旁边躺着断裂的铁链与皮鞭。展览时，有观众自语：“她不是在地狱里喊，她是在告诉我们，地狱就藏在侵略者心里。”

这声来自“地狱”的惨叫，被施暴者回忆、被历史记录，也被后世证实为侵略者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的噩梦。面对她的选择，言语太苍白；数字、档案、遗物，才是最直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