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梁优，把自由做成了跳海酒馆的商业规则

嗅态

观察商业榜样，输出榜样观察

作者 | 石灿

很久之前，我就想写跳海酒馆这个新消费品牌了，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直到今年9月初，眼看着跳海在扩张，鲜活的业态在生长，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给跳海酒馆创始人梁优（梁二狗）发去邀约信息。

他一口答应。

9月7日，月全食，我们在昆明畅聊一夜，越聊越兴奋，月亮亮了暗了又亮了，圆了缺了又圆了，大战几百回合后，终于把我聊趴下。9月8日，我在酒店房间躺了一天。9月12日，跳海Living在深圳市南头古城开业，我们又在现场碰面。

站在热闹之外观看这一切，我脑海中浮现出跳海酒馆的过往。五年时间，它已经在全球开出50家门店。从最初的北京胡同，到杭州、广州、东京等城市的街头，品牌一路延展，始终坚持“人是核心”的理念。

跳海Living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而来，也是跳海酒馆经验与理念的延续。与此同时，酒馆的版图还在迅速扩张。参加完Living的开业仪式后，梁优几乎没有停歇，9月13日参加完上海的一个活动，就飞往日本东京。9月20日，继新加坡之后的第二家海外门店在那里开业。

表面上是一场热闹的扩张，其实每一次开店都是梁优与孤独的较量。相比结果，更值得追问的，是驱动他一次次出发的那股力量，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与性格是如何塑造了“跳海”。

01

文艺青年去创业

昆明的秋夜总裹着一层湿凉的风，翠湖的水波在暗夜里泛着细碎的光。我踩着石板路拐进翠湖旁边的一个巷子时，四楼的窗户还亮着暖黄的灯。那是梁优在昆明的家，一扇能看见湖景的窗，框住了他离开北京后的另一种生活。

爬到四楼时，他已经在门口等我。换鞋，进门，最先撞上的是满室的“烟火气”。他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从入口到露台，墙上、座子上、沙发上摆放着关于电影、书籍、酒水、音乐的一切元素，最显眼的是客厅中央的荧幕，正播放着他刚刚看完的电影。

我们在露台坐下。

“怕蚊子吗？”他穿着短裤，指了指桌子上的驱蚊喷雾，语气里带着点北京腔的熟稔，又掺了些西南口音的软和。

“我也喷一点。”我拿过驱蚊喷雾，喷了一点在脚踝。我们初次见面，却像多年未见的老友，相互吐露着各自的人生往事，话到深处，两个人点头对眼。

故事越来越重，露台的风凉意越来越沉，蚊香在脚边冒着青烟。没人想到，这个如今在昆明翠湖旁喝着酒、写着书的人，曾离“法官”“律师”的人生轨迹那么近。

2011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前两年，他把大部分课余时间放在法律援助上。帮农民工讨过薪，帮民办教师跑过转正手续，也帮被拆了房子的人争取过土地权益。

他没多想，就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有个案子印象最深，他们社团前后跑了快一年，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总算帮一位农民工要回58万赔偿款。

可跑的案子越多，他越觉得不对劲：能做的事太少，很多时候明明理在当事人这边，却卡在各个环节走不通。

对于一个19岁出头的大学生来说，心里装的全是课本里的法治知识，只是，现实里能操作的空间，要比想象中窄太多了。慢慢地，他对法律援助就没有了兴趣，精力反而转向了另一个更加深刻的话题：这世界到底是怎么转的？

大学时的梁优 图源梁优

为了找答案，他先去了广告公司万博宣伟实习。他所在小组服务的甲方客户是宝洁。他每天跟着前辈写方案、跑活动，也算摸透了公关的流程。

他刷知乎时，看到一条高赞回答，提问是“如何看待公关行业”，回答者是知名网络博主花总。花总之前在奥美待过，大意说“这行可以洞察很多东西，但千万记住，那不是商业的本质”。

梁优反复品味，“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听进去了，半年后，辞了实习。”

梁优的第二份实习工作选择去甲方，一家叫作探路者的户外公司，1999年创立，2009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在中国国内和全球经营各类专业户外用品。

他在探路者旗下一个骑行子品牌实习。当时，他正好是中国政法大学万里自行车协会会长，骑行经历丰富，得到这个机会挺自然的。

2013年的某天，领导突然喊他去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地点在北新桥的一家自行车酒吧。推门而入，他才知道当晚的主角是张向东。那之前，他读过张向东写的书《短暂飞行》，书里记录着作者在世界各地的骑行经历，用一个创业者的眼睛打量风景与人情，把骑行、创业与人生感悟编织在一起，带着某种哲学意味。

张向东没讲太多创业故事，先放了一部叫作《偷自行车的人》的意大利电影。放完后，他对着众人说，电影里的孩子靠自行车走出小地方，他也是，从陕北小县城考到北京大学，走南闯北，自行车一直陪在身旁。

他记忆中，那天在场的还有IDG资本熊晓鸽、隆领资本创始人蔡文胜、时尚集团前总裁苏芒、土豆网创始人王微。融资、上市、投资，这些原本离梁优很远的词，在那个晚上全都具体起来，深深刻进了“我幼小的心灵里”。

聚会散场，他脑子里却凝聚了很多新想法。原来胡同里能开卖自行车的酒吧，原来做创业的人能靠骑车交朋友，原来那些给项目投钱的人，也会坐下来听人讲《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

到了2023年7月，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梁优看着银幕里李白和高适赤裸上身摔跤，摔不动了，两人躺在地上，汗水、尘土、笑声一起飞散。他的心猛地一震，笑了出来，低声对朋友说，王微其实在拍自己。

他想起王微，想起张向东，也想起自己曾经的困惑与渴望。文艺、创业、生活、冒险，所有东西在这一幕里重叠，他忽然明白，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热情，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用自己的规则去生活。

那种冲动和探索的欲望，他曾在更早的日子里就感受到，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出口。当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出来，他没多想，跟着扎进那波浪潮里。

表面上，他会说是因为“双创”才休的学，实际上，是先休学，才遇到了“双创”。

02

“我还是服我爸的”

夜已深，梁优望着那轮月，像望着自己半生走过的路，那些被阴影笼罩的时刻，那些奋力挣脱的瞬间，最终都化作了支撑他往前走的力量。

梁优从小在江苏盐城的小镇长大，高考考到北京，一直都是所谓的“鸡头”。刚进大学时，他想过要走最光鲜的道路，大一大二的成绩确实也不差，拿过奖学金。深入了解北京才知道，北京的房价很贵，竞争很激烈。“就在想，法学生最好的就业路子是什么？”

梁优问师兄，师兄告诉他：“投行。”

“为什么？”他追问。

“投行很难进。”师兄答，要进投行，得先考司法考试，再考注册会计师，最好出国读个硕士，回来再进中金。

听上去很有诱惑力，既像公务员一样体制内，又有百万年薪。但现实是，他们法学专业根本没开过高数课，他的数学本来就差。再想出国留学，也没概念，总觉得“小地方出来的，哪有条件去国外读书”。

这条路算是焊死了。

他骑上自行车，寄情于山水。大学期间，他骑行了两万多公里。有次骑车去拉卜楞寺，看见寺里的僧人坐在墙根晒太阳，手里转着经筒，跟他在北京看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忽然明白，不是只有进投行、当律师才叫“出路”，人活着能有很多活法。

骑行中的梁优 图源梁优

骑行也让梁优拥有了一份独特的“成人礼”。18岁前，他没离开过盐城，一直走读，父亲是中学老师，管得严。大一暑假，他跟父亲说：“要从北京骑车回盐城。”

父亲直接不同意，说：“要么我去北京陪你骑，要么就别去。”

梁优跟父亲吵：“你跟着，我骑这趟还有什么意思？”

2011年，梁优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坐着火车去北京，他以为终于能摆脱父亲的控制。可没过多久，他发现父母注册了人人网小号，加了他所有的好友，用假名字假头像，偷偷翻他的动态。他们怕他在北京交了“不好的朋友”，怕他走偏。

“那种感觉，就像你以为逃出来了，转身又发现身后还跟着一根线。”梁优说。他需要一场真正的“成人礼”，一场能证明自己完全能掌控人生的仪式。

某种意义上，这场反抗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对话。父亲坚持的是“土地的逻辑”，稳定、忍耐、向内收拢；梁优选择的却是“城市的逻辑”，开放、冒险、向外延展。两种逻辑注定难以调和，但也正是在这种张力里，一个人才能生长出真正的自我。

他和父母谈了很久，最后达成妥协：每四小时报一次平安，其余的事他自己做主。

自行车是借来的，师兄是江西宜春人，前一年暑假刚从北京骑回宜春，在学校论坛发了骑行帖，梁优看到后去找他。他二话没说，就把车借给梁优。

梁优没有把出发的消息告诉父母。他从北京出发，途经南京，最终抵达盐城老家，一共1600公里，“整个腿都是熊猫色，大腿以下全是黑的。”

这场对抗以梁优大获全胜告终，往后他去任何地方骑行，父母都不再阻拦，“告诉我们一声去哪儿就行”。

梁优的对抗意识是从高二真正萌芽的。那一年，他第一次触碰规则的边界，也第一次感受自己的力量。

他读的中学推行衡水模式，清晨五点半必须到教室早自习，深夜十点半才准离开教学楼，每月仅放一天假，日子被规训得严丝合缝。早恋是校方明令禁止的红线，他偏要逾越，悄悄和一个女孩走到一起。

这一幕被同学撞见，照片当天就出现在QQ空间。小镇圈子小，消息半天传遍街头巷尾，熟人遇见父母时眼神躲闪，他放学路上总被背后的指点戳得发紧。

学校要立规矩，父亲作为年级主任更要表姿态。没几天，“严重警告处分”的公告贴满教学楼，梁优被勒令回家停课一个月。

梁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循环放着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歌声里的委屈绕着墙壁转。

有一天，父亲走进房间里来，打了他一耳光。他已经长到一米七几，比父亲高出小半头，反过来伸手抓住父亲，猛地把人按在沙发上。

父亲1200度的眼镜“啪”地掉在地上，镜片沾了汗水，平日里威严的眼睛里满是震惊与恐慌。

梁优握紧拳头，准备回击，看着父亲泛红的眼眶，悬在半空的拳头，缓缓放下，蹲在地上哭，“我就像狮子一样咆哮”。

那之后，父子俩几个月没说过话，“但我非常确定，要完整地去反抗他”。

父子之间第二次爆发肢体冲突是在2013年初。梁优已经有两年没回家过年，在北京待久了，每次回小镇都觉得别扭，价值观撞得厉害，心里装着北京的日子，身体又得应付小镇的人情，身体和灵魂来回拉扯，让人难受。

那次回去，父亲挺高兴，喊了所有朋友，订了镇上最好的酒楼最大的桌，坐了十八个人。中午吃饭喝白酒，梁优也跟着喝，气氛热热闹闹。散场后，酒楼离家两公里，父亲母亲各骑一辆电动车，他要过来开。母亲死活不让，说他喝多了，开车危险。梁优急了，说她才喝多了。

父亲和母亲是一个立场，说急了，父子两人在酒楼门口吵起来，“我还来了句京骂”，最后打了起来。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斗兽场上的公牛，周围全是拿着标枪要扎我的人，哪怕其中有我的父亲母亲。我不知道自己是野兽还是人，是一个源于心底的东西让我像野兽一样咆哮和呐喊。”他回忆说。

母亲在旁边哭，“他们也是小镇上的名人，我也是小镇上特别出名的那个孩子”，场面特别尴尬。这一幕当场就被人拍了下来，第二天，视频在QQ空间传得尽人皆知。

梁优在家待了两三天，母亲找父亲的朋友来斡旋，可父亲始终不跟他说话。临走那天，父亲躺在床上不起身，他凑过去说：“爸，我走了。”

父亲只冷冷丢一句：“走了就再也别回来。”

那时，从江苏盐城到北京还没通高铁，梁优坐了一宿绿皮火车。一路上听赵雷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全程沉默。

“开往北京的火车让我感到快乐，但这种快乐是非常复杂的。”梁优说，“我明确地知道我属于北京，但我父亲已经不理我了，而我们之间牵绊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更大的绝望在2013年底到来。彼时，父亲自学法律，只用两个月就通过了司法考试。看到成绩单时，父亲开心，梁优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不管他怎么努力，好像都逃不开父亲的光环，都走不出那种“被比较”的困境。

他不想再参与父亲设计的人生游戏，索性提交了休学申请。学院同意，家里却炸开了锅，争吵一次比一次激烈。父亲是镇上少有的大学生，手里攥着家族几代人的希望，也攥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爸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历史老师。”

梁优被当作“作品”来塑造。五岁起，他每周必须背六首古诗词，只有周日能歇口气。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他最早对“文艺”的执念，源于少年时的“区分感”。上学时，他总觉得“文艺青年”是能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标签。别人或许能靠分数考上好学校，但他能完整背下《兰亭集序》与《滕王阁序》，走在路上、聊起天来，随口就能拽出几句诗。可那些童年的清晨与夜晚，总裹着一层喘不过气的沉重。

中考那年，梁优的分数足够踏进盐城最好的中学，他偏要选父亲任教的小镇高中。那所学校已经十年没出过清华北大的学生，他要做“十年第一人”。原因的一半是少年人的叛逆，想证明自己不用走父亲铺的路；另一半是藏在心底的较劲，想在父亲的地盘上挣回一点属于自己的尊严。

全镇的人都盯着他。父亲是年级主任，学校里的老师是叔伯阿姨，他成了众人眼里的“天之骄子”。

“我们付出几代人努力，才把你送到北京上大学，不是让你不上的。”父亲愤怒地吼。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梁优委屈地说。

他把父母的微信全部拉黑，持续了大半年，期间的骑行、创业、比赛，他们都不知道，完全靠自己在北京活着。

直到2015年10月，梁优的第一个创业项目被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上了新华社网站，说他是“大学休学创业的典型”，还把他和美国企业家马克·扎克伯格放在一起比较。

父亲看到后，主动添加微信，发过来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像还可以”。

没有道歉，没有多余的话，却像解开了一根系了很久的绳子。梁优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父子俩的关系终于慢慢缓和下来，过去大半年似乎什么都没发生。2016年，梁优回到学校，把毕业论文写了，顺利毕业。

梁优在北京生学习、生活、工作过15年，也遭遇过让他措手不及的压力。父亲站出来安慰他：“干大事的人，总要经历一些风雨。”

“那一刻，我还是服我爸的。”梁优笑着说。

03

“黄粱一梦”

休学后，梁优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买了一张北京到石家庄的硬座站票，带了一辆自行车、一个帐篷和一堆户外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逃票到了张掖站下车，在张掖的站前广场上搭了帐篷一觉睡到天亮被火车站保安叫醒。”

“那天张掖的天亮得很早，红彤彤的云霞染红了半边天，赭红色的山麓被映照得通体发亮。那时的我口袋空空如也，但我双手握把不停踩踏，目视前方眼神坚定，想给世界撕开一个口子。”他写到。

骑行途经祁连山和青海湖，最后到格尔木农场摘枸杞，靠打工换生活费。白天在地里晒得脱皮，晚上躺在简易棚里看星星，去旱厕跟板结的纸巾和蚊虫一起拉屎，他却觉得踏实，没有监督，没有评判，人生终于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他从粗犷自由的西北回到北京后，日子并不好过。他在北京住过地下室，潮湿的空气里飘着霉味；为了省饭钱，去江苏东台驻京办蹭过员工餐；北京交通大学自行车协会的朋友让他住家里，朋友睡地，他睡床，房间里养着三只猫，倒也多了点暖意。

2015年创业潮来的时候，他进入一家从真格基金融到100万美金天使轮投资的公司，负责骑行软件的用户增长。他发动全国高校骑行圈的人脉，三个月就做了20万用户。他发现，原来自己也能做成事，原来CEO也不过比自己大四五岁，如果自己创业是不是也能成？

他在熟悉的领域里找机会。他大学时是学校自行车协会会长，有活动执行、对接各地资源的经验。他记得有高校骑行圈的朋友做户外相关的创业，模式是带年轻人去远途骑行，只是客单价低、受季节限制，做得很艰难。

梁优盯着“赚钱”和“稳定”琢磨。年轻人客单价低，那什么群体愿意为体验花更多钱？家长肯定愿意。

当时，市面上的旅游要么传统跟团、满是购物，要么简单粗糙，没什么新鲜体验。要是把自己带骑行队的经验改成亲子营，既能用上自己的能力，客单价还高，一个人收1800元，一个家庭收5000元。

家长们想要带孩子玩点不一样的。他带孩子去消防队体验当一天消防员，只收80块；跟博物馆谈合作，把晚上闲置的场馆利用起来，让孩子搭着帐篷夜宿恐龙馆、夜宿海洋馆，“你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带人来住宿，不损坏东西，只要派个保安看着就行”，就这么把别人用不上的时间和空间，变成了亲子游里的特色产品。

可这生意太依赖节假日了。寒暑假最赚钱，但酒店、交通成本也跟着涨；平日里也就周末能做些短途活动，收个几百块，甚至几十块，忙得脚不沾地，却总陷在“线下交付”的桎梏里。有次孩子在沙滩上跑，被钉子扎穿了脚；还有回在沙滩露营，半夜被海水淹了，得带着所有人紧急转移酒店。

最初做亲子游，梁优是带着一种分享的心情。他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讲给孩子们，把在户外积累的经验带给他们，一起去露营、去抓鱼，很单纯也很快乐。但随着业务越做越重，越来越像一个旅行社。

梁优在亲子游项目中带队 图源梁优

“这让我意识到线下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梁优说，“它就是苦活累活，无法承载我心中想要做的大事。”

他最终选择离开。

离开后，他花2000块在“在行”上约了Mars——那个做过“今夜酒店特价”的明星创业者，想请教怎么能“不被线下交付绑住”。他对Mars的“今夜酒店特价”早有耳闻：每天晚上6点以后，把当晚酒店未被预订的“剩房”以较低价格卖给用户，平台从中抽取佣金。这套思维点醒了梁优。

对话过程中。Mars觉得梁优很不错，邀请他加入团队。当时Mars刚从某大厂出来，拿了一笔不菲的美金天使轮，在做“Get”公众号，主打“线上生活助理”。它是一种“Magic模式”的个性化服务平台，即用户提出各种需求（包括低频、长尾、非标准化的服务需求），平台上有“天使”（服务提供者）来帮用户解决这些需求。类似私人助理，但重点在于差异化与“非标服务”。

公司有健身、学英语、亲子三个方向。梁优负责亲子板块，主要面向妈妈们，50人的客服团队三班倒，通过日常对话积累数据；同时，邀请两位亲子专家提炼客服话术，优化服务水平。

他发现，不管是全职妈妈还是职场妈妈，有很多“闲置倾诉欲”。全职妈妈困惑自己的社会价值，想找人倾诉；职场妈妈一边上班一边带娃，满肚子委屈没处说。

“这也是我对人开始有理解的时候。”梁优说，她们不是要解决方案，是想有人听。

靠这种承接情绪的方式，业务逐渐成形。但项目太早，运营策略卡在情感陪伴和AI技术中间，最后公司裁员。

梁优第一次被裁，却记住了Mars的话：“别陷在效率战争里，要做非标。”

离开“Get”之后，梁优玩了一阵，2017年加入Someet，成为市场负责人。Someet是一个链接线上与线下的兴趣活动平台，每周全国有300多场活动，类似“体验分娩疼痛”“假想葬礼”“初雪找愿望”，都是都市青年闲置时间里想玩的非标事儿。

团队有个角色叫PMA，全称Product Manager of Activities，也就是活动产品经理。这个角色是开源的、兼职的，有律师、有设计师、有大厂员工。他们白天困在体制和公司里，夜晚却心甘情愿在四合院里开会、喝酒，帮活动发起人破冰、拍照、热场，回顾上周的活动，分享经验和心得。

梁优第一次真切感到，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第二身份”、为了与城市拥有更深的连接、为了体验另一种生活，愿意把周一晚上抽出来，“他们其实是不算账的，至少不算表面的经济账”。

Someet活动中使用的初雪愿望试管 图源梁优

遗憾的是，Someet一步步从一家承载理想的互联网活动公司，滑向了更现实的广告业务，难以成为一个互联网平台。梁优已找不到最初的热情，只能选择离开，把未竟的念头留在身后。

梁优再次陷入迷茫。但他在北京创业圈已初露锋芒，大家都知道这小子能干，只是还在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机会。就在这段徘徊之际，他遇见了一位贵人——同样做闲置尾货生意的前辈。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留学生意后，决定放弃，转而进入火热的联合办公赛道。

他们与团队开发出围绕联合办公室需求的数字服务系统，把语音转录、蓝牙开门等功能落地到联合办公空间里，让空间的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2018年8月，优客工场以2亿估值并购他们，梁优成为“优客工场体系内创业者”，负责社群运营，“社区团购，每天开团，阳光玫瑰只要18块一斤，哈哈哈哈，每天搞这些。”

整个2018年他都在等待优客上市，每周末招呼朋友到家里喝酒，买贵唱片，听别致的音乐。当年12月31日，他飞到台北看陈升跨年演唱会，发了一个朋友圈动态说，“25岁之前该做完的事已经做完了。”

25岁之前，梁优一直在自我确认和怀疑之间徘徊。他看着同学一个个出国留学，一个个成为律师，一个个进了投行。心里知道自己也不差，在学校里一直是优等生，可现实没有给他任何回应。他甚至把父母拉黑，父母也不理会。他创业多次，每次都没有好结果，像是在无尽的黑夜里摸索，每一步都孤独又沉重。

那种感觉，像是一直走在没有尽头的隧道里，周围的人光鲜亮丽，自己却被困在自我怀疑里。直到有一天，天亮了，他突然笑了。终于，他感受到了一丝尊重。心里一遍遍默念，再等等，再坚持几个月，自己就可能成为千万富翁。

遗憾的是，WeWork在美国融资失败，这一冲击波及大洋彼岸同类型的优客工场，估值大幅下滑。2020年优客工场借壳在纳斯达克上市时，梁优手里的股份从“能在北京买大平层”变成只剩几万块，还欠了70多万卡债。

“这就是我的黄粱一梦。”梁优回忆道。

04

命运里的落脚点

梁优被70多万卡债压得抬不起头。每个月利息像滚雪球似的往上堆，他只能卡套卡，抱着POS机天天刷，拆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酒馆是他心里唯一的净土，纯粹的自留地，他打心底里不愿意把它商业化，总还想留点不沾铜臭的东西。可现实不饶人，要往前走，就得直面眼前的困难，经济窟窿得填，20多岁的人总不能困在债务里不挪窝。

他翻了翻手里的牌，发现能打的只有酒馆。巧的是，之前在他家一起琢磨虚拟货币的两个朋友，听说他的难处，直接凑了110万，一个拿了50万，一个拿了60万。后来梁优才知道，这俩当年跟他在家喝酒、看着没什么特别的人，日后身家都到了几十个亿。这份在低谷时递来的情分，比什么都重。

真要做酒馆，梁优很快摸透了门道。

他不做酒的生意，而是做“用空间承载社群与体验”的生意。在北京，大厂年轻人的日子太单调，除了工作就是睡觉，连点像样的业余活动都没有，尤其是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人，加班到十一二点是常事。但这群人不只是想找个地方放松，他们还需要点“意义”裹在娱乐外面。

在北京待久了，梁优看透了这群人的心思。在北京见面，要是不聊两句理想，都觉得寒碜。就算心里其实只想着赚钱，也得找个由头把它包装一下。尤其是大厂里的人，大多是高学历，光给他们钱根本填不满心里的空。他们总得找点意义感，不用多大，一点小念想就够了。真要让他们抛开安稳去折腾，他们又不愿意，不然当初也不会进大厂。

2025年1月24日，梁优把跳海酒馆开到了新加坡，为了这家店，他往新加坡跑了好多趟。也是在新加坡，他撞见了一辈子忘不了的场景。

2024年3月，万能青年旅店到新加坡Mediacorp剧院举办“Inside The Cable Temple2024亚洲巡演”，唱到“河北师大附中，乒乓少年背向我”，台下突然有人站起来；再到“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全场人都站了起来。

梁优心里咯噔一下。在新加坡，起立是多不正常的事啊，连抽烟都得在固定角落，什么事都有规矩框着，站起来就意味着破了规矩。

那天没人管这些，他看着满场站着的人，突然明白，这里全是在新加坡流浪的中国人。

他给常驻新加坡的投资人朋友发微信，字里行间全是感慨：太令人震撼了，一堆中国人被迫待在新加坡待着，却在这儿合唱六千公里外，一个华北工业城市的苦难。

对方正从北京飞新加坡，靠空中Wi-Fi收发消息，没赶上这场演唱会，只淡淡回：“这没什么。”

还提了句许知远新出的梁启超传记，说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去日本，末了补了句：“但凡有点想法的人，总得出去看看。”

这话让梁优不服气，回了句，“你不能这么冷静地看待这个事。”

在新加坡待着无聊，梁优办完工作就想就近转转，第二天从新加坡去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马来西亚槟城（槟州）乔治市城市景观

一到槟城，他愣了，满大街都是孙中山纪念馆。进了纪念馆才知道，1910年11月，孙中山在这儿筹备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里三十多个是槟城人。他对着孙中山的生平年表发呆：这人大半辈子都在漂泊，夏威夷、巴黎、多伦多，一路筹钱筹人，送人回国起义，死了，再去下一个地方接着筹，几乎每半年就发动一次，败了再来。

梁优忽然明白，真正扛事的人得有多能熬，才能接住那些托付，乡亲把孩子、把几辈子的银子交过来，最后可能连一句交代都没有。换作自己，怕是早扛不住了。

他想起罗大佑的歌《现象七十二变》，“黄花岗有七十二烈士，孔老夫子有七十二个弟子”。

“我后背发凉。”梁优回忆道，“我意识到了我的命运就是如何看待这片土地，而我自己的命运，从来不是做个生意那么简单。”

梁优也去过欧洲，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一路往比利时、德国、捷克走。在阿姆斯特丹，他见了不少中国人。他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每次跟人喝酒，话题总绕不开国内。

梁优忍不住问：“都到欧洲了，怎么还总说国内的事？”

有人笑了，说：“二狗你不懂，我们是一代移民，永远成不了欧洲人。我们的根在国内，成长、教育、看事情的角度，全是国内给的，想不聊都难。”

这话像块石头砸在梁优心里，也让他忍不住回头看自己的路。他从江苏盐城的小镇考到北京，如今全国主要城市都有他的跳海酒馆，可故乡盐城，却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KPOP业余舞蹈成团活动，在北京跳海stage 图源梁优

他常问自己：是北京人吗？不是，再认北京作第二故乡，也成不了真正的北京人；是昆明人吗？更不是。去欧洲？去美国、澳大利亚？去东南亚？每一步回望，眼前只有夕阳斜照。

我到昆明见他时，他正在写一本书。书中是关于他的故事，也不只是他的故事。

那些在欧洲酒桌上聊故土的人，新加坡店里吃饺子的人，北京胡同里聊理想的人，其实都和他一样，揣着无处安放的根。而跳海，恰好成了这份牵挂的落脚处。在新加坡的英式酒吧群里，它是中国人的松弛角落；在北京的大厂周边，它是意义感的小容器；在他自己的命运里，它从还债的工具，变成了记录一群人漂泊的载体。

我跟他聊起“流动性”，说这群人从北京流到深圳、杭州，再到新加坡、欧洲，却总缺个精神寄托。

梁优说：“这是我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05

“一猛子跳进来”

2021年深冬12月，深圳南山区海德二道的风里还带着二十度的暖意，东华假日公寓楼下，一扇曾紧闭一年多的门被重新推开。墙面亮着跳海酒馆的灯光，二十个酒头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迪斯科灯球悬在天花板上，门外那只充气泳池格外惹眼，像是在宣告一场与这座城市“效率基因”的温柔对抗。

这场对抗的起点，要追溯到五个月前那个因航班延误催生的决定。

2021年7月底，重庆跳海啤酒节的喧嚣刚散，梁优攥着回北京的机票，却被联合创始人阿浩的一条消息留住了脚步：“深圳有处铺子，或许能试试。”

彼时北京飞深圳的航班因延误可免费退票，他临时改了行程。落地深圳后，他和深圳团队在餐桌前敲定了方向，福田的高楼里藏着“闻钱味儿”的酒吧，而互联网企业扎堆的南山，才是“互联网民工”们需要的栖息地。

他们把首站选在政府重点打造的南头古城文化街区。这里本是承载跳海气质的绝佳之地，可多轮沟通后，商铺还是失之交臂。梁优带着遗憾回了北京。

9月，北京的秋意渐浓，梁优终于按捺不住，“开店的事再不提上议程就不行了”。他再次飞往深圳。

这一次，他阿浩选择用最“笨”的办法——“网格化扫街”。每天清晨，两人像两台精准的扫地机器人，以路口为界，一寸寸排查街道。

阿浩总说：“能多走10米就多走10米。”

没想到这句叮嘱真的藏了运气。

那天，他们路过一处绿化带，阿浩突发奇想：“去旁边公园看看？”

就是这一步，让他们在南山书城地铁站C口的公园附近发现了那扇贴着“招租”的门。推开门，开阔的空间、附赠的庭院，“我们很喜欢。”

更巧的是，商铺归山东国资委旗下的东华集团所有，阿浩是山东曹县人，乡音一开口，谈判氛围瞬间松弛，不仅租金砍了30%，还争取到4个月免租期。签完合同的那天，梁优租了间长租公寓，常驻深圳。

深圳跳海一店开业前正在装修 图源梁优

11月1日，施工队进场，文科生梁优和体育生阿浩成了“人工拍照机”，每天拍工程照片发给重庆的设计团队。不懂施工细节的两人常被工人问得发懵，却看着空荡荡的场地一点点有了模样。

日子一天天靠近平安夜，工期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2月21日晚9点，第一个酒头装配完成；22日晚7点，第一杯酒从酒头里流出，泡沫泛着绵密的白；23日，八十斤苹果堆满角落，迪斯科灯球亮起时，整个空间突然有了温度。

12月24日下午4点，卫生干净了，跳海开门。傍晚六点，平安夜的灯光亮起，路过的年轻人忍不住探头张望，有人被酒单上熟悉的名字吸引，有人好奇那只充气泳池，还有人听见角落里传来吉他声，试探着走了进来。

这是跳海落地的第四座城市，也是一座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流程快得像流水线，人们步履匆匆，似乎总在追赶下一个deadline。此前，跳海已经在国内的北京、重庆、广州等地开设酒馆。

回到2019年，当梁优真的准备做一番事业时，他才发现二狗酒馆无法注册，因为这个名字太大众化了。他随手尝试输入“跳海酒馆”，没想到，这个源自那个夏天纵身一跃的名字竟然顺利通过。就这样，跳海酒馆诞生，成为后海夜色里一个热烈瞬间的精神起点。

2020年，第一家跳海酒馆开在北京西城区。鼓楼的朋友多，开店很容易，可梁优想知道跳海的社群感能不能在其他城市生根。

第二家店开在广州六运小区。刚开始很辛苦，广州人实在，到店第一句话总是问“有没有座位”。店员告诉客人，这里有社群，有报纸，有活动，他们摇头离开。三个月后，店员坚持真心交朋友，才慢慢成了小区最受欢迎的酒馆。那一刻，梁优知道跳海可以在陌生城市开出花来。

2021年，梁优团队在重庆落地，又在年底来到深圳。深圳跳海酒馆一店成了一个里程碑，面积一百七十平方米，有两层楼，首次尝试咖啡、啤酒、鸡尾酒和餐食四个业态。朋友们做的餐食和鸡尾酒，很快让店登上深圳热门榜第一。

那之后，梁优敢拿更大的店铺了。

2022年初，北京安定门店开业，三层总面积三百平方米。中间有一棵树，旁边是古着店，一楼是啤酒和咖啡，二楼是鸡尾酒，天台还有共享录音棚。六个业态在同一个空间碰撞，解决年轻人吃喝玩乐和社交的所有需求。开业就拿下大众点评北京热门榜第一。

随后，梁优尝试“拎包入住”模式。许多业主找到他们合作，按他们的想法把门店装修好，跳海团队直接入驻经营。第一家是东四环的跳海Village，五百平的院子，有日式、大理和北京农家院的混合氛围。春天海棠花开，梨树下有人弹唱、读诗、摆摊。每个夜晚，这里像一个小型世外桃源，充满生气。

贵州嬢嬢到北京看升旗，在北京跳海Village 图源梁优

如今，跳海酒馆在全球16座城市拥有50家酒馆，深圳跳海酒馆一店是全球多个城市门店的缩影。因为，这里既承载了跳海统一的运营逻辑和文化理念，又充分回应了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与社交需求。

5年开出50家店，看上去是热闹与繁荣，但梁优的孤独在扩张中更为放大。每一个关键选择，都需要他独自承担。成千上万的兼职打酒人，分布在全国的门店社群，背后却是一种单打独斗的精神负担。他明白，真正的责任始终无法分享。

2025年9月12日，跳海多了一个新业态。跳海Living在深圳南头古城开业，33间客房，最多可容纳94人入驻，一楼有跳海酒馆、云南米线店、烘焙店、鸡尾酒店……它不是单一的酒店或酒馆，而是一个以青旅酒店为核心的综合社区商业体。

开业当天，梁优淹没在人群中，汗珠顺着额头滑落，举着手机记录下舞狮的热闹场面，疲惫的脸上偶尔冒出一丝笑意。

看着眼前的场景，他或许会想起第一次来深圳时的陌生。如今，那些曾让他不适应的“效率感”，反而让人群聚集的热闹更显珍贵。

跳海不是来改变城市的，而是来为赶路的青年造一片暂时停靠的海。深圳的海在远处，跳海的海就在这方寸之间，等着更多人“一猛子跳进来”。

06

“有建设性的事情”

因为有父亲的强权角色作对比，梁优的成长注定让他对权力敏感，也让他天生偏向对平权的思考。这进而塑造了他对组织的管理方式。

大学时，他热爱骑行。2012年，他成为中国政法大学万里自行车协会会长，率领车队环海南岛骑行12天，途经东海岸到三亚，再穿五指山区回到海口，全程约800公里。2013年，他评上中国政法大学“十大社团人物”，甚至发起成立了全国高校自行车社团联盟。

管理时，他不喜欢“家长式”的方式，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独立负责一条路线，自己带人骑行。这样，社团才会自己成长，每个人的主动性就被充分释放。

接触法学后，梁优逐渐有了独特的思考视角，开始探究人的身份属性与价值。法学本就绕不开这个核心问题，从法哲学基础，到亚里士多德、康德、卢梭等思想家的理论，都在剖析“人”的本质、身份定位与价值。学习思考中，梁优发现，当下社会人的身份正变得多元，和传统商业里的身份界定大不相同。

传统商业模式以贸易为核心，人与人的商业关系很单一。在商业链条中，个体的身份常被简单定义为“消费者”。双方分工清晰，商家提供商品或服务，消费者付钱，互动只围绕“买卖”，没有更多连接。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利用地域或资源差异交换，比如把阿拉伯的特色商品引入其他地方，把中国茶叶卖到欧洲，核心逻辑始终是“我有你无”，人的身份也只局限在“买家”或“卖家”里。

股权众筹的出现，让梁优对人的商业身份有了新认识。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有人想拥有生意股权、成为“股东”，行为逻辑会彻底改变。他不再只是“消费者”，会主动为项目付出更多。

因为，项目成功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这种绑定会让他从“被动购买”转向“主动推广”，不仅自己买，还会推荐朋友买，甚至成为推广渠道，帮项目拓展客户、提升影响力。

这一变化清楚证明，当下社会人的商业身份已突破传统单一界限，呈现“消费者+投资者+推广者”的多元融合特征，而这种多元性也在重塑新的商业逻辑与合作模式。

梁优当时读到一个全球范围内出色的股权众筹案例，是英国的精酿啤酒品牌酿酒狗BrewDog。

它最出名的产品是Punk IPA，这背后有一种独特的商业策略。参与股权众筹的五万多名股东不仅穿着印有Punk IPA的T恤，还在全球各地帮他建厂、做经销、开店，使BrewDog迅速成为世界知名的精酿啤酒品牌。

几年后，美国一家大型PE收购这些股权，早期参与者翻了几百倍，晚些入场的人也获得几倍收益。

梁优看到BrewDog的案例时感到震撼。他意识到自己来自小镇，不可能一下子拿到VC投资，也不是什么明星创业者，但可以先发动用户和社区的力量，从基层开始创造机会。这种从社区出发、让参与者真正参与运营的理念，与他大学做社团社长时培养的组织能力不谋而合。

他甚至把股权众筹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但意识到国内风险很高，监管严格，容易触碰法律边界，所以没有贸然尝试。

真正的契机出现在2018年春节，虚拟货币突然兴起。梁优身边的几个同龄人仅几年时间就积累巨额财富，有的后来去了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他们常来梁优家聚会，讨论虚拟货币和创新玩法。

那时，梁优刚结束前三次创业，等待第四次创业上市，自己在家开一个小型轰趴场所。

“最开始大家叫我‘二优’，比较中二嘛。”梁优说，后来他养了两只狗，就改成了“二狗”。

他的酒馆也顺势称作“二狗酒馆”。酒馆不大，每层约30平米，梁优安装了三个生鲜啤酒头，朋友来，每人交一百多块钱，随意喝酒。

二狗酒馆 图源梁优

一边喝酒，他一边听他们讲虚拟货币，他产生一个直觉，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成为股东、宣传者、内容创造者，甚至是产品的一部分去运营。而这甚至超越了商业诉求本身，“每一粒沙都有自己的价值”，酒后梁优兴奋地喊到。

不同于传统股权的有限性，Token可以无限扩展。这让梁优意识到，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交易所的平台，而不必依赖IPO，“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命由我不由天。”

梁优的法学背景让他立刻想到监管问题，国家不可能允许一个没有约束的场外发行，这种模式因为没有监管，太容易演变成资本盘，割普通用户的利益。

他看过历史，也理解这种模式的规律，早期肯定会有投机行为，但如果发展得当，也会产生真正价值。因此，梁优选择不走投机路线，而是探索一条创造实际价值的道路。

梁优的策略是专注于运营端，把运营、产品交付和渠道开源，让参与者成为实际的生产和运营力量。这条路径让跳海把用户、产品和运营紧密结合，形成今天的模式。所以，他相当关注以REITs、RWA为代表的资产开源路径，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合规的把已经“产品和运营开源”的跳海做“资产开源”。

2025年3月，梁优离开北京搬到昆明，租下带露台的房子，月租四千元。“北京也就租个主卧”，指尖敲了敲桌面，目光扫过折叠椅。跳海没有办公室，工作不需要坐班，行动自由。

梁优在昆明的房子，露台望去就是翠湖 图源梁优

相比许多创业者把酒馆视为生意，梁优却常常把跳海谈成“秩序”与“自由”。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表达，让他显得格格不入。他不追逐资本的风口，也不热衷营销噱头，而是固执地在问：如何把自由制度化？孤独感，正是来自他与同代人的距离。

鲜为人察觉到的是，这份自由背后，藏着跳海管理的核心逻辑。我把这种模式称为“流动总部制”，也可理解为“游牧协作管理”，在数字与身体之间重建去中心化治理。

飞书承载行政沟通、审批和制度，也汇聚业务数据，每笔交易、库存变动、活动反馈都实时上传，总部随时可被调用。每周的会议是在线上完成的，分别有中层会议、市场会议等等，通过线上汇报与批复，解决掉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至于公司最重要的中高层团建，脱胎于苹果的“Retreat”，每年线下举行一次。

日常的经营中，梁优和联合创始人不定期奔赴各地门店，倾听一线员工的故事，确认每家酒馆的气氛与体验。创始人的身影穿梭各地门店，总部的存在不再依赖办公楼，而是在每一次面对面交流、每一场夜晚碰杯中，化作团队共同的文化共识和现场氛围。

然而，体系的运行离不开人——兼职打酒师、一线全职员工、核心城市主理人——他们的自由空间和约束界限，才是组织高效运转的关键。这就引出了跳海在人力运营上的核心逻辑——先保底线，再争上限。

跳海简化了操作底线，打酒设备简单，任何人都能快速上手，无需依赖特定技艺。每家门店只有少量全职员工，其余岗位由用户兼职完成。门店低成本人力控制在总营收20%，低于业内平均30%，守住成本底线。

故而，数字业务与巡游文化二者叠加，才构成跳海独特的管理模式。门店处于半自治状态，承担商业运营、文化孵化和数据反馈的重任；创始人巡游维系共识，体系如游牧部落；每个成员既独立又互联，总部随时被召唤又不断移动。

梁优常说，赚钱只是短期的，建设才是长期的。

从根源上看，他的“建设性”是对过往“无力感”的反叛。跳海也不是简单的酒馆连锁，而是一种正在生长的秩序。人们在这里自由相聚，自发协作，彼此尊重，把短暂的相逢转化为可延续的文化和价值。

他的知识分子气息深刻影响了这一切。法学训练让他习惯追问身份与秩序，也让他敏感于权力与平等。他不满足于生意的成功，而是要建构一种新的组织方式。

所谓建设性，是让总部存在于流动的共识之中，让每家门店在自治中保持联结，让个体的主动性汇聚成可以长期延续的路径。

跳海看似松散，却不断有序扩张的原因，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