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沈醉遇华克之疑惑道：当年我蹲守3天追杀你，你怎么逃掉的？

“老华，我蹲了你整整三天，你到底是怎么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的？”——1983年10月18日，北京西长安街一家华侨饭店。

沈醉的声音里带着少见的好奇。他六十九岁，站在那里却像个等成绩的学生。对面八十一岁的华克之放下茶杯，笑纹爬满眼角，仿佛在回味一场并不危险的恶作剧。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桌上只有淡茶，却比硝烟更能撩拨记忆。

二十多年前，沈醉被特赦后一直在档案堆里翻旧账，军统的老卷宗、上海的破案报告、自己写的检讨，他全读过。卷宗里唯一缺的，是华克之那张大头照。那张小合影模糊到只剩一个侧影，他至今耿耿于怀。对沈醉来说，今天这顿饭既是见证，也是补档。

把时间往前拨一点——1960年初春，沈醉走出功德林，在陈列室里第一次听到“起义将领”四个字。他嘴上淡定，心里却翻腾：曾经的“活阎罗”竟然也能有“将领”这般体面称呼？可周恩来的一句“写出来，就是补偿”，让他慢慢明白，活下去并不只是赎罪，还是责任。于是，一本又一本《军统内幕》摆上书架，带着他对往事的拆解，也带着对方可能出现的注脚——那个人，就是华克之。

再往早里追，1924年的浙江海宁，十四岁的华克之攥着《民报》，对孙中山谈革命、谈共和的文字翻来覆去。父亲希望他考仕途，他却跑去南京听汪精卫演讲，跟着同学学“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吵得家里鸡犬不宁。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把理想打实，他彻底从国民党右派的幻梦里抽身，向左转了个弯。

这个弯转得极陡——1934年初冬，他和孙凤鸣、张玉华在杭州城外的茶寮里定下“亮枪计划”。他们认准一点：国内外反动势力交汇于蒋介石，只要拔掉这颗钉子，中国革命能省去许多流血。策划书交到党组织，回信说“无产阶级政党不搞暗杀”。华克之咧嘴笑：“不是暗杀，是明杀——祖宗早就讲，乱臣贼子人人可诛！”他没有等第二封复信，就拉着几个人干了。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孙凤鸣穿过宪兵防线，怀里揣着左轮。蒋介石迟到，汪精卫却正好凑过来拍照。枪响，汪倒地，张学良的皮靴在大理石地面上一滑，把孙踢翻，血溅会场。计划半成，局势却陡变。宵禁、宪兵搜捕、河面封航，南京像被铁锅反扣。晨光通讯社的办公室只剩一堆烧焦文件灰，一封信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追捕令直接落在戴笠桌上。对沈醉而言，这是一次能在军统总部露脸的好机会。1935年11月6日晚，他带着八名探员潜入上海赫德路。弄堂窄得两个人肩并肩都费劲，房东递来钥匙，嘟囔一句“他黄昏出去，到现在没影”。沈醉挥手示意：“灯别开。”灰白手电照出抽屉里的信纸、被窝里的体温，还残留着点青草肥皂味。那晚他干脆躺在床上等猎物，就这样等掉三天三夜。第三天深夜，奉命撤离。帐面上写：目标未归。

沈醉不知道的是，他把灯按灭的动作慢了半拍。那一瞬间，刺眼灯光透过破纸窗，落到里弄另一端。刚转进弄堂的华克之猛地一愣，心里咯噔一下：家里没人，却忽然亮灯，这不对。他扭头装作找错门，一溜小跑出了福州路口，又钻进人群，连夜蹿上驶往青岛的货轮，再辗转去延安。四十八年后，他把这段经历轻描淡写：“灯光闪过，一念生，一念死，我就拐弯了。”

转场到1949年12月。昆明上空的阴云压得人透不过气，卢汉一纸通电让沈醉从指挥官变成阶下囚。那天夜里，他听到外面有人喊“枪毙沈醉”。他没睡，盯着天花板想：三年前他还奉命要暗杀卢汉，如今换成卢汉决定他的生死——真讽刺。1959年底，专项改造结束，沈醉获特赦。“做点有用的。”周恩来朝他点头。他点头，却不知“有用”该怎么衡量。

时间回到饭桌。沈醉把疑问抛出，华克之端起茶：“就你屋里那点动作？我转身走人，顺手还敲掉弄堂里那盏路灯，免得你们追。”沈醉大笑，笑到眼角都湿了。他说自己当年画了几百份华克之夫人的照片，想钓鱼，却忘了对方会换钓场。华克之接话：“钓场多得很，北京、延安、西柏坡，哪条线你们都没追到口。”

这顿茶喝了近两个小时，后半段没人提“原谅”二字，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账已结清。沈醉回到家，在工作笔记里写下“华克之，一九八三年十月，真容毕现”。不久，他的第七本回忆录出版，特意腾出三页讲这个“灯光闪烁”的细节，算是给档案补上最后的缺页。

1996年4月，沈醉病逝北京。扶灵的挽联写着“昔日军统骨干，今朝反思史官”。两年后，湖北武昌某医院的病房里，华克之悄然合眼。床头柜放着一本翻到折角的《军统内幕续编》，夹页处只有一句便签：“殊途而同归，故人无须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