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血书曝光：世人只知他“丹心照汗青”，却不知他也曾想活！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他是南宋的丞相，被元军俘虏后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就义，还写下了著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故事听上去简单而热血，但实际上，文天祥最后的旅程走得既复杂又辛酸。它不只牵涉到了一个英雄的生死气节，也折射出了人性的很多幽暗之处，要讲起来真是让人伤感。

文天祥是在广东的一个山脚下被俘的。

几年来，文天祥颠沛流离，多次经历险情。他曾经代表南宋跟元军谈判，结果被逮捕后押往北方。好在当时形势很乱，他在半路上被人救了出来。获救后，他又在福建起兵，想要光复江西，结果被元军反扑，大营沦陷。文天祥在最后关头侥幸脱险，身处后方的全家老小却尽数被虏。至于中间大大小小的危厄坎坷，就更难一一备述。文天祥就像有主角光环一般，每次碰到险情最后都能奇迹般地脱身。可现在，他的好运气终于用光了。

当时大家正在吃午饭，元兵忽然杀了进来，文天祥措手不及，就被俘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从怀里掏出二两“脑子”吞了下去。所谓“脑子”，也称“龙脑香”或“冰片”，是一种干燥后的树脂，具有毒性。清朝人自杀往往吞服鸦片，南宋没有鸦片，大家就用冰片。比如权相贾似道垮台后被流放到广东，路上受不了挫辱，也是尝试吞冰片自杀。在当时，这个东西好像是流行的自杀用品。文天祥也特意贴身收藏了一些，准备留到最后关头使用。按照当时人的想法，服用冷水可以加速它的毒性。所以，文天祥在元兵的挟持中，又找个机会，捧着马蹄印里的积水喝了几口。

也许是积水太脏，也许是“脑子”的毒性并不稳定，总之，文天祥上吐下泻了一阵子，不但没死，拖延了十几天的眼病反而好了。

没死成，文天祥被押着去见元朝大帅张弘范。张弘范虽是汉人，但是跟南宋没什么瓜葛，倒不算吕文焕那样的叛将。他对文天祥很和气，用对客人的礼节招待他。张弘范把文天祥带往崖山，旁观那场大海战。

“崖山海战”在历史上很有名，极富象征意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做了“贰臣”之后，既伤世又自责，心里很苦，拿这场“崖山海战”写过一首诗，说“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后来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华”，多半就是源自这句诗。所谓“无中华”，当然有些夸张，但它的确是南宋的最后一战，大时代就这么落幕了。

文天祥坐在船里，目睹了战斗的全过程。他看到烈焰蔽天，也看到了海上的十几万浮尸。一时间，他万念俱灰，想跳海自杀，但是被身边的看守拦住了。

这场海战让文天祥的心态趋于崩溃。他以前和元朝官员对话时，总是不卑不亢，保持着一定的风度。可是在战后的宴会上，他却和蒙古将领庞钞赤儿对着破口大骂，骂得声嘶力竭。

张弘范派人把他押运到北京，交给忽必烈处理，路上会经过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庐陵。文天祥算准了日子，提前六天开始绝食，准备第七天正好死在老家。

这个时候，他的两位朋友出场了。

第一位是王炎午。

他原来是临安的太学生，后来文天祥举兵，王炎午前去投奔，成了弟子兼幕僚。后来王炎午母亲生病了，文天祥就让他回老家照料家事，从此他脱离了抗元部队。

这个时候，他听说文天祥要路过江西，就抓紧时间写了一篇《生祭文丞相》。在文章里，他是这么说的，文丞相您对我太好了，不但提拔我，奖掖我，我家里出事的时候还让我赶紧回家，于公于私，对我都仁至义尽，现在我要报答您的恩德，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催您抓紧时间快点死。王炎午列举了很多理由，从历史到今天，从国家到个人，站在各个角度证明文天祥应该马上去死。在文中，他也显得颇为困惑，死是很容易的，七天不吃饭就会死，可现在“涉月逾时，就义寂寥”，为什么就听不到您死掉的消息呢？您还等什么呢？现在国家已经灭亡了，您没什么事情好做的了，赶紧去死吧。

很明显，王炎午不知道当时文天祥正在绝食。

王炎午把这份祭文抄写了很多份，沿着文天祥要经过的道路，在驿站、水陆码头、山墙、店壁上到处张贴，希望文天祥能看到。但是文天祥一直被锁在船里，所以并不知道王炎午的这篇文章。好在这篇文章流传极广，文天祥后来肯定读到过，但他对此怎么想，就难以揣度了。不过，旁观者对《生祭文丞相》评价都很高，觉得慷慨激昂，忠勇奋发。元代有位叫欧阳玄的翰林承旨，就说王炎午能写出这样文章，真是“宇宙奇士也……呜呼雄哉！”后人修订《文天祥全集》的时候，也总是把《生祭文丞相》很郑重地收到附录，好像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纪念文章似的。文天祥若泉下有知，会怎么看待这种编订方式，似乎也很难揣度。

总之，文天祥顺流而下，错过了王炎午的祭文。而且他算错了日子，船速比他预料的快，提前一天到了庐陵。这里是文天祥老家，押送他的人也就网开一面，给了他自由活动的时间。文天祥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了，但还是上了岸，坐在水边的苍然亭里。

这个时候，另一个朋友出场了。

他叫王幼孙，是文天祥的老乡，也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王幼孙带着几个人来看望文天祥。文天祥很高兴，想在死前和他叙叙旧。结果王幼孙当场掏出一篇自己做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读给文天祥听。

虽然都是生祭文，这一篇倒没有像王炎午那样，催文天祥赶紧去死。王幼孙干脆假定文天祥已经死了，他就像是对一个鬼魂在朗诵，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文公灵前祭奠说，人都贪生怕死，可是您不怕，所以您这一死，别人都为您悲伤，我却为您高兴，您死得真是壮烈！我活着种地，您死掉尽节，我们两人处境虽然不同，但心是一样的，跟您一比，那些人都是白活了一辈子！

王幼孙读得慷慨激昂，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抬不起头来。文天祥默默听完了，也没说什么。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叫张弘毅的人。他也是文天祥的好友，有个很奇特的号，叫“千载心”，想来是个怪人。他没写文章，也没劝文天祥死，只是要求也进囚船，陪着文天祥去北京，好在监狱里照料他。王幼孙念完文章走了，张弘毅上船了。

当天晚上，文天祥在船上写了几首诗。有一首诗里说：“泪似空花千点落，鬓如硕果数根存。肉飞不起真堪叹，江水为笼海作樊。”

文天祥接着绝食了两天。这两天，他应该想了很多事情。到了绝食的第八天，押运官打算强行灌粥，但是文天祥忽然说，不用灌了，我吃。

他恢复了饮食。在此之前，他服冰片、跳海、绝食，多次试图自杀。可是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自杀过。

文天祥平静地到了北京。

在那里，元朝政府开始派人轮番劝降。其中有一个劝降者身份最特殊，就是南宋前德祐皇帝赵景。元朝占领临安的时候，太皇太后谢后、皇太后全后、皇帝赵景都投降了，也没有哪个士人敢写生祭文送给她们。赵景还是个九岁的孩子，见到文天祥的时候，也说不出什么。文天祥对他下拜，然后号啕大哭，劝他赶紧回去。

劝降没有效果，事情陷入僵局。

于是，元朝丞相孛罗带着一众高官提审了文天祥。人们让他下拜，文天祥坚决不肯。左右侍从们强行按他，文天祥干脆坐在地上不肯起来，孛罗也只好由他。照例还是劝降，而文天祥的回答，也还是那句说了无数遍的话，我不会投降，你们杀了我吧！孛罗倒是真起了杀心，但是皇帝忽必烈有点犹豫，想再争取争取。张弘范跟文天祥打过不少交道，对他颇有好感，也上奏章请求留他一命。就这样，文天祥的命运就被搁置起来了。

元朝的态度左右摇摆，文天祥在监狱里的待遇也跟着时好时坏，有的时候他被套上木枷，连续绳捆索绑好多天，有的时候却又能读书写诗，还允许会客。文天祥好多诗文就这么流传出去了。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文天祥的两个亲弟弟文璧、文璋投降元朝了。文天祥一直东奔西跑，带兵抗元，而弟弟文璧在广东惠州做知州，家族里的亲眷大多也都跟着他。“崖山海战”后，南宋事实上已经覆灭，元朝军队兵临惠州城下，文璧手中只有几百军队，也就开城投降了。小弟文璋也在城中，自然就跟着哥哥一起降了元朝。后来元朝逼着文璧出来做官，文璧没有拒绝的胆量，老老实实到北京接受了任职。

在大家眼里看，文璋姑且不论，文璧绝对是“贰臣”，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有了哥哥文天祥的映衬，其行为更显得卑鄙龌龊，但是文天祥并不这么想。他在狱中反复写文章替弟弟们辩解，说他们也是没法，为了文氏宗族不至覆灭，“惟忠惟孝，各行其志”，大家都没错，要怪只能怪这个凄惨的乱世吧。他还写了一首诗，“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我选择了死亡，并不意味着要求弟弟要和我一样，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个人有个人的命运，如此而已。

在国破家亡之际，对士大夫的道德要求到底应该严格到什么程度？从文天祥留下的资料看，他对此的态度多少有点模糊。

他写诗文的时候，调子往往很高，什么“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什么“皇纲解纽地维折，妾妇偷生自为贼”，道德标准相当严苛。可一旦具体到现实中的人，有了情感的羁绊，文天祥又会变得不那么绝对，具备了一点理解之同情。文璧、文璋就是例子。从字里行间看，弟弟们做出投降的选择，文天祥甚至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当然，这也许是人性中软弱的一面，但活生生的人心里总避不开柔软之处。

不光对弟弟们如此，对往日的熟人，文天祥也没有诗文里那么严苛。当然也有区别，比如留梦炎和王积翁。他们是文天祥的老同事，也都投靠了元朝，最后也都被派去劝降文天祥，但是文天祥对他们的态度就有区别。

他见了留梦炎就唾骂，骂走了还不解恨，还要写诗说：“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里头用了一些历史典故，这里也不必细说，总之是嘲讽留梦炎的。可另一方面，王积翁也做了元朝大官，按照文天祥诗文里的标准，当然也属于“妾妇偷生自为贼”，可文天祥对他就比较客气，并没有叱骂嘲讽，谈得也还算融洽。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也许是谈话模式不同，也许是以前的交情不同，但可能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文天祥心目中，留梦炎和王积翁不一样。跟留梦炎比起来，王积翁原来的职位较低，投降的时间也较晚，多多少少有点可恕的理由。当然，这么说也是推测之词，做不得准。但无论如何，文天祥对待具体的人事，确实没有泛泛而论时那么严苛。那个皂白分明的绝对道德之境毕竟只适合远观，很难近看。

文天祥的脑子里其实也有不少自相抵牾的念头。

他在北京被囚禁了三年多。在这段日子里，他写了很多诗文，绝大部分都很激昂，显出典型的儒家入世精神。最有名的当然是《正气歌》，写得满腔忠烈：“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在他的诗文集里，这种格调是主旋律。但有的时候，他又会写出一些颓唐空幻的文字来，里头颇有些道教色彩。说起来也不奇怪，古代士大夫往往出入于儒道或儒释之间，得意时傍儒以进取，失意时傍道、释以慰藉。何况文天祥在太平时节就对道教颇有兴趣，随手写过一些仙气飘飘的诗，什么“世间如此纷纷者，赢得山林作道场”，什么“山中老去称庵主，天上将来说地仙”，也搞不清楚他是真信还是凑热闹。但是等他入狱以后，他对道教似乎有了更真实的兴趣，花了些力气进行钻研。

有个叫灵阳子的道士经常去看望文天祥，和他谈论长生不老之术。文天祥颇受启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几句很值得注意。他说：“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就连“忠”“孝”这样的纲常，他都不以为然了，认为是“灭性”“劳生”的妄举，不如做自由自在的神仙。这样

的诗和《正气歌》对比起来看，就会让人困惑，到底哪一种才是文天祥的真实想法呢？

也许两种想法都很真实。

我们往往希望人应该完整自洽，不能自相矛盾，英雄人物尤其不该如此。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人除非性格极其单纯，否则很少会彻底自洽。人性总是充满矛盾，有难以揣摩的幽深之处。当人处在痛苦彷徨的时候，这种矛盾更会被放大。

而文天祥正处在最痛苦的境遇中。

他面临的不仅是生死考验，还是亲情的考验。文天祥的妻子女儿都被俘虏了，送给元朝公主做奴婢。元朝政府安排文天祥的女儿给他写信，目的当然是为了用亲情打动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用儿女情长来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女儿柳哥给他写了一封信，文天祥看信后痛哭流涕，后来托人转告两个女儿，柳女、环女，好好做人，爹爹管不得了！

没人知道那封信里写了什么。

《宋史·文天祥传》里还有过一段奇怪的记载。在文天祥生命的最后一年，元朝官员再次劝他投降，他回答说，国家亡了，我就该死，如果你们不想杀我，我可以回老家当道士，“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但让我投降是不可能的。这段话引起很大争议。历史学家大多觉得这是谣言，是给文天祥抹黑，一个英雄怎么可能会想到当道士来求生呢？

《宋史》编得很粗疏，没有根据的流言有时也会胡乱收进来。这段话在其他记载也找不到佐证，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说过这话，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文天祥自杀过好几次，绝食时更是长期挣扎在死亡边缘。自杀未遂的人往往对生命会格外珍惜。在漫长的牢狱生涯里，他肯定无数次想过死亡的恐怖，也无数次想过生命的乐趣，想过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也许还在留恋生命，也许不愿意这么死掉，也许他还在心中某个角落暗自盼着和妻子女儿团聚。他用《正气歌》来砥砺自己，也用道教的超脱精神来劝说自己。我们在他诗文里看到的自相抵牾，其实正是心头苦痛的折射。

可无论怎么思前想后，文天祥对自己的底线始终没有动摇。从留下的所有资料记录来看，他从没考虑过投降这个选项。

但是，人们觉得思前想后就是一种抹黑。而王炎午、王幼孙更是害怕，他们害怕文天祥有太多思考的时间，他们一直在焦虑：听说死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吗？文丞相怎么还不死？他为什么现在还活着呢？

王炎午他们终于不必再等了。忽必烈召见了文天祥，做最后一次劝降。

文天祥见了忽必烈不肯下跪。这一幕跟当年他面见孛罗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周围的武士用棍子击打他的膝盖，文天祥还是坚决不肯跪下。忽必烈摆手说，算了，不跪就不跪吧，你如果像对待宋朝那样对待我，我让你做中书宰相。

文天祥说，我是宋朝的宰相，宋朝亡了，我只能死。

忽必烈说，你不想做宰相，也可以做枢密使。

文天祥回答，除了死之外，我没什么能做的。

对话就此结束。

他被押回监狱。一个月以后，他被押到刑场处死。

临死前，他问明哪个方位是南方，然后面对南方受刑而死。第二天，文天祥的夫人被暂时放出来，给丈夫收尸。据说，在尸体的衣带上，发现了一篇早就写好的文字。

文字的结尾：“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在彷徨无助的时候，会发牢骚说什么“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会羡慕超脱名教纲常的神仙豪杰，但终究只是说说而已，他终究还是活在自己的信念里，也死在自己的信念里。

这也让王炎午、王幼孙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王炎午听到文天祥的死讯后，伤心地写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说自己在天空中发现了闪闪发光的文丞相：“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王幼孙也怀着异常悲痛的心情写了一篇《祭文丞相信国公归葬文》。在祭文里，他反复惋惜说“呜呼，幼孙独不得从公而俱死耶！”，至于为什么他不能跟文天祥一起死，文章里并没有仔细解释，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在文中被重复了三遍。

他们当然是悲痛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悲痛后面，也许还有一种释然的欣悦吧。

文天祥死的时候，张弘毅始终陪在他身边。他帮文天祥料理了丧事，还把文天祥的遗骨带回了江西。当时从南方来了几个志愿者一起帮忙，他们后来被称为“十义士”。这十个人里，没有王炎午和王幼孙。他们也许是忙着在写文章，没顾得上赶来。

文天祥的妻子当了十几年的奴婢，后来公主给了她自由。她死在了文天祥的老家。

文天祥的两个女儿给公主当了一辈子的奴婢，两人都没有结婚生育。

张弘毅的下落不明，因为不会写文章，他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名气。

王炎午活到了73岁，王幼孙活到了75岁。两个人都寿终正寝。

王炎午和王幼孙都希望文天祥做个视死如归的大英雄，他为什么不早早地死呢？他为什么自杀之后不再自杀呢？这多让人焦心啊。不光他们，后人其实也都希望文天祥做个视死如归的大英雄，最好对生没有任何留恋，对死没有任何恐惧，脑子里只想着大义，别的什么都不想，因为想多了就显得不坚定，不纯粹。

总之，英雄最好是个符号化的人物，这样才方便我们把他们当成一种工具，祭献于高尚的理想。英雄成了一首诗，一道光，一段故事，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现实中的英雄往往并不是这样。

英雄可能会留恋生命，可能会害怕死亡，如果有活下去的机会，他们可能还是希望活下去，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底线。底线之上，他们可以有种种的彷徨；底线之下，他们则是义无反顾的决绝。

对于这样的文天祥，王幼孙他们的催促是亵渎，赞美也是亵渎。

说英雄，谁是英雄？

只有文天祥自己知道，他是如何战胜了心中的恐惧，克服了心中的留恋。只有文天祥自己才知道，他有多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