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此前，阿根廷一家机构实现一项技术突破，五匹经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培育的马驹成功降生！
如今10个月过去，这些小马驹健康成长，但其存在却在阿根廷马饲养者群体中引发激烈争议。
这是全球首次通过该技术编辑DNA获得的马匹后代，也让“基因编辑动物该如何定位”的问题浮出水面。
CRISPR-Cas9技术素有“基因剪刀”之称，能精准切割基因组特定位置以改变基因表达、获取预期性状，曾被形容为“人类涉足上帝领域”。
当它成功应用于马匹繁育，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基因编辑马能否与自然繁育的同类在竞技、行业规则中享有同等地位？
从外观看，这些基因编辑小马与普通马并无二致，但基因层面暗藏“改造痕迹”。
它们以获奖种马Polo Pureza为基因蓝本，科学家通过调整其肌肉生长抑制基因（myostatin），降低该基因表达以增加肌肉纤维数量，提升奔跑潜力。
其培育流程严谨：研究人员先在胎儿成纤维细胞中用CRISPR技术完成基因编辑，再以编辑细胞为核供体通过克隆技术培育胚胎，最后将胚胎移植到母马体内，经正常妊娠诞生马驹。
按科学推测，这些马驹成年并接受训练后，肌肉维度、力量与奔跑速度将远超普通马，或成为马球比赛中的“制胜利器”。
传统繁育者强烈反对，他们认可克隆技术保护马匹血统的作用，却认为基因编辑突破了行业“底线”，可能冲击传统产业。
约50名马匹行业从业者联合致信马匹繁育协会，称基因编辑马“突破行业伦理与传统边界”，呼吁协会在未深入研讨行业未来方向前，拒绝为其办理登记，而登记资格是马匹参与正规赛事、进入市场的关键。与之相反，部分科研专家对该技术应用持肯定态度。
作为马球运动核心管理机构，阿根廷马球协会的态度至关重要。
该协会已明确禁令，禁止基因编辑马参与任何马球赛事。
主席本杰明·阿拉亚直言：“我无法接受基因编辑马出现在赛场，它会让育种中的‘不确定性’与‘期待感’消失，选择优质母马与种马杂交、期待后代继承优势的‘魔力’，是技术无法替代的。”
面对禁令与抵制，Kheiron Biotech创始人凯隆却很乐观。
他认为技术认可需要时间，随着基因编辑马在健康、性能上的优势显现，马球界终将接纳这一新技术。
事实上，基因编辑马的争议并非个例。
近年来，CRISPR技术成熟推动基因编辑动物渗透农业领域，猪、牛、羊等家畜成为技术应用对象，每一项成果都伴随技术价值与伦理边界的讨论。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Acceligen公司，专注用CRISPR技术改造牲畜基因组以提升产品效率。其研发的“PRLR-SLICK”牛，通过编辑催乳素受体基因使毛发更短更顺滑，显著增强耐高温能力。
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高温频发的背景下，这种牛能减少高温导致的生长缓慢、产奶量下降问题，保障肉奶供应稳定。2022年，美国FDA评估后批准该品种用于肉类生产与人类消费，但商业化上市时间尚未确定。
在亚洲，印度科研团队也有突破。2024年5月，印度谢尔克什米尔大学宣布培育出该国首只CRISPR-Cas9基因编辑绵羊。
其技术思路与阿根廷基因编辑马相似，编辑肌肉生长抑制基因（myostatin），破坏该基因功能以解除对肌肉生长的限制，最终提升肉类产量。
增强动物抗病能力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另一重要应用方向。英国贝辛斯托克的Genus公司，通过CRISPR技术对猪的CD163基因进行定点突变，使猪获得对猪生殖和呼吸综合征（PRRS）病毒的抵抗力。
PRRS是养猪业“顽疾”，对新生乳猪危害极大、致死率高，给行业造成巨大损失。2020年，美国FDA批准该基因编辑猪在美销售，预计2026年可进入消费市场。
美国Revivicor公司研发的GalSafe基因编辑猪，核心优势是“低过敏性”。
研究人员通过CRISPR技术灭活猪体内的GGTA1基因，该基因会合成α-半乳糖，这种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的糖分子，正是部分人群红肉过敏的“元凶”。
GalSafe猪为红肉过敏人群提供了新选择。
Revivicor公司还探索该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认为灭活GGTA1基因或能降低猪器官移植到人体时的排斥反应，为解决全球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提供新思路。
2020年，美国FDA同时批准GalSafe猪用于生物医学治疗与人类食用，使其成为少数兼具“食用”与“医用”资质的基因编辑动物。
尽管基因编辑动物潜力巨大，伦理争议却从未停止。
除了基因编辑马引发的“传统行业生存危机”，人们的担忧集中在多方面：从动物福利看，基因编辑是否会导致动物先天健康缺陷？
从食品安全看，长期食用相关产品是否对人类健康有潜在风险？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更值得警惕的是，基因编辑性状具有遗传性，若基因编辑动物进入自然环境，编辑基因可能通过繁殖传入野生动物种群，破坏生态平衡。
此外，CRISPR技术虽精度较高，但仍存在“脱靶效应”，可能意外突变非目标基因，导致动物健康问题或过早死亡。
基因编辑马的争议，本质是技术进步与传统观念、行业利益、伦理安全的碰撞。
它提醒我们，新技术并非简单的“好与坏”对立，需全社会从科学、伦理、法律、经济多维度深入探讨，寻找平衡各方利益的最优解。
唯有如此，才能让基因编辑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可持续发展，避免因盲目推进或过度抵制错失机遇、引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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