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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与张某婚后感情和睦，却无法正常生育子女。2023年12月30日，二人前往河南郑州某医院进行不孕不育诊断和治疗，并签署了《自愿接受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IVF-ET）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多胎妊娠减胎术知情同意书》《辅助生殖技术使用药物告知书》。2024年1月14日，吴某、张某又签署了《自愿接受囊胚培养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胚胎冷冻保存、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同日，某医院获取吴某、张某受精卵6枚，未移植，冷冻1枚D3胚胎，囊胚培养5枚。1月16日，形成3枚D5囊胚，冷冻3枚。2024年3月10日，某医院安排进行第一次解冻移植，未孕。5月20日，丈夫吴某在准备第二次胚胎移植时意外去世，妻子张某在料理完吴某丧事后，要求某医院继续履行双方签署的医疗服务合同。某医院以张某系单身妇女、不利于后代成长、不符合相关规定为由拒绝。
双方协商未果，张某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要求某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进行胚胎移植手术。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吴某生前与张某共同在医院接受治疗，同意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对于拟进行的第二次胚胎移植意思表示真实、明确，某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不违背吴某生前意愿，不违反“知情同意原则”。
不得对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公益原则”系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机构的管理性规定，不宜作为限制公民基本生育权利的依据。张某在丈夫去世后，多次明确表示愿意生育和抚养与吴某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可能生育的子女。张某进行胚胎移植手术生育子女与一般因丧偶而发生的“遗腹子”生育并无本质区别，不存在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理应得到尊重。
鉴于张某父母及公婆均支持继续手术，并承诺共同抚养孩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缺乏抚养子女的能力，不违反“保护后代原则”。遂依法判令某医院继续履行与张某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为张某施行胚胎移植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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