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创刊40周年 | 昆德拉：中国十八年

四十载春华秋实，笔墨与时代同行。2025年10月16日，《社会科学报》将迎来创刊40周年。

值此40周年报庆之际，本公众号将从9月1日起，陆续推出“社科报创刊40周年”专题，撷取我们创刊以来的经典篇章，以飨读者。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12日

原标题 | 昆德拉：中国十八年

作者 | 山东大学 仵从巨

早在18年前（1985），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时由著名诗人、翻译家徐迟主事、甚具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武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示》的万字长文，向中国文学界热情推介了两位“世界级”的小说家：一位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位即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这似乎是米兰·昆德拉在国内面对公众的学术媒体的首次亮相。而著名作家韩少功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7年9月的出版则把昆德拉带入了更多中国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的视野。此后的十余年，昆德拉其人其书始终显现出热说热论热卖的腾腾气象。

昆德拉何以在中国“热”？在思想、文化、文学空间日趋见大的今天，我们尽可首先承认其中的“政治性”。的确，昆德拉对关于他与他的作品的政治解读是烦而又烦的。但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他的历史——原捷共党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苏军占领捷克后被迫的流亡者——的“政治性”；他的作品——斯大林主义的背景与舞台、思想专制与极权政治的话题、知识分子或革命者的故事与命运——的“政治性”。不过分地说，昆德拉其人其作的“政治性”是经历了50年的风雨行程、有“文化大革命”的揪心之痛、生活在相近的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受众在直感上与之亲和的重要心理因素。人们在读解昆德拉的过程中也同时在感受、重温、思考自己的历史与经验。

自然，昆德拉从整体上定位，并非是一位政治性作家。“政治性”只是解读他的（第）一个层面。昆德拉关心的或更关心的是“人的存在”这个具现代性的大问题。在创作实践的意义上讲，它转化为“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的可能性”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指向。他以怀疑、质询的目光从“政治”（公众生活）与“性爱”（个人生活）两大门户进入了现代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可以说：怀疑主义的昆德拉是悲观的。但正如存在主义哲学一样，在这一悲观性的揭示与归结中，它倡导的却是一种“反抗”的行动。以积极的反抗行动面对悲观的世界、以人的自觉寻求自由的未来，这似乎才是昆德拉之本欲。我想，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质地才砌就了昆德拉作为世界一流小说家脚下的高高台基。

昆德拉之“中国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我的认识中，昆德拉的小说是一种“融文史哲为一体的当代思辨型新小说”（对于“文史哲”一体观的中国读者，这当有亲切感）。也就是说，“思辨”是他艺术上的一大特性。王小波亦曾有言：没有感性的天才，就没有杜拉斯的《情人》；没有犀利的解析，就没有昆德拉。对小说中的“思辨”的评价自然有见仁见智之说。但只要阅读昆德拉，思想便不能不被他的“思辨”所激发、激活。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昆德拉小说中的思辨不仅可以成为一种思想的资源，甚至可借以刺激、形成我们质询性的思维方式。尽管如今关于小说的价值尺度已是“多元”，但我一直以相对性把它区分为形而上学的四个层次——情节性的、社会性的、人性的、哲学性的。四者兼具则为小说之至境。窃以为，昆德拉是焉！

昆德拉小说讨人喜欢的另一特性无疑是它通体的幽默。昆德拉视幽默为小说的基本精神与本性。他也把这一认识始终自觉地贯彻于小说。尽管他为自己选定的是大话题、严肃话题、沉重话题，但他均以幽默化重为“轻”：喜剧化的人物（如《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喜剧性的情节（如《玩笑》中主人公路德维克的“性报复”）、喜剧化的细节（如《爱德华与上帝》中主人公的性事）、喜剧化的语调（如在《玩笑》中把上帝、大粪与媚俗系于一体的议论）。这使小说的阅读变成了一件虽则兴奋但轻松、虽属思辨但有趣的过程。阅读如是，何乐不为？

昆德拉小说在艺术上的得宠，自然不仅“思辨”与“幽默”两因。音乐性、基本词、复调式结构等都是既具实验性质、又属成功表现的突出个性。有以上种种，昆德拉何以不“热”？

昆德拉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后“热”之第一波刚过，由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独家买断其作品版权、2003年陆续成规模再次推出并已热销书柜，昆德拉“热”之第二波又起则可以想见。想当年昆德拉小说中译本之出版几度曲折、最终还要以“作家参考丛书”的名义“内部发行”，而今却堂而皇之，大行其事，真是“恍若隔世”。我们确是在进步。可以料定，在一个更大的精神空间里，昆德拉将被更充分地读、更深刻地说、更肃然地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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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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