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

随着苏维埃政权赢得内战的胜利，以及随后在中亚拿下中亚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苏联领导人开始通盘考虑对中亚的治理，于是民族划界提上议程。

在民族划界之前，中亚的情况是：“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 “泛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塔吉克人讲伊朗语族语言的权利。

“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1920年以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河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而在原沙俄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则有建立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呼声。在吉尔吉斯(在当时是指今天哈萨克的误称，说明当时对中亚所谓的各民族/部族根本没有清晰认识)和花剌子模还有建立‘中亚联邦’的要求。

尽管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批驳，但俄共中央还是得认真面对如何破除拥有2000万人的庞大‘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怪影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中亚的各‘突厥民族’进行认真‘识别’。”

“最初列宁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突厥斯坦民族志地图，详细弄清这三部分合并与分开的条件。这表明，当时苏俄最高决策关于中亚民族识别、划分方案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和土库曼三国。

但后来如何出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土库曼、卡拉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塔吉克5个民族的识别和划分，目前尚无权威档案材料。按照一个德国人的说法：‘1920年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伏龙芝向列宁轻视突厥斯坦分离问题，列宁指示不作任何行动，紧接着列宁就这一问题指示成立委员会，于1921年下令划分突厥斯坦，并编制民族志地图。这件事交由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办理。

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5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说法尚待考证，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中亚5个民族和5个自治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内构思和最终决定的。”

那么，苏联为什么如此重视在中亚进行民族的划界呢？为什么特别要把中亚划分为5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中亚居民历来不强调民族差异，而是以穆斯林的统一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有必要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分而治之；

其次，各民族“分居”之后，就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也就是取消“双泛”的影响。

综上，苏联对“双泛”一直存有防备之心。这种防备之心的体现，就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的中亚资产阶级们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话也反映出来了。斯大林后来在解释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是说：“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不久前完成的民族的划界，可算作这样接近群众的榜样(即，使苏维埃接近群众—引者)。资产阶级的报纸把这种划界看作‘布尔什维克的诡计’。”

泛突厥主义分子对苏联的这种“诡计”不能说没有认识，也不能说没有反抗。但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抗衡强大的苏联。实现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统一，特别是政治统一，当然需要一个有能力充当核心的实体。沙俄统治下的任何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包括民族意识觉醒最早的鞑靼在内，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种种原因，显然都担当不起这个重任。

当时泛突厥主义者的目光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土耳其人占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突厥语诸民族中唯一存在的国家实体。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如胡赛因扎德·阿里、优素福·阿克储拉、阿赫迈德·阿加奥卢、加斯普林斯基等纷纷去了土耳其。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Zeki Veldi Togan在政治努力失败后，曾投奔巴斯马奇运动，但他在改造巴斯马奇运动失败后也去了土耳其，后成为著名的突厥历史研究专家。

对苏俄建国来讲，中亚的“双泛”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威胁。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到中亚的民族划界，到最后成立五个加盟共和国，内中其实一直管穿着一条苏共与“双泛”进行斗争这样一主条线。对于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统一的超“国界”的共产党等级制度实现的，这便是苏联特色的“党国体制”。

中亚民族划界与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双泛”在中亚的发展方向。作为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只得龟缩于文化领域，这是其政治失败后的不得已选择，况且，它还不断面临来自苏俄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中亚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他们就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从封建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产阶级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

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方案。

尽管我们前面更多地强调，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国家构建，是某种“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策略，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已充分证明，当时的苏联有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它的民族划分并非完全是俄罗斯人一手主导的“乱弹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中亚当地反对泛突厥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了民族划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与妥协的变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有在中亚地区实现其共产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