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用哲学回答，什么是活着？

用哲学回答“什么是活着”

作者丨阿兰·巴迪欧

↑阿兰·巴迪欧

我们现在要对那个时常“令人畏惧”的问题给出一个回答——正如朱利安·格拉克的角色的问题一样——不过，这个问题有点过于宏大，也是哲学最终需要解答的问题：什么是活着？

“活着”明显不是民主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活着［他们是在身体的自由潜在性中来持存下去］，而是在亚里士多德神秘莫测的表达意义上“作为一个不朽者”活着。

它并不是这样一个世界，不是囊括了所有生活可能性的表象逻辑的给定物——它的对象和关系的无限。至少它并未囊括超越实存的生命。对于这样可能性的囊括依赖于在世界上，充当着降临于世的刹那间闪现出来的事物痕迹的东西，即业已消逝的事件的痕迹。在世界的表象中，这个痕迹总是具有最大强度的实存。通过将世界的过去合体于痕迹所开启的当下之中，我们有可能看到，在事件发生之前的东西，它的这种强度实存的本体论上的支撑就是世界上的非实存之物，而它不再是非实存。多在表象的闪现中诞生，而之前归属于它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它在世界上的降生留下了痕迹，标志着走向新的生命。

对于那些常问真实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人来说，首要的哲学指引是：“关照所降生之物。追索那刹那间的闪现，探索它们那籍籍无名的过去。你们只能将自己的希望放在那些尚未表象出来的东西上。”

我们不足以去辨识一个痕迹。我们必须让自己合体于在结果上痕迹使之正当化的东西。这一点非常关键。生命是对当下的创造，但正如笛卡尔面对上帝的世界一样，这种创造是一种连续性的创造。迄今为止一个不可能的身体的凝结，围绕着痕迹，围绕着在那里的世界中刹那间闪现的降生架构了自身。如果我们希望与这个身体所支撑的当下携手并进，那么仅仅接受和宣布这个身体是不够的。必须进入这个组成之中，成为这个身体中活跃的元素。与当下的真正关系就是合体：合体于世界的内在凝聚体之中，它来自事件性痕迹的生成性实存，是超越这个时代所有事实和标记的新生。

关联于事件性痕迹的结果的展开，即创造了一个当下的结果，是通过对世界中各个点的处置来一点点推进的。它并不是通过身体实际后果的连续性轨迹，而是通过一个点一个点的序列来发生的。所有的当下都是一点点织就的。在世界的各个点中，在大写的二的选择中表象出来的无限就如同对当下的织造，它织就了其在世界生成中的内在纹理。如果去开启一个活生生的当下，就需要这个世界不能是迟钝世界，它要包含着保障让身体获得实际效果的各个点，也编织出它所开创的时间。

生命是一个主体范畴。身体是生命所获得的物质性，但当下的生成依赖于在主体形式主义中的身体布局，无论它是被生产出来的［这种形式是忠实主体形式，即身体直接处于事件性痕迹“之下”］，还是被抹除的［其形式是反动主体，由于对痕迹的否定，身体保持了双重距离］，抑或是被遮蔽的［即身体遭到了否定］。对当下反动性的抹除，否认事件的价值，以及对事件拼命地遮蔽，都无法设定一个超越于世界的“身体”，无法实现对生命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就是合体，一点一点地合体于当下。

这样，活着就是在忠实主体形式下合体于当下。如果是反动主体形式所支配的合体，我们就无法谈论生命，而只能墨守成规。它的问题在于，不让自己受到新生结果的影响，不让重新产生出超越它自身的实存。如果合体是由蒙昧形式支配的，我们反而会说禁欲苦修。

最终生命是一场赌博，是一场凭借被表象出来的身体下注的赌博，我们忠实地相信这个身体带来了新的时间，与保守趋势［直观上也被错误地命名为“生命”］以及禁欲趋势［死亡本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生命就是得到更好趋势的东西。

因为它战胜了这些趋势，生命依次创造了一个当下，所以这个创造既构建又吸收了一种新型的过去。

对于民主唯物主义来说，当下绝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民主唯物主义以完全清晰的方式承认，需要在一个迟钝实在的范阈内来维持当下。这是因为它认为所有其他事物的视角都是让身体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专制之下，而不是让身体在语言多样性之中自由地飞翔。民主唯物主义将纯粹表象的代数学称为“思想”。这种对当下迟钝的概念概括，导致了将过去拜物教化，变成一种可分离的“文化”。民主唯物主义对历史十分同情：它的确是唯一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已经在二十多年前的《主体理论》中写过：历史并不存在。只有离散的当下，它们的光辉是由它们展开与之相对应的过去的能力来衡量的。

在民主唯物主义那里，语言身体的生活是对迟钝世界各个瞬间的保守的接续。于是，过去的任务仅仅是将虚幻的地平，将文化的命运赋予这些瞬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拜物教往往带有着关于新奇、关于永恒变化和现代化律令的坚定话语。有着文化深度的过去是由弥散的当下来衡量的，这种搅拌本身就缺乏任何深度。那里只有以供参观的纪念碑，只有用来寓居的废墟般的瞬间。所有东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留下来思考不会发生变化的宏伟的历史地平。

唯物辩证法则几乎与之完全对立。首先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它们的当下几乎停滞不动，只是微微泛起波澜，并强加给世界一种迟滞性。例如，自从柏拉图以来，思想问题的本质几乎只发生很少的关键性变化。但是在展开可主体化身体的真理程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重构一个不同的过去，一个成就、发现、断裂的历史。它绝不是一个文化的纪念碑，而是可以识别的永恒碎片的接续。这是因为忠实主体创造了作为永恒在那里存在的当下。于是，让自己合体于这个当下等于是感知永恒本身的过去。

所以，活着也就是在过去经验到当下的永恒扩张。我们十分赞同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5卷命题23中的附释中的一句名言：“我们感觉到并且经验到我们是永恒的。”

↑斯宾诺莎

不过，给这种经验［实验性经验］命名仍然十分重要。它既不属于既定经验的秩序，也不属于表达。它最终不是在身体能力和语言资源之间的对应关系中获得的。它是与真理性例外的合体。如果我们所谓的“大观念”（Idée），它既在世界之中展现了自身（设定了此在的身体），又在其超验逻辑上创造了一个例外，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柏拉图主义的线索之下，在当下经验到永恒让这种对当下的创造合法化，这就是对大观念的经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唯物辩证法来说，“活着”与“为大观念而活着”是同一回事。

反过来在对大写生命的意识形态性的概括归纳中，民主唯物主义看到的仅仅是一种狂想主义和死亡本能。的确，如果只有身体和语言，对于大观念来说，活着就必然意味着对一种语言的绝对化，而身体与这种语言如影随形。只有对真理的“例外”的物质性认识，才能让我们宣布，不要让身体从属于语言的权威。恰恰相反，新身体是史无前例的主体生命的当下的组织。我坚持认为，这样一种生命的真正经验，对偶然相遇的定理或力量的理解，对相遇的图绘或生命冲动的沉思，不可避免是普遍的。这意味着，对于对应于它的合体形式来说，大观念的降临就是臣服的对立面。在我们所面对的真理类型的基础上，它是快乐，是幸福，是愉悦，是满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