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20日上午十点整,邢姚镇集市正值交易高峰,麻袋、箩筐挤得过道只剩一条细缝。就在热闹声中,一阵短促的枪响划破空气,四名卫兵愣在原地,那个一向趾高气扬的国民党“政工团长”吴吉亭瞬间倒下。围观群众错愕之后,接连爆发出低沉的掌声,这才宣告一桩缠绕寿光县一年多的血债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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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吉亭的名字,在胶东一带并不陌生。出生于寿光南岔河村的他,早年混迹黄埔济南分校,凭着一口流利的官腔和几张“革命前辈”的合影混进了地方党组织。1937年“八支队”牛头镇起义时,他被推举为第五中队队长,彼时不少老乡真心相信这位“黄埔学生”能带着乡亲们抗日报国。
但有意思的是,战争愈发艰苦,吴吉亭的嘴脸愈发暴露:背着上级私拆缴获物资、打骂战士、滋事调戏妇女,几乎把八路军纪律当耳边风。一次夜间查铺,他公然对连队指导员放话:“真要论上阵杀敌,老子比谁都精!”这种自以为是,很快在整军学习中受到了严厉批评。组织多次让他到抗大一分校“回炉”,指望他改正,谁料反而把他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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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寒冬,抗大食堂的炊事员因饭菜问题跟他理论,被他当众挥拳殴倒,这件事成为导火索。吴吉亭连夜潜回寿光,投奔地方顽固派张景月。张景月正在搜罗“懂八路门道”的人,见猎心喜,当即封他为政工团长。自此,一名曾经的八路军营长摇身一变,成了屠刀冲着昔日战友与父老的刽子手。
短短八个月,浊北惨案、北河血案接连发生。浊北村30多名党员与群众被铡刀凌迟,尸体残缺不全;北河村公所十余名干部开会时遭劫持,村长程震远被斩首悬挂二十余日示众。统计下来,被吴吉亭部队杀害的干部、群众超过200人,寿光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区基层组织几近瘫痪。更严重的是,他熟知根据地联络路线,反共训练班、情报网铺天盖地,清河、渤海两区之间的往来一度被硬生生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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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拖下去,他还要害更多人。”1942年8月初,清河区党委发出密令: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吴吉亭。寿光县公安局局长韩洁石受命筹划行动,他对手下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打则已,打就一枪命中。”计划很快成形:利用吴吉亭赶集与奸细接头的固定习惯,在邢姚镇集市动手,三人短枪小组执行近距离射击,一支战斗小组埋伏郊外接应。
第一次尝试发生在9月6日。行动人员伪装成贩鱼农民混入集市,眼看目标已进入射程,突然四路顽军团长带兵闯入,场面一片混杂。指挥员刘敏低声喝道:“撤!”如果那一刻硬拼,吴吉亭未必死,自己反而难以脱身。无功而返却并非毫无收获,他们摸清了岗哨布置、逃脱路线,为第二轮计划提供了精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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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机会仅过了十四天。高粱收割完,原本遮蔽视线的“青纱帐”消失,这反倒逼得行动组更突出快速、隐蔽的原则。渤海军区特批两把“马牌”手枪和一个排机动接应,刘敏仍担任主击,他把积攒多年的几块大洋交给韩洁石:“如果回不来,就算党费。”韩洁石只回了三个字:“等你凯旋。”
9月20日,阳光正毒。吴吉亭叼着香烟、吊着膀子,照例在花布摊与奸细耳语。刘敏微微摸耳垂,这是预先约定的信号。李成义同时贴近,腰间短枪脱套,动作快得像翻书。“啪、啪、啪”,三声急促射击后,吴吉亭踉跄倒地。李成义猛扑上去,枪口紧顶额头补射五下,血浆四溅,周围百姓短暂静默后蜂拥喝彩。卫兵惊慌失措,只听“别动!”刘维寅、张建廷连射两名,剩余的转身便逃,再无人敢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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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惊动了伪军骑兵,他们封锁街口。刘敏立即朝天鸣枪,“快跑啊——”一句吆喝带动了整条街的人流。成百上千的菜农、脚户、妇女像决堤洪水冲向巷口,伪军在混乱中难辨目标。行动组跟着人群侧身穿出,郊外接应排早已拉起火力网,几个回合便把追兵甩在身后。
战报送到清河区党委,当晚灯火未熄,干部、群众自发拿出包谷、高粱面慰劳行动队;寿光老乡说得最直白:“那畜生,死得不冤。”吴吉亭覆灭后,张景月部慌忙收缩据点,我军交通线重新贯通,寿光境内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地方公安机关随后清理伪特、安抚受害群众,局势在一个月内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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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叛徒的破坏力巨大,但只要信息准确、部署周密,哪怕目标戒备森严,也挡不住冷枪五声。清河、渤海两区在这次锄奸战中积累的城镇突击经验,此后多次用于撤点伏击、反“扫荡”战术,屡试不爽。同样启示后来者:纪律严明的队伍能生存;一旦丢掉初心,纵有黄埔文凭,也逃不过人民子弹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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