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一八路军营长叛逃，杀害200余名干部群众，被战士5枪毙于闹市

1942年9月20日上午十点整，邢姚镇集市正值交易高峰，麻袋、箩筐挤得过道只剩一条细缝。就在热闹声中，一阵短促的枪响划破空气，四名卫兵愣在原地，那个一向趾高气扬的国民党“政工团长”吴吉亭瞬间倒下。围观群众错愕之后，接连爆发出低沉的掌声，这才宣告一桩缠绕寿光县一年多的血债被清算。

吴吉亭的名字，在胶东一带并不陌生。出生于寿光南岔河村的他，早年混迹黄埔济南分校，凭着一口流利的官腔和几张“革命前辈”的合影混进了地方党组织。1937年“八支队”牛头镇起义时，他被推举为第五中队队长，彼时不少老乡真心相信这位“黄埔学生”能带着乡亲们抗日报国。

但有意思的是，战争愈发艰苦，吴吉亭的嘴脸愈发暴露：背着上级私拆缴获物资、打骂战士、滋事调戏妇女，几乎把八路军纪律当耳边风。一次夜间查铺，他公然对连队指导员放话：“真要论上阵杀敌，老子比谁都精！”这种自以为是，很快在整军学习中受到了严厉批评。组织多次让他到抗大一分校“回炉”，指望他改正，谁料反而把他推向深渊。

1941年寒冬，抗大食堂的炊事员因饭菜问题跟他理论，被他当众挥拳殴倒，这件事成为导火索。吴吉亭连夜潜回寿光，投奔地方顽固派张景月。张景月正在搜罗“懂八路门道”的人，见猎心喜，当即封他为政工团长。自此，一名曾经的八路军营长摇身一变，成了屠刀冲着昔日战友与父老的刽子手。

短短八个月，浊北惨案、北河血案接连发生。浊北村30多名党员与群众被铡刀凌迟，尸体残缺不全；北河村公所十余名干部开会时遭劫持，村长程震远被斩首悬挂二十余日示众。统计下来，被吴吉亭部队杀害的干部、群众超过200人，寿光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区基层组织几近瘫痪。更严重的是，他熟知根据地联络路线，反共训练班、情报网铺天盖地，清河、渤海两区之间的往来一度被硬生生切断。

“再拖下去，他还要害更多人。”1942年8月初，清河区党委发出密令：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吴吉亭。寿光县公安局局长韩洁石受命筹划行动，他对手下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打则已，打就一枪命中。”计划很快成形：利用吴吉亭赶集与奸细接头的固定习惯，在邢姚镇集市动手，三人短枪小组执行近距离射击，一支战斗小组埋伏郊外接应。

第一次尝试发生在9月6日。行动人员伪装成贩鱼农民混入集市，眼看目标已进入射程，突然四路顽军团长带兵闯入，场面一片混杂。指挥员刘敏低声喝道：“撤！”如果那一刻硬拼，吴吉亭未必死，自己反而难以脱身。无功而返却并非毫无收获，他们摸清了岗哨布置、逃脱路线，为第二轮计划提供了精准数据。

第二次机会仅过了十四天。高粱收割完，原本遮蔽视线的“青纱帐”消失，这反倒逼得行动组更突出快速、隐蔽的原则。渤海军区特批两把“马牌”手枪和一个排机动接应，刘敏仍担任主击，他把积攒多年的几块大洋交给韩洁石：“如果回不来，就算党费。”韩洁石只回了三个字：“等你凯旋。”

9月20日，阳光正毒。吴吉亭叼着香烟、吊着膀子，照例在花布摊与奸细耳语。刘敏微微摸耳垂，这是预先约定的信号。李成义同时贴近，腰间短枪脱套，动作快得像翻书。“啪、啪、啪”，三声急促射击后，吴吉亭踉跄倒地。李成义猛扑上去，枪口紧顶额头补射五下，血浆四溅，周围百姓短暂静默后蜂拥喝彩。卫兵惊慌失措，只听“别动！”刘维寅、张建廷连射两名，剩余的转身便逃，再无人敢回头。

枪声惊动了伪军骑兵，他们封锁街口。刘敏立即朝天鸣枪，“快跑啊——”一句吆喝带动了整条街的人流。成百上千的菜农、脚户、妇女像决堤洪水冲向巷口，伪军在混乱中难辨目标。行动组跟着人群侧身穿出，郊外接应排早已拉起火力网，几个回合便把追兵甩在身后。

战报送到清河区党委，当晚灯火未熄，干部、群众自发拿出包谷、高粱面慰劳行动队；寿光老乡说得最直白：“那畜生，死得不冤。”吴吉亭覆灭后，张景月部慌忙收缩据点，我军交通线重新贯通，寿光境内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地方公安机关随后清理伪特、安抚受害群众，局势在一个月内趋于稳定。

不得不说，叛徒的破坏力巨大，但只要信息准确、部署周密，哪怕目标戒备森严，也挡不住冷枪五声。清河、渤海两区在这次锄奸战中积累的城镇突击经验，此后多次用于撤点伏击、反“扫荡”战术，屡试不爽。同样启示后来者：纪律严明的队伍能生存；一旦丢掉初心，纵有黄埔文凭，也逃不过人民子弹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