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网络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请悉知。
1977年春,国务院整理周恩来总理遗物时,档案员在一份私人笔记夹层里发现了几封信。
纸张发黄,信封上没写单位抬头,也没盖章,只有一个名字:王戎。
最初没人在意,以为是普通群众来信——但没过几天,另一位老同志看到了信的内容,话不多,却句句用心。
再一查,才发现有些不对劲。
信是个叫王戎的人写的,时间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可是没有一封得到回复。
可奇怪的是,周总理把这些信一封不少地留了下来,分类整理,甚至在一封信背后还写了“此人可信,勿泄”。
![]()
那时候大家才开始追问:这王戎,到底是谁?
说起来,这事儿得从1939年那次“回乡”说起。
那年,抗战正打得胶着,国共合作维持着表面的统一,周恩来以“祭祖”名义回到浙江绍兴,实际上是借机接触华东地下党组织,做些统战方面的协调工作。
行程极为保密,连地方干部都不知情。
在当地一户亲戚家吃饭时,他见到了一个少年,十七岁,叫王戎。
那孩子站得笔直,说话有点紧张,但眼神特别亮。
![]()
听说他是自己姑母那边的后代,周恩来就多看了两眼。
饭桌上,这孩子突然说:“我想跟您走。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他父亲、祖父都没作声。
王戎却继续说:“我想去前线。
周恩来看了他一会儿,说:“那你先告诉我,打仗是为了什么?
![]()
王戎想了几秒,说:“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欺负。
这话不复杂,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能脱口而出,还真不容易。
周恩来笑了,说:“不错。
不过你现在的任务是读书。
未来国家建设,还得靠你们。”
那顿饭之后,周恩来私下跟王戎的爷爷说了一句话:“这孩子有志气,不可轻用。”离开绍兴前,他单独见了王戎一面,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写信给我。
![]()
你是我干儿子
但这事不能对外说。”
王戎点头,说了句:“我记住了。
从那以后,这名字就没再出现在公共场合。
王戎也从未以“总理干儿子”自居。
只知道他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服务团,在福建从事政务工作,又转行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
![]()
没当过大官,没得过什么勋章,但在当地很受尊敬。
而那几封信,基本上都是在他从教之后写的。
语气很平静,比如“学校最近在筹建图书馆,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引进外文原版书”“我身体尚好,学生情况也不错”。
每封信最后都有一句:“谨祝工作顺利,盼一切安好。
可惜,信寄出去了,却没回音。
不是没人看,而是不能回。
![]()
当时的保密制度极严,尤其是涉及领导人私事的,哪怕是一封信,一句话,都要层层过审。
而王戎的身份——哪怕只是一个“干儿子”的称呼,出现在信封上都可能引发误会。
所以他的信最后都被小心地收了起来,一封没丢。
这事一直没人知道,直到1977年。
那之后,有人去找过王戎。
他已经退休,住在福建一座小城,家里很简单,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他年轻时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
![]()
他不太愿意多说,只说:“那年他说让我好好读书,我就听了。
再问,他只笑笑:“我算什么儿子啊?只见过一面。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那年临别前,周恩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小怀表,递给王戎,说:“以后你要是忘了时间,就看看它。
这块表王戎一直留着,没修过,也没戴过,就放在书桌抽屉里,有一年表链断了,他用一根细麻绳系了起来。
他说:“这表不走了,但我还记得时间。
![]()
后来有人问他,有没有后悔。
他想了很久,说:“没有,我就做了他说的那件事。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
参考资料:
《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金冲及,《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树声,《周恩来与绍兴亲属关系考》,《浙江地方志》2001年第4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义子王戍》,2020年。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