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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中日关系最核心的障碍在于日本始终未能真诚地承认战争罪行。这说法固然有理,但问题的本质远比表面道歉与否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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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症结,在于两个国家对同一段历史的记忆方式截然不同,并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对中国而言,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等事件,并非教科书上的抽象词汇,而是深植民族集体记忆中的血泪创伤;而在日本社会,这些暴行却常常被轻描淡写、语言模糊化,甚至在主流叙事中悄然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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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历史认知的鸿沟从未弥合。为何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情感伤痛,远超其他曾侵略过中国的列强?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那段被鲜血浸透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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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进骨头里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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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本侵华记忆之所以格外沉重,是因为其侵略动机与其他殖民势力存在本质差异——日本的目的不只是掠夺资源或扩张领土,而是系统性地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与民族认同,企图实现彻底的征服与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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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西方列强的侵华行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意在打开中国市场倾销毒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目标是迫使清政府支付巨额赔款并扩大通商特权;俄国则采取传统帝国式蚕食策略,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攫取土地。尽管这些行径都充满暴力与不义,但在达到目的后往往趋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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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自甲午战争起,野心便昭然若揭。它所图并非仅是割地赔款,而是要将整个中国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体系之中,从根本上消灭中华文明的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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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旅顺实施了震惊世界的集体屠杀,数万平民惨遭杀害。战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并赔偿两亿两白银。此后,日本在台湾推行强制日语教育,强迫居民改用日本姓名,试图从文化根源上切断中国人与中国传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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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其打造为军事工业基地和战略跳板,此举已超出一般侵略范畴,属于全面殖民统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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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在华北推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烧光房屋、杀光百姓、抢光物资,所经之地哀鸿遍野。同年12月,南京城破,在短短六周时间内,超过三十万名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遭到集体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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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还发生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性暴力犯罪,无数妇女遭受凌辱。更令人发指的是,位于哈尔滨的731部队以活人作为细菌战试验对象,进行冻伤、毒气、解剖等惨无人道的实验,完全践踏人类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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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历程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高达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这一冰冷数字背后,映射出的是日本企图彻底抹除中华民族身份与文化的灭绝性意图。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灭绝企图,使这段历史成为中国人心中最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触之即痛。
南京照相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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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名叫张纯如的美国华裔女作家震惊地发现,在英语世界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记录。她无法接受这样一段人类浩劫竟被全球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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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投入大量心血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于1997年出版后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许多读者首次了解到这场被遮蔽的历史悲剧,《拉贝日记》《威尔逊日记》等关键证据也因此重见天日,成为揭露真相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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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的努力招致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持续攻击与威胁,长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最终在2004年选择结束生命。她的离世不仅令世人扼腕,也成为这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矗立着她的雕像,象征着对正义与记忆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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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盖和美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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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铭刻于心的苦难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战后的公共叙事中普遍采取回避、修饰乃至否认的态度。他们并非单纯遗忘,而是主动构建一种经过筛选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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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手段便是文字游戏。在日本官方文件及部分教材中,“侵华战争”常被表述为“进出中国大陆”,字面看似温和,实则消解了侵略的非法性与暴力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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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日本文部省一度计划将教科书中“侵略”改为“进入”,若非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此类篡改极有可能成为全国性教育内容。通过这类语言净化操作,日本试图将战争描绘成“正常外交行为”而非侵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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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策略则是制造“象征性失忆”。靖国神社便是典型代表——这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多名甲级战犯,却被部分政客包装为“追思英灵”的圣地。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前首相均曾高调参拜,无视邻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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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安倍晋三不顾国际社会广泛反对,执意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举不仅毫无悔意,反而被视为对亚洲受害国家的公开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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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一些学术界与政界人士也在推波助澜。学者如东中野修道出版著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真实性;个别国会议员公然宣称大屠杀系“虚构捏造”;NHK等公共媒体制作的纪录片亦有意淡化战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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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被扭曲为“可争议的观点”,真相在反复质疑中逐渐被稀释、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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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与德国形成强烈反差。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致歉,以身体语言表达了深刻的忏悔。德国更立法禁止否认纳粹大屠杀,违者将面临刑事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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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几乎没有类似的制度性反思。讽刺的是,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不仅未受惩处,反而在战后担任首相,反映出日本政治权力结构与战争责任之间从未真正割裂。那段历史在其眼中,不是必须面对的道德负担,而是可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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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争端始终无法平息。对于中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留下的精神创口从未结痂,而日本的选择性遗忘与持续挑衅,无异于一次次撕开旧伤,撒入盐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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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伤未愈,新仇又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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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之所以在中日关系中不断激化,是因为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现实中的政治摩擦、安全动向往往会唤醒沉睡的民族创伤,形成情绪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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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钓鱼岛争端为例,2012年日本宣布实施“国有化”措施,瞬间激起中国民众强烈愤慨。许多人立刻联想到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割占台湾的历史,那种国土被侵占的屈辱感再度浮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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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领域,日本的动作更令人警惕。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此言在中国听来犹如战争警报,立刻唤起对昔日侵略战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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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日本近年来频繁与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这些军事合作与其历史上对外扩张的战略模式高度相似,自然引发中国方面的高度戒备与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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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细微的外交姿态,也可能触发强烈反应。例如日本曾劝阻某些国家不要出席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这种行为被视为对中国历史正当性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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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玄奘寺曾曝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的丑闻,事件曝光后举国哗然。在中国公众看来,这不仅是管理疏漏,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严重亵渎,是对历史伤痕的再次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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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果是,两国国民间的互信长期低迷。调查显示,超过九成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也仅维持在约两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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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显而易见:一边是中国人心中无法磨灭的集体创伤,一边是日本社会对历史罪责的淡化与重构。只要日本继续坚持这种选择性记忆模式,中国的伤痛就不可能真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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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每一次微小摩擦,都可能迅速升级为历史仇恨的总爆发。张纯如用生命书写真相,提醒世人铭记黑暗,她的存在不仅是对过去的见证,更是对未来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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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反省,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悔悟,中日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放下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的话语,从来都不应由加害者用来要求受害者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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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通往和解的道路,是加害方主动摒弃辩解,直面历史,真诚忏悔。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断裂的信任与深重的创伤之间,搭建起理解与共情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中国人民难以释怀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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