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美国的6次枪响

2025年9月10日，一声枪响在犹他谷大学响起，查理·柯克在演讲活动中遭枪击身亡。他的死在 美国历史上 并不是孤立事件，并且每一次这样的政治暴力，都深深改写了这个国家的走向。

亚伯拉罕·林肯

1865年4月，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正处在胜利与重建的转折点。此时总统林肯刚刚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提出对南方“无恶意、与人为善”，并希望通过“宽和重建”来修复极度分裂的国家。

不过战争虽然结束，人们心中的创伤却并未恢复，很多南方的分裂主义者认为林肯毁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

约翰·布斯是当时一个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以相貌英俊著称。布斯虽然出生在马里兰，但他本人却支持南方和奴隶制，他认为以战争方式强迫南方留在联邦违背了美国宪法。布斯因此决定刺杀林肯总统，激励南方人重新拿起武器抵抗重建。

1865年4月14日，华盛顿特区的福特剧院。林肯与妻子玛丽及两位客人坐在总统包厢观看喜剧《我们的美国表亲》。因为布斯对剧院的情况非常熟悉，便携带一把手枪和一把匕首从后门潜入。就在全场最大笑点爆发观众哄堂大笑时，布斯从林肯背后开枪，击中了他的后脑，但观众的笑声掩盖了枪声。布斯随即跳下包厢舞台，大喊：“暴君必亡！南方雪耻！”然后趁乱逃走，在逃亡 12 天后于弗吉尼亚的一处农场被围捕，最终中枪不治。林肯则在中枪后的次日去世。国务卿埃德温·斯坦顿含泪说出流传后世的名言：“现在，他属于历史了。”

林肯的死改变了政策走向：他的温和重建方案马上被废止。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上台后与激进共和党冲突激烈，重建变得更加严酷。林肯遇刺让南北和解延后几十年，导致南方黑人很快失去重建时期获得的政治权利，进入“吉姆·克劳法”时代。

这是一套以“隔而不平等”为原则的制度，剥夺了黑人投票权，强制种族隔离，并用暴力与法律双重手段把他们压制在社会最底层， 被迫活在一个“解放了，却依然是奴隶”的世界。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民权运动的火焰点燃，他们才逐渐挣脱这条漫长的黑暗隧道。

詹姆斯·A·加菲尔德

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已从南北战争与重建的剧烈震荡中走出，但政治仍旧暗潮汹涌， 当时共和党内部的“铁杆派”与“改革派”斗争非常激烈：“铁杆派”主张传统的“分赃制”——强调党派需要高度忠诚，反对文官制改革，认为政府公职应该分配给本党的支持者；“改革派”则支持文官制改革——希望通过竞争考试而不是政治任命来分配政府职位，以减少腐败。

查尔斯·吉托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与律师，他曾经在时任总统加菲尔德竞选期间写文支持，因此幻想自己是总统胜选的功臣，并以此多次请求总统任命他为驻巴黎领事。但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吉托因此产生不满并决定刺杀总统。

1881年7月2日， 华盛顿特区火车站， 此时距离加菲尔德上任仅过去了四个月，他正准备乘火车到新泽西度假，却不知吉托 手持一把左轮手枪 埋伏在候车大厅内。当加菲尔德进入车站时，吉托向他走近并连续开了两枪。第一枪擦伤了总统的手臂，第二枪击中其背部，子弹卡在脊柱附近。吉托当场被抓获，但他毫无悔意，高喊：“我是圣徒，上帝指使我干的！”

由于当时医学水平十分落后，医生用不消毒的手指和探针探查伤口导致了严重的感染。1881年9月19日，在长达79天的挣扎后加菲尔德因败血症去世。人们把总统之死归咎于落后的医疗与腐败的分赃制度，美国随即开启了一系列改革——1883年，美国通过《彭德尔顿公务员法》，建立公务员考试和择优录取制度，逐步废除了“分赃制”，这是美国从“政治分赃时代”迈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重要转折。凶手吉托在1882年被判处死刑，但他并无悔意，还在临刑前发表了长篇演说。

威廉·麦金利

1901年的美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拉大，劳工运动高涨。 当时欧洲多位国家元首：意大利国王、奥地利皇后均被刺杀， 全球掀起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自然也影响到了美国。

利昂·乔戈什，时年28岁，是一位在美国出生的波兰移民后裔。他本人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觉得政府是压迫工具。时任总统威廉·麦金利是“国家机器的暴君”，于是“为了人民、为了工人阶级”决定刺杀总统。

1901年9月6日，纽约州布法罗的泛美博览会上，麦金利正与市民见面。乔戈什把手用一块白色手帕包裹，里面藏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排队时假装受伤，一手握着总统的手，另一手从布下连开两枪。第一颗子弹仅造成擦伤，但第二颗击中了总统的腹部。乔戈什当场被制服并差点被愤怒的群众打死。

麦金利被立刻送往医院，但由于当时的医生技术有限导致感染，总统还是在八天后因败血症去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言：“主的旨意已经完成，不要让任何人伤害凶手。”

麦金利的死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副总统罗斯福继任总统后，马上开始推行“进步改革”，加强反托拉斯法、推动环保、扩张海军……逐步奠定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基础；麦金利总统遇刺案让公众将暗杀归咎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美国政府随即开始大规模打击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劳工组织，并驱逐移民、限制言论；《无政府主义者排除法》很快获得通过，法案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入境美国；麦金利死后，总统的安保进一步得到升级，美国特勤局开始正式承担总统的保护任务。

约翰·F·肯尼

肯尼迪遇刺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具争议的暗杀案。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正处在冷战高峰。国内的政治极化非常严重，右翼团体认为肯尼迪“软弱”、“背叛美国”，左翼则批评他越战升级，是“战争贩子”。

奥斯瓦尔德，前海军陆战队员、曾叛逃苏联，回到美国后成为亲古巴人士。1963年11月22日，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肯尼迪总统正在为自己1964年的大选造势。当时他与夫人杰奎琳、德州州长康纳利夫妇乘车游行。当车队进入迪利广场，减速转弯时，奥斯瓦尔德从一侧建筑物六楼的窗口开枪。子弹先是击中了肯尼迪的颈部，他双手本能抱向喉咙，最后一枪造成致命头部伤。车队在刺杀案发生后马上开往附近的医院，但30分钟后肯尼迪还是被宣告死亡。

肯尼迪刺杀案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围绕它的阴谋和争议仍未平息。比如凶手的经历过于特殊，他叛逃苏联又回到美国，却未遭到羁押，反而到处自由活动；而凶手两天后在警察局里被当众枪杀……

无论如何，肯尼迪之死成为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他去世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任，推动民权法案、加速越战升级。肯尼迪之死被许多人看作“美国理想主义的终结”。此后阴谋论四起，政府公信力受到很大冲击，民权运动、越战反战运动和刺杀潮接踵而来。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一位浸信会牧师，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主张以非暴力的抵抗方式争取权利。他的一些政治观点，比如反对越战等不仅遭到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敌意，还引发政府，特别是FBI局长胡佛的不满。

詹姆斯·雷，41岁，白人，惯犯，越狱逃犯。1968年4月4日下午六点左右，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马丁·路德·金正站在洛林旅馆二楼的阳台上与朋友交谈。枪手雷独自行动，从洛林旅馆对面寄宿屋的浴室窗口向金博士开枪射击，子弹击中了他的颈部。他马上被送往医院，但在1个小时后宣布不治身亡，年仅39岁。

雷潜逃出国，两个月后在伦敦被捕，引渡回美后被判处99年监禁。马丁·路德·金遇刺让全美100多个城市爆发暴动、纵火、抢劫，造成数十人死亡，民众的愤怒让国会加快通过了《民权法案》。金博士成为“非暴力殉道者”，他的生日也被定为联邦假日。但他的死却成为民权运动的“结束时刻”——自此黑人群体对美国制度的不信任加深，此后运动更加激进化，黑豹党等主张武装斗争的组织声势上升。

马丁·路德·金遇刺案至今仍充满不少疑点，金的家人及很多研究者质疑雷单独行动的能力。金的家人表示，他们认为真正的凶手也许另有其人。

罗纳德·里根

1981年的美国日子并不好过，总统罗纳德·里根刚刚就任总统两个月，却面临着冷战后期的经济停滞、高通胀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非常紧张。里根因为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并强调强军、减税、反共而遭到诸多反对。

约翰·欣克利，25岁，富二代，极度迷恋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于是他决定干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向她证明自己有多么伟大。

1981年3月30日，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酒店外，里根在酒店演讲后走出大门准备上总统的座车。隐藏在人群中的欣克利拔出准备好的左轮手枪，向里根连开六枪：子弹击中了新闻秘书詹姆斯·布拉迪头部，造成他终身残疾；还有子弹击中了一名特工和一名警察；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总统胸口，并在心脏附近停留。

特勤局迅速把里根推入车内，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总统一度呼吸急促，失血严重，但意识一直保持清醒。甚至他在进手术室前还对医生开玩笑：“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里根痊愈后，他的幽默和坚强让他的形象大幅提升，赢得大量同情，支持率飙升，成为推行“里根经济学”、扩军政策的政治资本。

“里根经济学”指的是里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大幅减税、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同时加大对市场的信任，以刺激投资与增长；而“扩军政策”则是冷战背景下的战略选择，里根主张通过增加军费、推动高科技武器项目来对苏联施压。这些政策本身争议很大，但由于 遇刺案强化了公众对里根的好感，反而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从而为这些举措创造了顺利推行的条件。

事后凶手欣克利因精神错乱被判“无罪”，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并在2016年获准有条件释放，2022年获无条件解除监管引发巨大争议。

佛学说：“手持利剑，斩尽群魔；心怀慈悲，普度众生”；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这并不是宗教在鼓励人们使用暴力，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并不是简单的抚慰，真正的转化往往伴随痛苦与冲突。

六次枪响，改变了美国历史。每一次都不是孤立的悲剧，而是社会矛盾的爆发口，也是推动制度进步、撕裂又缝合国家的节点。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如今的悲剧会让美国社会进一步分裂还是成为重建信任与民主韧性的契机，但唯有在真相的追索与制度的反思中，社会才可能从伤口中汲取力量，而不只是留下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