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灯火：边城往事（4）一一初到社区的卡点值守

前三期已为大家介绍了社区的自然环境、住房条件，以及宗教、教育等人文相关情况，从这一期起，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2014年1月10日早上十点，我正式到社区上班。抵达时，社区全体干部已整齐就位，正等候召开晨会。会上，主任提出让我来安排当日工作。由于我此前长期在乡镇任职，对社区工作并不熟悉，一时不知该如何部署，便想着先多观察学习段时间再说，于是摆了摆手说：“我刚到岗，对社区情况还不了解，今天的工作还是由主任先安排吧。”

随后，主任明确了当日核心任务：一是组织干部入户走访，二是做好卡点值守工作。安排完毕后，他向我征询意见，我点头应道：“就按这个安排来，咱们抓好落实就行。”

这里不妨多说一句，当时因特殊情况，社区的书记与主任均为副科级配置。通常而言，书记由汉族干部担任，主任为少数民族干部，两人大多曾在乡镇担任过副乡长、副书记等职，因年龄偏大或晋升受限，经组织协调调回社区任职，也算是一种关怀照顾。

干部们各自领命离开后，我走进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最里侧，门牌写着“书记办公室”，是个里外各约20平米的套间——外间是办公区，同时兼作会客室与谈心谈话室，摆着两张对放的办公桌，一张配有电脑和打印机，另一张除了一部红色电话机外空空如也；靠墙处放着一套五座皮革沙发和一张茶几，墙面一侧挂着工作制度牌与干部监督台，另一侧镶嵌着党旗和入党誓词。里间则是带卫生间的宿舍，整体条件比乡镇的办公室好上不少。

我刚坐下，主任便敲了敲门走进来。他48岁，虽说国语不算流利，但日常交流毫无障碍。此前他在乡镇工作了近20年，辗转多个乡镇任副乡长、副书记，后来因年纪渐长，主动向组织申请调回城区，已在这个社区工作了三四年。“书记，您能来，我们都特别高兴。”他笑着说，“我先跟您汇报下社区的基本情况。”我微笑着点头，示意他坐下。他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落座后，便开始逐一介绍，我则拿出笔记本和笔，遇到关键数据便随手记下。

从他的汇报中，我大致摸清了社区的情况：全社区共1000多户、近4000人，其中空房户有200多户。这些空房户，一部分是农村居民建房后仍在乡下居住，仅在进城办事时偶尔入住，平时基本闲置；另一部分则是房主在别处已有住房，将这里的房子用来出租或待售。社区干部加上我共13人，其中4名公务员、1名事业编、1名县计生委聘用的计生干事，剩下7人是社区自聘的小组长（也叫责任区干事），每月由县里发放500元工资。而我，是社区里唯一的汉族干部。

那时，“12·30”公安局恐袭案的阴霾尚未散去，县里加大了社会面管控与防范力度，要求各交通要道、重点部位设卡，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登记。我们社区也按要求设了一个卡点，根据镇里的规定，卡点必须由书记、主任亲自带班，联合社区干部、小组长及民兵共同值守，24小时轮换一次，且要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县里和镇里的干部还会不定时抽查。

当时工作任务繁重，除了卡点值守，还要兼顾入户走访。由于我刚到社区，不了解居民家的情况，无法开展有效走访。于是我和主任商量后决定：我值守卡点，他负责入户走访，以此保障两项工作都能有序推进。

走访多在白天进行，最难熬的是晚上的卡点值守。1月份的南疆，天气干冷刺骨，为了取暖，小组长找来树疙瘩点燃，大家围着篝火坐下，烤久了身前滚烫生疼，后背却依旧冻得难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和主任又合计着，把卡点旁的一间门面房租了下来，在里面生了火炉，让值班干部晚上能有个避寒的地方，还能喝上口热水。

就这样，我到社区任职后，先在卡点上守了一个多月，直到形势稍有缓和，接到县里撤卡的通知，这场“持久战”才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