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其实只写了一件事

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出门的时候，有点怕遇到“熟人”。面对“熟人”，总会有一点点困窘和尴尬，不知道怎么打招呼比较自然、寒暄哪些内容比较礼貌，反倒是面对陌生人时没什么问题。

有个作家特别会写这种幽微的情感：张爱玲。

作家、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格非说：“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其实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人情关系。”

在下文中，他从《小团圆》中九莉送别母亲的场景讲起，解释了“人际关系”给现代人带来的烦扰，进而分析了“情感”本身在今天的日益衰微。

张爱玲或许早就写出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症候：比起亲人或熟人，我们宁愿选择置身于无须搭理的陌生人中间。

本文摘选自格非《云朵的道路》。

01.

张爱玲的所有小说

其实只写了一件事

二〇〇九年，张爱玲一度秘不示人的自传性作品《小团圆》终于在大陆出版。

我并非张迷，对众人津津乐道的张、胡之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收到出版社的赠书之后，也只是用很快的速度翻阅一遍。但书中一处不甚要紧的细节，却令我过目不忘。每当发生“重复相遇”这样的事情，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想起它来。

张爱玲幼年时，图片颜色为黄逸梵所上

主人公九莉在香港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寄宿读书。管理宿舍的修女，也被称为“嬷嬷”。

暑假时，九莉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待在宿舍里。有一天，性格古怪，离婚后在满世界游荡的母亲路过香港，就来学校看她。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母亲只是在房门口随意张望了一下，便动身离去。

因学校建在山上，送母亲来的汽车只能停在山脚下。九莉与一个被称为“亨利嬷嬷”的修女送母亲步行下山。三人沿着盘山沥青路，慢慢往山下走。

亨利嬷嬷有意讨好母亲，一路上不停地与她说着话，九莉自然乐得沉默不语。但没过多久，亨利嬷嬷就发现，不时流露出优越感的母亲，似乎不太愿意搭理她，便识趣地站住了脚，决定不再往下送。

九莉这时就犯了难。

她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母亲就此作别，跟随亨利嬷嬷原路返回，要么独自一个人继续送母亲下山。

经过短暂的权衡，她选择了后者。因为如果她随同亨利嬷嬷一同返回，免不了还要与她说话。由此可见，她对亨利嬷嬷的畏惧和厌烦，或许远胜于母亲。

可往前走了没多远，九莉就看见了山下停着的那辆汽车。

她不安地想到，她送母亲走到汽车跟前时，势必要与坐在车里的男人照面。而这个男人与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与其撞破了母亲的“隐私”而惹得她不高兴，那还不如不送。

略微怔了一下之后，她决定即刻与母亲告别，返回学校。

现在的问题是，亨利嬷嬷年事已高，在山道上走得很慢。九莉如按正常速度上山，她很快就会赶上亨利嬷嬷，还是免不了要找话与她搭讪。故意放慢脚步又如何呢？似乎也不可行。因为很有心计的亨利嬷嬷，很容易就会发现九莉在存心躲她。

作者对这个离别场景的叙述，看似不动声色，但其中所蕴含着的复杂情感，却低回婉转、暗流涌动。

这段简洁、平易的文字，描画出了人情的逼仄、浮薄与疏离感，也写尽了敏感多疑、自我意识过剩的个体，在现代人际关系中进退失据、动辄得咎的心理困境。

我们据此似乎可以理解，晚年时蛰居加州的张爱玲，为什么杜门谢客，息绝交邀，宁可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也不愿与他人有任何来往。

至少，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主动与世界疏离的女性“巴托比”来说，人际关系原本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令她感到紧张和不适的，也许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任何人。

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其实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人情关系。

由于畸形的家庭关系的影响或塑造，张爱玲在童年时期向外探寻的目光，被磨砺得异常尖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张爱玲一生所经历的痛苦，主要是源于她无法从容应对的人际关系的馈赠。

02.

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

构成了人生痛苦的主要方面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将人在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威胁和痛苦，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无法遏制的衰老和死亡，其次是外部世界（尤其是自然界）加在我们身上的灾难与变故，最后则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同样的问题，中国学者钱穆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大致相仿。只不过，他将衰老及死亡与外部世界的灾难归并为一项。

这样一来，他的表述就变得更为简明。他认为人在一生中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痛苦只有两个：其一是“生死之限”，其二是“人我之限”。

对于佛家而言，人生本来就处于痛苦之中，而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一切有为法，世间的万事万物皆为幻象，本无自性。而要从“无明”中解脱出来，不仅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要勘破，甚至连“空无”本身也不可执着。

以上三种对人生痛苦的看法，均涉及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那就是“人际关系”。

《文明及其不满》，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外部灾难以及迟早要到来的衰老和死亡，既无法避免，也不可消除，人们反而相对更容易“逆来顺受”。

这些不幸虽然可怕，但也不是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更不需要我们每时每刻去面对和处理。当这些灾难和不幸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人们往往抱有侥幸心理，可以暂时将它们搁置在一边，也可以对它们视而不见。

但人际关系带来的痛苦却完全不同。

一个人只要具有自我意识，就无时无刻不处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人际关系之中，无时无刻不在计算、权衡、估量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无时无刻不在趋利避害，明争暗斗，深陷在人情关系网络而无法自拔，最后，像一盏油灯一样耗尽自身的能量。

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纠葛与烦恼，实际上构成了人生痛苦的主要方面。

存在主义哲学中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他人即地狱。”

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其实并不是说，只要一个人处于社会网络中，就必然会面临“他人”的竞争、威胁和伤害。“他人”指的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无形群类而存在的人的集合体。

当然，你也可以把“他人”理解为时尚、规则或文化机制。个体生存的价值、成就和种种虚荣与满足，均需要依赖他人的评价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凝视，“我”在凝视他人，“他人”也无时无刻不在凝视着“我”。

如此看来，“我”的所谓成功，不过是“他人”瞳孔中一道虚幻而可疑的闪光而已。不论我们在做什么，总会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凝望”我们。

换言之，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凝望的迎合或屈从。拉康将这种凝望着我们的目光称为“大他者”，在他看来，自我的欲望，说到底正是“大他者”的欲望。

通常来说，“自我意识”越是强大，人所经历的痛苦就越是深重。

陶渊明从“误落尘网”到“归园田居”，他所要逃避的并不是劳动或工作本身。比如说，他辞官归乡之后，仍在南山下种豆，并躬耕不辍。他想要斩断的，其实就是让人无法应付的人际关系。

你想减少痛苦，必须降低欲望。而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人”的凝望所塑造的，所以，对欲望的消除，必然就会涉及对人际关系的逃离。

按照弗洛伊德对文明进程的看法，佛教的出世，道家的忘世，近代以来“巴托比主义”的消极避世，似乎都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对人际关系的主动规避。

03.

“熟人”之间

好像最容易产生尴尬

对于那些深陷在“尘网”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如何有效地对人际关系进行管理，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

通常，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平常与之打交道的人群，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群落，即亲人、熟人与陌生人，以此来建立、维护、调节自己的人际交往的网络。

当然，这种简单的群落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只要你愿意，也可以从“亲人”中区分出“家庭成员”与“亲戚”，从“熟人”中细分出“邻居”“同事”与“朋友”，诸如此类。

前文所讨论的“重复相遇”这样一个小小的个案，也可以被视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隐喻和象征。

比如说，你在公园跑步时，“陌生人”是可以被忽略的，无论遇到多少次，你都可以视若无睹。如果不是他们把痰吐到了你的鞋子上，或者听任手里牵着的小狗随地便溺，你也不会感到任何不适。

假如你在跑步时遇见了自己朝夕相处、关系融洽的亲人，比如丈夫、妻子或子女，你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始终都会感到轻松自在。

“重复相遇”时出现的小小的困窘或尴尬，只可能出现在“熟人”之间。

这至少说明，熟人之间的关系，远不像亲人关系那样坚固、结实，处理起来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容易。

电影《色戒》

在熟人相见，互知善意的情境中，包含着一种严肃的、对彼此关系再次确认的必要性。通过互致问候，表达善意，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巩固、维持和延续。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礼俗或箴规的残留物。

当“熟人”如此这般地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微笑、握手或寒暄，或出于礼貌，或出于客套；或是真情流露，或是虚与委蛇，总归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处理方式。

完全置之不理，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的乡村社会，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熟人”社会。对于那些足不出村的农民而言，陌生人出现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乡里乡亲在平常的劳作与生活中，相遇见面不打招呼的事情绝少发生。

当然，“重复相遇”一类的事情，在乡村社会中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乡人见面的机会过于频密，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之间的关系无须频繁确认。另一方面，生活在乡村的人，有的是“废话”来应对这一情境，久而久之，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打招呼的过程，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触景生情”的过程罢了。

比如说，你大清早看见一个小伙子往田里挑粪，就会远远招呼一声：“这么早！”看见农妇在水码头洗衣服，就会感慨一句：“嚯，这么多衣服！”而如果一个老头坐在家里啥事也没干，你也可亲热地凑上前去问候他一句：“在家呢？”

废话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不假思索，张口即来。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废话润滑、维系着熟人之间的情感，并不约而同地让这种情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或者说，让事情停止在它应该停止的表面。

既不“热络”，也不“冷漠”；既不“真诚”，也不“虚伪”。在乡村，熟人世界，是笼罩在日常生活之上的一种特殊的气息或氛围。如果我们一定要对这种气息或氛围加以描述的话，它意味着一种“熟稔”的自然绵延。

而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熟人并不时常相遇。

两人好不容易见上一面，通常双方都会配合着去完成关系的再确认。而告别后的一阵轻松和如释重负，本来就有一种“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见面”的心理预设。

也就是说，这件事过去了，被打发掉了，心里轻快了。

不久之后的再度相遇，则给两人都出了一道难题，继续寒暄则明显地带有勉强或虚情假意的意味，而过分热情也会让对方疑窦丛生。

在形形色色的熟人关系中，孩子的地位相对而言较为特殊。在人际交往中，孩子的存在，往往受到大人们的忽视。甚至在很多场合，我们也会将他们归入“陌生人”的行列。

毋庸讳言，在与孩子们相处时，成人总是天真地认为自己有着极大的优势和所谓的“安全感”。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其实，孩子要比大人敏感得多。他们在“人情世故”方面往往有着令人惊叹的观察和领悟力。因为儿童只有在勘破世界的规则，“洞悉”人情的秘密之后，才能最终让自己转变为成人。

04.

对张爱玲来说

“熟人关系”无疑是“深渊”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曾将书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两类。其中之一是所谓的“情深之人”，另一类则是“情浅之人”。

这里的“情深”或“情浅”，既指向人际交往基本情感的浓淡厚薄，也指向人情世故的敏感与迟钝。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西门庆都是一个“情浅之人”。

在《金瓶梅》所描述的中国十六世纪“全民皆商”的社会环境中，西门庆的飞黄腾达，所依靠是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胆大妄为的权钱交易，这反而让他在与人打交道时，不时流露出某种“拙智”与“天真”。

人际关系由“情深”向“情浅”的转变，也深刻地反映出社会形态发展的运动轨迹。也许会有人说，如果按照今天的人情伦理来衡量，西门庆或许也算得上是一个“情深之人”了。

影视剧《水浒传》

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随着当代社会的时空关系的巨大变革，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联性空前增强，以及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情感”本身正日益衰微，甚至面临枯竭。

在今天，一个情感过于丰富或浓烈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在今天，一个人可以付出一切，唯独无力付出情感。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情商”，其实与情感没有任何瓜葛，它实际上就是利弊权衡的精打细算。

问世于十七世纪初的《堂吉诃德》被称为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在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令人捧腹的冒险经历之外，作者塞万提斯在小说中还设置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小插曲”。其中有一个故事，题目叫作《何必寻根究底》。

年轻、英俊的安塞尔莫，本来已经获得了卡密拉的完美爱情，但他仍然不满足。用一句西班牙谚语来形容，他得到了“最好的”，却仍在渴望“更好的”。

他想要测试一下，卡密拉对自己的爱情是否真的忠贞不渝，换句话说，这种情感是否存在着一个坚实、牢不可破的“基底”。于是，他不断唆使同样年轻貌美的洛塔里奥去勾引卡密拉，最终导致了好友洛塔里奥与妻子卡密拉双双背叛。

这个悲剧性的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塞万提斯所处的“市民社会”中，即便是在安塞尔莫与卡密拉这样人人称羡的恋人关系中，其实也暗藏着某种脆弱性。如果你习惯于凡事都要追根究底的话，这个“底”，最终将被证明并不存在。

安德烈·纪德曾经严肃地告诫过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特别是亲人之间的情感，最好不要推究得太深。如果你一味地去钻牛角尖的话，无异于自寻烦恼。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甚至将所谓的亲情关系，描述为一种残酷的“力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是亲近，这种角力关系往往就越是残酷。

毋庸讳言，情感的衰微与枯竭，也使得亲人、熟人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出现了“降格”的趋势。

比如说，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中，九莉与母亲之间的“亲情关系”，就被降格成了“熟人关系”，而对张爱玲来说，“熟人关系”无疑也是“深渊”。

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亲人或熟人，很多人宁愿选择置身于无须搭理的陌生人中间，从而获得某种虚幻的“自在”与“轻松”。比陌生人更适合的“伴侣”是动物。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愿意与非人格化的宠物，建立起某种稳定可靠的情感联系。

如果我们试着给“藏身于陌生人之中”这种行为一个合适的定义，它或许可以被称作“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