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远嫁小姑没回，小姑重病后拉着我爸的手，求我爸接她回家

我静静地坐在窗前，回忆起那些刻在心底的往事。爷爷的葬礼上，小姑没有回来，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父亲心里多年。

那是1988年的冬天，天空是铅灰色的，北风卷着枯叶，在院子里打着旋儿。

我叫赵明志，今年二十岁，是县里一所高中的学生。家里条件不宽裕，但父亲赵长河和母亲孙桂香从不让我们感到贫穷的尴尬。

父亲在砖厂做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满身黄泥归来。母亲在街上摆摊卖早点，四点就要起床和面，冬天手冻得裂口也不敢停。

一家人虽然生活清苦，但日子过得踏实。我们住在县城南边的老旧平房里，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是爷爷亲手栽的。

那天中午，父亲提前回了家，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比往常还要凝重。他把信递给了母亲，然后径直走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坐着抽烟。

母亲看完信后，眼圈红了。她默默地把信放进围裙口袋，去厨房添了一勺煤，继续熬她的萝卜汤。

＂怎么了，妈？＂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问道。窗外的光透进来，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细碎的阴影。

＂你小姑病了，挺严重的。＂母亲声音有些哽咽，手上的动作却不停，把切好的葱花均匀地撒在汤里。

我的小姑叫赵月兰，是父亲最小的妹妹，比父亲小十二岁。在我们家的老照片里，小姑是那个总站在角落里，瘦高个子的姑娘，眉眼间和我父亲有三分相似，但更加清秀。

小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嫁到了东北，远在千里之外。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那时候，能嫁到城里，嫁给有正式工作的人，是多少农村姑娘的梦想。

父亲常说，如果不是为了生计，谁愿意让自己的亲妹妹嫁得那么远。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有稳定工作的对象是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

小姑的丈夫张建国在东北一家国营厂上班，负责机械维修，每月有四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还有住房。虽然离家远，但胜在工作稳定，福利好。

爷爷去世那年，我才十岁。记得那是个寒冬，爷爷的病来得急，走得也快。从确诊肺炎到离世，只有短短一周时间。

记得那时候，父亲给小姑发了电报，但直到爷爷入土，小姑都没能赶回来。后来听说是因为厂里正值生产关键期，小姑丈夫的岗位走不开，而那时候的交通又不便利，小姑一个女人家不敢独自长途跋涉。

父亲从不在人前提起这事，但每次喝了酒，他都会叹息：＂连老人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孩子命苦啊。＂说完，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很久，眼里闪着我看不懂的光。

信是小姑丈夫写来的。信中说，小姑患了重病，医生说情况不乐观，希望能见父亲一面。小姑不愿打扰家里，但病情已经到了不得不告知的地步。

晚饭后，父亲坐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封信，眉头越皱越紧。信纸在他粗糙的手指间摩挲得起了毛边，却仍旧被他小心翼翼地展平，好像那不是一封信，而是小姑本人。

＂你去吧，＂母亲说，手里缝补着父亲的旧棉裤，＂她是你亲妹妹，这时候最需要亲人在身边。＂她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没有离开手中的针线。

＂这一去就是半个月，厂里能给假吗？＂父亲忧心忡忡。他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工作证，那是他的骄傲，上面写着＂优秀工人＂几个字。

＂我去找车间主任说说，他向来敬重你。＂母亲安慰道，手上的针线不停，＂再说了，你这么多年从没请过假，这次是特殊情况，厂里不会不通情达理。＂

屋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个银色的长方形。父亲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是要够到千里之外的小姑身边。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去厂里请假，午饭前回来，脸上带着些许喜色。他脱下沾满泥土的工作服，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小心地掸了掸。

＂主任说了，给我半个月的特殊假期，但工资只能算一半。＂父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他记工分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

＂够了，够了，＂母亲忙道，往桌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人都去看了，还在乎那点钱？＂她舀了一勺自己腌的酸菜放在面上，那是父亲最爱吃的。

＂厂里这个月还发了点福利粮，＂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是细粮，给你小姑带去，病人吃得下。＂他把纸包放在桌上，像是放下了一件珍宝。

接下来的两天，家里忙着准备父亲远行的东西。母亲做了一些能长途保存的吃食——咸鸡蛋、烙饼、还有用盐腌过的咸菜，装在一个旧饭盒里。她还缝补了父亲的旧棉袄，把磨破的袖口用粗线加固，再用一块干净的布片覆盖。

我从自己的零花钱里拿出二十元，这是我半年来积攒的钱，原本打算买一本《高考复习资料》，但此刻，我觉得这钱给小姑买点水果更重要。

＂爸，给小姑买点水果。＂我把钱塞给父亲，感觉手心有些发烫。

父亲眼眶有些湿润，摸了摸我的头：＂好孩子。＂他的手掌粗糙而温暖，带着砖厂特有的那种粗砺感。

晚上，邻居王叔得知父亲要去东北看望生病的妹妹，特意送来了一瓶他珍藏的药酒：＂老赵，带上，路上喝点驱驱寒。＂父亲道了谢，小心地把酒放进了行李中。

临行前夜，父亲一夜未眠。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他坐在桌前，煤油灯的光映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手里摆弄着一个小布包。那是爷爷留下的怀表，虽然早已不走了，但对父亲来说，那是爷爷仅有的值钱物件。

＂爸，您还不睡啊？＂我轻声问。屋外的风吹动着窗纸，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明志，你过来。＂父亲招呼我坐下，声音有些沙哑，＂你小姑小时候，最喜欢缠着爷爷讲故事。爷爷最疼她，说她是家里的小公主。＂

说着，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灯芯跳动了一下，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当年她出嫁，爷爷送了她一个小镯子，是奶奶的遗物。你小姑哭得那个样子，说一辈子不会忘记娘家人。＂

我点点头，虽然这些事情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但我能感受到父亲话语中的酸楚。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怀表上的纹路，就像在抚摸一段逝去的时光。

＂可是爷爷走的时候，她却没能回来。＂父亲轻叹一声，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失望，＂那时候我心里有怨，觉得她太重夫家轻娘家了。这些年也没怎么联系，现在想想，我这个当哥的也有不是。＂

他把怀表放进布包，又小心地塞进了行李袋最安全的位置。＂这表不走了，但爷爷说过，表的心还在跳，就像他对我们的爱一样，永远不会停。＂

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送父亲去火车站。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天还没亮透，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赶早市的商贩推着板车匆匆走过。

月台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站着几个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都穿着厚重的棉衣，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结成小团雾气。父亲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棉袄，背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寒风中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

＂到了给家里发电报，＂母亲叮嘱道，把一个装满热水的暖水袋塞进父亲怀里，＂别省那几毛钱。路上照顾好自己，别光顾着你妹妹，把自己也累垮了。＂

父亲点点头，望着远方缓缓驶来的火车，眼神复杂。火车的汽笛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带着一种特有的苍凉感。

火车进站了，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有人把头探出窗外，呼出的气在冷空气中形成一团白雾。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照顾你妈，我很快就回来。＂说完，他抱了抱母亲，转身走上了火车。

我和母亲站在月台上，目送火车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沉默不语，我知道她在担心。冬日的阳光照在地上，拉长了我们的影子，一大一小，紧紧相连。

十天后，我们收到了父亲从东北发来的电报：已到，月兰病情稳定，勿念。就这简短的几个字，却让我和母亲松了一口气。

母亲小心地把电报折好，放进了她的针线盒里。那个盒子里装着我们家最重要的东西——户口本、父亲的工作证、我的出生证明，还有几张老照片。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继续各自的生活，但心里总惦记着远方的父亲和素未谋面的小姑。母亲比平时更加勤快，早上三点多就起床准备摊位，晚上还要做些零活贴补家用。我则抓紧每一分钟学习，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家庭的命运。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煤油灯下写作业，计算着一道三角函数的题目。突然，院子里传来了动静，狗吠声响起，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

推开门一看，是父亲回来了，身旁还搀扶着一个消瘦的中年女人——我的小姑赵月兰。她比我想象中的要瘦弱得多，几乎是皮包骨头，但眼睛却格外明亮，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小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有些旧了，袖口处磨出了白边。她头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脸色苍白如纸，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但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明志，来帮忙。＂父亲喊我，声音里透着疲惫和欣慰。他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皱纹，仿佛一下老了几岁。

我连忙上前，接过父亲手里的行李，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姑进了屋。她的身体轻得可怕，就像一片枯叶，随时可能被风吹走。

＂这是明志啊，＂小姑看着我，声音虽然虚弱，但很温柔，带着一种遥远的亲切感，＂长这么高了，上次见你还是襁褓里的娃娃。＂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冰凉。

母亲也迎了上来，眼里闪着泪光：＂月兰，你可算回来了。快进屋歇着，我去做饭。＂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转身去了厨房，传来了生火的声音。

小姑坐在我们家简陋的客厅里，环顾四周，目光在每一件家具上停留，好像在寻找什么遗失的记忆。＂还是老样子，＂她轻声说，＂就像爹在时候的样子。＂

晚饭是母亲精心准备的，虽然家境不富裕，但她拿出了珍藏的一点肉，炖了一锅香气四溢的白菜肉丝汤。桌上还有炒青菜、蒸鸡蛋，甚至还有一小碟从邻居家借来的醋。这在我们家，已经算是丰盛的一餐了。

小姑却只喝了几口汤，就放下了碗筷。她的动作很缓慢，像是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极大的力气。

＂姑姑，再吃点吧，＂我劝道，把最嫩的一块肉夹到她碗里，＂妈做的汤可好喝了。＂汤的热气模糊了小姑的脸，她的眼睛在雾气中显得更加明亮。

小姑笑了笑：＂姑姑不太有胃口，明天再好好吃。＂她的手指轻轻敲打着碗边，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在数着什么节拍。

饭后，父亲和小姑坐在堂屋的炕上，低声交谈。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给他们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银边。我和母亲收拾碗筷，不时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时而沉重，时而哽咽。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小姑的声音飘过来，＂我本来以为，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父亲的回答很低，我听不清，只看见他不停地点着烟，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照亮他疲惫的脸。

那晚，我和父母挤在西屋睡，把东屋留给了小姑。半夜，我被一阵咳嗽声惊醒，刺耳而沉闷，像是从很深的地方发出来的。我坐起身，看见父亲也已经起来了，正端着一杯热水进了小姑的房间。

＂喝点水，润润嗓子。＂父亲的声音从隔壁传来，温柔而关切。

＂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小姑的声音很弱，但在夜的寂静中格外清晰。

＂说啥傻话，这是你家，哪来的打扰？＂父亲说，声音有些哽咽，＂睡吧，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听见椅子轻微的吱呀声，知道父亲坐在了小姑床边。我躺回床上，听着隔壁细微的声响，想象着父亲守在妹妹床前的样子，就像小时候，爷爷守在小姑床前一样。

＂小姑病得很重吗？＂第二天一早，我悄悄问母亲。我们站在院子里，母亲正在绳子上晾小姑的被褥，冬日的阳光照在上面，有种特别的温暖。

母亲叹了口气，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是肺病，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所以你爸把她接回来了。＂她的声音很低，生怕被屋内的小姑听见。

＂那小姑丈夫呢？＂我不解地问，不明白为什么生病这么严重的小姑是一个人。

＂他们两年前就离了，张建国另有家室了。＂母亲的语气里有压抑的愤怒，她用力地拧干手中的毛巾，好像在拧那个素未谋面的张建国，＂你小姑一个人在那边受了不少苦。厂里的宿舍分了下来，但因为离婚了，她没分到，一直租住在别人家的一间小杂屋里。＂

我心里涌起一股愤怒和心疼，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抛弃自己生病的妻子。＂那为什么小姑不早点回来？＂

＂唉，你小姑啊，心气高。＂母亲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无奈，＂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一直硬撑着。要不是这次病得实在厉害，她可能到死都不会告诉家里一声。＂

接下来的日子，小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变得更加消瘦，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眼睛却越发明亮，像是要把世间的一切都看清楚、记住。

父亲托人四处找药，甚至专门去了一趟省城，找了一位据说医术高明的老中医。但那位老中医看过小姑的病情后，只是摇摇头，开了一些调理的药，说是为了减轻痛苦。

母亲每天变着花样做一些容易下咽的食物——细面条、蒸蛋、稀粥，还加入一些补品，希望能让小姑多吃一点。但小姑的胃口越来越差，常常只吃几口就放下碗筷。

我放学后就坐在小姑床边给她读报纸或者讲学校里的事情。她总是安静地听着，时不时问一些关于我学习的问题，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表现出由衷的欣喜。

＂明志，你真聪明，＂她常说，＂比你爸年轻时还聪明。＂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充满了骄傲，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一样。

小姑很少提起自己的过去，只是经常望着窗外发呆。窗外的景色其实很普通——一棵老槐树，几只麻雀，邻居家晾着的衣服，但她看得那么专注，好像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有一次，我看见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照片，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笑得很灿烂。照片的边缘已经有些发黄，像是被经常拿出来看。

＂这是我儿子，叫建华，＂小姑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轻声说道，眼里闪着泪光，＂已经十年没见了。＂她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就像在抚摸孩子的脸。

＂他在哪里？＂我忍不住问，为什么她的儿子不在她身边，特别是在她病得这么重的时候。

＂跟他爸爸在一起。＂小姑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责和遗憾，＂离婚的时候，法院判给了他爸爸。那时候我身体就不好，没法照顾他。＂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滴在照片上，她赶紧用袖子擦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握住小姑的手。她的手很冷，骨节分明，像是一片干枯的树叶。

＂明志，你能帮姑姑一个忙吗？＂小姑突然问，眼里闪着期待的光芒。

＂什么忙？＂我点点头，愿意为这个素未谋面但血脉相连的姑姑做任何事情。

＂帮我写一封信给建华。我想让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他妈妈都爱他。＂她的声音颤抖着，充满了渴望和恐惧，＂我怕我等不到见他的那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在昏黄的灯光下，按照小姑的口述，一字一句地写下了那封信。信不长，但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和爱。她告诉建华，自己生病了，但一直都很想念他；她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她说，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一直爱他，希望他能原谅自己这些年的缺席。

＂谢谢你，明志。＂写完后，小姑说，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一个旧信封里，＂你真像你爸爸年轻时的样子，心地善良。＂她的眼神温柔而感激，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

随着天气转冷，小姑的病情急剧恶化。她的咳嗽越来越频繁，有时会咳出血来。夜里，她常常因为呼吸困难而睡不好，父亲就坐在她床边，整夜守着。

有一天晚上，我被一阵响动惊醒，听见小姑在隔壁房间里痛苦地呻吟。我赶紧起床，看见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在小姑房间里了，父亲脸上写满了焦急，母亲正用热毛巾擦拭小姑的额头。

小姑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呼吸急促，像是每一口气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她的嘴唇已经失去了血色，苍白得可怕。

＂哥，＂小姑艰难地开口，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出来，＂我想回老家看看，看看爹的坟。＂她的眼里含着泪，透着一种急切的渴望。

父亲的眼泪落了下来，顺着他粗糙的脸颊滑落：＂好，等你身体好一点，我带你回去。＂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姑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差。

＂怕是等不及了，＂小姑微微摇头，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但又无力地倒回床上，＂我这辈子，亏欠爹的太多。当年他老人家走，我都没能送最后一程。＂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落在枕头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那不怪你，＂父亲握紧她的手，声音哽咽，＂路途遥远，当时条件又不好。＂他的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小姑的头发，就像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

＂不，＂小姑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很坚定，眼里闪烁着一种决绝的光芒，＂我那时候不是不能回来，是...是建国不让我回。他说厂里走不开，说老人已经去了，回不回来都一样。我...我不该听他的。＂她说着，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全身颤抖。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小姑急促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咳嗽声。窗外，月光透过窗纸洒进来，给室内蒙上一层朦胧的银光。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爹最后一面。＂小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痛苦，＂哥，你能原谅我吗？＂她的声音几乎是恳求的，像是这个问题压在她心上很久很久了。

父亲紧紧抱住小姑瘦弱的身体，声音哽咽：＂傻孩子，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你是我妹妹，永远是我们家的人。＂他的泪水滴在小姑的头发上，在月光下闪着微光。

那一刻，我看到了什么是亲情的力量。它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可以抚平过去的伤痕，可以在生命的尽头给予温暖和慰藉。

第二天，父亲决定带小姑回老家，那里距离县城有五十多里地，是我们的祖辈生活了几代人的村子。我们家在七十年代初搬到县城，但爷爷奶奶的坟还在村子里。

父亲考虑过坐客车，但小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在颠簸的路上坐那么久。最后，他决定用自行车带小姑回去。

＂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母亲担忧地问，一边收拾着小包袱，里面放了水和一些简单的食物，还有小姑要带给爷爷的东西——一束纸花和一小瓶酒。

＂不会的，＂父亲坚定地说，＂我带她老老实实地走，慢点没关系，一定把她安全带回来。＂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决，像是在完成一个庄严的承诺。

出发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冬日的阳光虽然不热，但很明亮，照在地上，给万物镀上了一层金边。

父亲借了一辆自行车，在后座上垫了厚厚的棉被，小姑坐在上面，被父亲用围巾紧紧地绑在他的背上。小姑穿着母亲的棉袄，戴着一顶毛线帽，整个人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路上小心，＂母亲叮嘱道，递给父亲一个暖水袋，＂日落前一定要回来。＂她的眼里满是担忧，但嘴上不说。

父亲点点头，踩上自行车，载着小姑缓缓离开了家门。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驼着背，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小姑靠在他背上，像是一个回家的孩子。

那天，我心神不宁，一整天都在想着父亲和小姑。他们现在到了吗？爷爷的坟前，小姑会说些什么？她会流泪吗？父亲又会怎样安慰她？

太阳西斜时，母亲就站在院子里张望，眼睛不时瞥向村口的方向。我知道她也在担心，虽然她什么都没说。

＂他们会安全回来的，对吧，妈？＂我问，试图安慰她，也是在安慰自己。

＂会的，＂母亲点点头，声音里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你爸做事向来稳妥，不会有事的。＂

但天色渐暗，父亲和小姑还没有回来。母亲点起了煤油灯，把它放在窗台上，说是给他们指路。院子里，她走来走去，每听到一点动静就跑到门口张望。

直到月亮高悬，我们才听到了院子里的动静。父亲推着自行车进来，小姑半靠在他身上，看起来疲惫不堪，脸色比离开时更加苍白，但眼神却比之前平静了许多。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母亲赶紧上前，帮忙扶小姑，语气里既有责备又有心疼。

＂路上耽搁了，＂父亲说，声音沙哑，像是哭过，＂月兰在爹坟前坐了很久，不愿意走。＂

小姑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眼睛里有种释然的神色。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她抱到床上，然后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眼里的泪水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去了爹的坟上，＂晚些时候，父亲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抽烟时告诉我，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你小姑跪在那里，哭了好久好久。她说她对不起爹，没能尽到做女儿的责任。＂

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一团，又被风吹散。父亲的脸在烟雾中若隐若现，看起来比平时苍老了许多。

＂她跟爹说了很多话，像个孩子似的，说她这些年过得不好，但从来没有忘记家。＂父亲继续说，声音低沉，＂说她想念爹做的那种粗粮饼子，想念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想念爹在冬天给她缝的布鞋。＂

＂爷爷会理解的，对吧？＂我问，想起那个我记忆中模糊的老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喜欢坐在槐树下晒太阳。

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红光照亮了他疲惫的眼睛：＂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要好好的。＂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深沉的悲伤，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小姑在我们家住了近两个月，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但精神状态却出奇地好。她常常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着太阳，看着天空发呆。有时候，她会让我读书给她听，或者讲讲学校里的趣事。

＂明志，你以后想做什么？＂有一天，小姑突然问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苍白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想考大学，学医，＂我回答，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样就能治好像姑姑这样的病人了。＂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坚定和热情。

小姑轻轻地笑了，笑容里带着欣慰和一丝遗憾：＂好孩子，姑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她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只是可惜，姑姑看不到那一天了。＂

＂不会的，＂我急忙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姑摇摇头，没有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眼神里有种超越了生死的平静。

十二月的一个凌晨，窗外下着小雪，小姑突然病情加重。她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嘴唇发紫，面色灰白。父亲连夜去请了医生，但医生摇摇头，说只能回家等了。

＂能不能送医院？＂父亲急切地问，眼里满是恳求。

＂送去也没用了，＂医生低声说，＂还不如让她在家里，有亲人陪着走完最后一程。＂他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留下一些止痛的药，然后默默离开了。

小姑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眼睛却异常明亮，像是要把所有的光都聚集在那里。她虚弱地抬起手，示意父亲靠近。

＂哥，＂小姑拉着父亲的手，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谢谢你接我回来。我这辈子，总算是圆了最后一个心愿。＂她的眼里含着泪，但嘴角带着微笑。

父亲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落在小姑的手上：＂傻丫头，这是你的家，你永远都可以回来。＂他的声音哽咽，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

＂我知道，＂小姑微笑着，眼神变得越来越遥远，＂我一直都知道。只是...只是有时候人会迷路，会忘记回家的路。＂她的声音越来越弱，但字字清晰，＂哥，我不害怕了。＂

父亲紧紧握着她的手，好像这样就能留住她的生命：＂我在这儿，哥在这儿。＂

＂我看到爹了，＂小姑突然说，眼睛看向房间的角落，脸上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喜悦，＂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那件蓝布衫，笑眯眯的。＂

父亲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那里只有空荡荡的墙壁。但他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爹来接你了，你跟他走吧，别怕。＂

那天下午，小姑安静地离开了我们。她走得很平静，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只是睡着了。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她平静的脸上。

葬礼很简单，按照小姑的遗愿，父亲将她安葬在了爷爷奶奶的坟旁。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许多人虽然不认识小姑，却都来为这个漂泊多年又归来的游子送行。

村里的老人说，这是最好的归宿，回到自己的根，和亲人在一起。大家都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白色的花，静静地站在山坡上，目送小姑最后的旅程。

回家的路上，父亲沉默不语。雪后的田野格外宁静，阳光照在结了冰的小河上，折射出耀眼的光。

直到晚上，他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才对着夜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爹，我把月兰带回来了。＂他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白雾，然后消散在夜色中。

几天后，父亲收拾小姑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是那封写给她儿子的信，还有一张字条：＂哥，请你帮我把这封信寄给建华。告诉他，他妈妈永远爱他，希望他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还有张建国的地址，写得工工整整。

父亲擦了擦眼泪，郑重地把信和字条放好。第二天，他请了半天假，穿上最整齐的衣服，亲自去邮局，把信寄了出去。

＂您觉得建华会回信吗？＂我问父亲，心里为那个素未谋面的表弟感到担忧和好奇。

＂不知道，＂父亲摇摇头，＂但这是你小姑的心愿，我们已经尽力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平静的坚定，让我明白，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问心无愧。

时光荏苒，转眼间小姑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我考上了医学院，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都白了不少。我们很少提起小姑，但她的藤椅依然摆在院子里，仿佛她随时会回来，坐在那里晒太阳。

去年暑假，一个陌生男孩来到了我们家门前。他约莫十七八岁，高高瘦瘦的，眉眼间有几分小姑的影子。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蓝色衬衫，站在我们家门口，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请问，这是赵长河的家吗？＂男孩怯生生地问，声音有些颤抖，手里紧紧攥着一封信。

＂是的，＂我说，心里已经有了猜测，＂你是？＂

＂我叫张建华，是...是赵月兰的儿子。＂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眼里闪着泪光，＂我收到了妈妈的信，是最近才拿到的。爸爸...爸爸一直没有给我。＂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匆忙地请他进屋，跑去工厂叫父亲回来。父亲正在车间里忙活，听说建华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匆匆赶回家，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

当父亲看到建华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男孩，就像在看一个从遥远时空走来的幽灵。

＂舅舅，＂建华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我收到了妈妈的信。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父亲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外甥。两个人就这样站在院子里，谁都没有说话，但我知道，有些情感不需要言语就能传达。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给这个拥抱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建华告诉我们，他父亲再婚后，一直没有告诉他关于母亲的事。直到最近，他在整理家里的旧物时，偶然发现了小姑的信。信是三年前寄到他家的，但他父亲从未转交给他。

＂妈妈在信里说，她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争取我的抚养权。＂建华说，眼里含着泪，＂她说她一直爱我，希望我能原谅她。＂他的声音哽咽，手指紧紧攥着那封已经被折得很旧的信。

＂你妈妈是个好人，＂父亲说，声音低沉而温暖，＂她只是运气不太好。＂他拍了拍建华的肩膀，就像多年前拍我的肩膀一样。

建华点点头，眼泪无声地流下：＂我想去看看她。＂

第二天，父亲带着建华去了村子，去看小姑的坟。他们在那里待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们不会回来了。当他们回来时，建华的眼睛红肿，但神情却比之前平静了许多。

＂我跟妈妈说了很多话，＂他告诉我，＂我告诉她，我原谅她了，我也很想她。＂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后来的日子里，建华常常来我们家。他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的工科专业，我们成了同窗。每次放假，他都会和我们一起回家，陪父亲下棋，帮母亲干活，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在我们家的老照片墙上，多了一张照片——建华和父亲站在小姑的坟前，背景是蓝天白云。照片里，他们都笑着，就像小姑也在一旁微笑一样。

有时候，当夜深人静，我会想起小姑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有时候人会迷路，会忘记回家的路。＂是啊，人生在世，我们奔波忙碌，追逐梦想，有时候确实会忘记最初的出发点。但无论走多远，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家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去。

小姑走了，但她的故事却留在了我们心中。她教会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成就与财富，而是那些割不断的亲情纽带。在这个日益浮躁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究竟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