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对《纽约时报》及多名记者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他指控该报刊登了有关其与“爱泼斯坦生日礼物”相关的虚假报道,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这一举动,再次展现了特朗普与媒体斗争的经典戏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选择的是法律诉讼而非行政封杀,这种选择本身,恰恰凸显了美国体制对权力制约的有效性。
特朗普不是第一次起诉媒体,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就多次威胁要“放开”诽谤法,甚至公开表示要利用行政权力打击“不友好”的媒体。然而,作世界大国的总统还是平民,他最终都不得不走向法庭,而不是直接动用行政力量封杀媒体。这种“只能起诉,不敢封杀”的处境,反映了美国体制中权力制衡的设计:即使贵为总统,也无法轻易绕过司法程序直接压制言论。
特朗普曾羡慕过当权者可以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让批评者闭嘴,甚至无需提供证据或经过司法审查的“效率”,但在美国体制下,他无法实现这样的操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构成了一道他无法逾越的防线。
诉讼本身是特朗普的典型风格:高调、巨额索赔、媒体关注。但无论诉讼结果如何,这个过程本身已经体现了某种健康的政治生态:总统与媒体之间的纠纷,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通过权力压制。法院将成为事实和法律的仲裁者,而不是权力或情绪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选择的是民事索赔,而不是刑事指控。他要求经济赔偿,而不是要求记者噤声或报纸停刊。这种维权方式,即使在情绪化的指控中,仍然保持了对言论自由底线的基本尊重,他试图利用法律而不是破坏法律。
此案也反映了美国媒体环境的特殊性:即使是总统,也无法阻止媒体进行调查报道。媒体可能犯错误,可能需要为不实报道付出代价,但它们不会因为报道了权势人物而直接消失。这种环境保证了媒体能够继续行使监督功能,无论面对的是商业大亨还是政治强人。
特朗普的诉讼,无论最终胜负,都将成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展示美国体制中权力与媒体的复杂关系:权力可以批评媒体,可以起诉媒体,但很难封杀媒体。这种看似“低效”的制度设计,恰恰是民主社会的韧性所在。
在这场诉讼中,真正的赢家是美国的制度本身:它证明,即使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也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与媒体的纠纷,而不是滥用权力。这种制约,正是美国民主至今仍然能够正常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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