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里藏着情报站？一段比谍战剧还精彩的东北往事

文│马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由窥视、控制走向了完全侵占，并于1932年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由此开启了对华系统性经济侵略的序幕。1932年6月15日，为全面统治东北政治、经济，日本侵略者吞并了四大行号——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组建了伪满洲中央银行。该银行一经成立，便成为日本侵略者疯狂敛财的工具。在实行“整顿金融”“统一币制”等一系列政策之后，东北地区已初步具备了殖民地金融体制的形态。

而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金融机构中，志城银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作为一家诞生在日伪政府统治之下的民营银行，虽在傀儡政权下生存，却“出淤泥而不染”，敢于抵制日伪股份，始终保持“民族资本”姿态；另一方面，志城银行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情报站。在东北隐蔽战线的各个情报站中，志城银行隐蔽时间最长、保密和安全工作做得最好。在伪满政府存在的13年中，志城银行数次受到日本侵略者发难、打击，却又数次化险为夷，于明暗两线的交织中，与日本侵略者斗争至黎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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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何去何从

为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民间金融机构，1933年11月9日，伪满政府颁布《私营银行法》，规定凡经营存款、放款和办理票据贴现、汇兑业务的私营组织，不许独资经营，必须在一年内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此举其实是为资金和人员渗透创设条件。此外，如在沈阳继续从事银行业务，运营资本金必须达到40万，不符合条件者限令关闭。《私营银行法》一出，沈阳金融市场掀起巨浪，严苛的经营条件将所有的票号、钱庄拦在门槛之外，日本侵略者妄图“合理合法”剥夺民族资本的野心昭然若揭。

对山西太谷县曹家来说，其在沈阳开设的5家钱庄——渊泉溥、富森竣、咸元惠、义泰长、锦泉福自然也在整改之列。这五家钱庄原本经营年久，资本雄厚，素有“富甲全县”之称，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遭遇金融危机，放款收不回来，存款无力支付，拖欠债款共计九十二万余元，基本处于半停业状态，此法规的颁布更是犹如雪上加霜。无奈之下，5家钱庄找到了奉天贷业同业工会主席巩天民，并向其求助。在巩天民的建议下，各家经过协商，确定合并组成银行，取名“志城银行”，即取“众志成城”渡过难关之意。

巩天民

1935年1月4日，志城银行正式开业。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总行设在奉天大北关火神庙胡同，并在市内大北关、义光街和赤峰设立3处支行。资本额为20万元伪币，分为1万股，每股20元。曹氏家族股东代表曹章甫担任董事长，巩天民、赵钰、戴国忠等人为董事，巩天民兼任总经理。因有曹家五号过去经营的殷实基础，加之巩天民是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有不少人脉资源，志城银行很快便发展起来。在巩天民领导下，志城银行业务量一路攀升，原定延期3年还清的债务在1年之内就提前还清，志城银行在沈阳金融业迅速取得了一席之地。

银行家巩天民，绝对可以称之为一位“传奇人物”。作为沈阳金融界大佬，他在生意场上谈笑风生、游刃有余，可这样一位社会名流却从未被利益蒙蔽双眼，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早在1925年，当时还是裕民银号调查主任的巩天民便成为沈阳第一批中共党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巩天民代表沈阳文教、工商、银行等各方面人士四处奔走呼吁，开展救国运动，在北平期间，巩天民又与阁宝航、杜重运、卢广绩等人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援助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今后的数十年里，巩天民带领着志城银行一直游走在明暗两条斗争线上，不仅在日伪政府的施压下将银行打理得有理有条，还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02

两难之境坚守本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经济的掠夺计划中，原本分为“第一期经济建设”和“第二期经济建设”两个阶段，其中“第一期经济建设”侧重于对伪满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准备工作，于1936年完成，并计划自1937年4月开启“第二期经济建设”，重心为“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不得不对计划原案进行修改，“现地筹措”“自给自足”的方针转变为“一切服从战争需要”的战时经济政策，这一变化也进一步印证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

金融业方面，1938年，伪满当局公布《临时资金统制办法》，命令伪满中央银行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充实日满国防力量”这一目标而进行。同年12月，伪政府公布《新银行法》，又规定银行经营主体限定股份组织，资本金最低限额为50万元，在哈尔滨、沈阳、长春设总分行者资本金需为100万元以上。因此，有的民营钱庄被迫停业，有的被迫接受日伪资金渗透和人员渗透。

志城银行也同样陷入了两难境地。在此危急情况下，巩天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志城银行的股东——主要是山西曹家——增加股本，1938年12月，志城银行存款达181万余元，放款达194万余元，资本金增至100万元，定为2万股，每股定为50元。新增加的股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落入日伪殖民政府控制的伪中央银行手中，志城银行依然牢牢掌握着经营管理权，又一次挫败了日伪殖民政府妄图侵入、渗透的阴谋诡计。

张为先

同时，我党的抗日工作也受到严重打击。1937年10月，中共奉天市委被日伪当局破获，奉天市委及其基层党组织的负责同志7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至此，地方党组织在沈阳的活动被迫停止。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先后派遣党员同志到沈阳来开展地下斗争，其中就有英国留学归来的张为先。

张为先的父亲张惠霖是沈阳著名实业家，在志城银行有股份，张为先的两个哥哥张其先、张保先都和巩天民是朋友。在了解张为先的政治面目后，巩天民立即安排张为先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在志城银行当监察，以方便开展情报工作。之后，巩天民先后将共产党员丁宜、余渭、齐贯一、燕又新等人也安排到志城银行工作，并在银行内部成立名为“觉社”的秘密情报组织。从1937年10月起，巩天民利用工作和联系业务之便，从银行界、工商界搜集了不少核心机要情报，转由张为先上报至上级党组织。二人合作默契，为“东北情报网”的建设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03

隐蔽战线大有作为

志诚银行情报站遗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费开支迅猛增加，妄图通过在我东北实行所谓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疯狂掠夺资源以满足战争需要。该计划预计需要资金100亿元，日本国内投资60亿元，伪满洲国本身投资40亿元。但实际上日本国内经济已相当困难，巨额的资金需求只能由伪满洲国自己解决，在此压力下，伪满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紧了对东北的金融掠夺。

1942年，伪满当局在日本内阁的授意下颁布“国民储蓄会法”，并宣称“大东亚战争愈益接近决战阶段，需要有效地供应大量的资金⋯⋯应利用一切机会，使各种的浮动购买力转为储蓄”。从1939年到1945年，伪满洲国的民众“储蓄目标”从6亿元飙升到60亿元。战争期间，伪满中央银行还曾将攫取的黄金、白银等运往各国换取外汇，购入战争必需物资以供日本侵略者所用。在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控制之下，中国民族工商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银行放款严重向日本垄断企业倾斜，在高压的政策之下东北的民族工商业一时难以为继。1942年，日伪政府为了加强对私人资本银行的统治，实行所谓“强化整备”措施，限定总资产必须达到1000万元方可成立银行。

从最开始的40万到如今的1000万，短短几年时间银行资本金要求涨到25倍，根本目的就是要扼杀中国的本土银行。志城银行当时无力筹备资金，便与陈楚材经营的奉天实业银行合并，成立新的银行，并保留“志城银行”的名字。陈楚材为董事长，曹章甫为副董事长，巩天民为专务董事兼总经理。合并后的志城银行资本总额为1200万元，麻德春为常务董事，张为先为监察人，总行设在沈阳市内朝阳大街。在市内沈河、大东、和平、铁西等区设立分行八处，鞍山、抚顺、长春、赤峰等处也设立四个分行，从业人员近三百人。这个时期是志城银行机构健全、业务发展的全盛阶段。

志城银行支票

志城银行的股票金额定为24万股，每股五十元，日伪政府要求公开发行，并允许自由交易。这是企图通过高价收买手段，使志城股东所有股票逐渐落到日本人手中。在巩天民游说下，股东们谁也不卖出股份，最后由于伪满中央银行经理大岛（日本人）向董事长陈楚材施加压力，陈不得不拨出1万股，在股票交易所公开买卖。所幸日本人持有的股票甚少，没能挤进董事会掌权，志城银行始终为中国人管理经营。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一方面，巩天民在日常工作中十分警惕日本侵略者的渗透。日方曾介绍一个名叫“候西园”的日本人到志诚银行工作，巩天民对其虚与委蛇，委以边缘岗位——秘书之职，同时向同志们发出警告：此人是日本介绍来的，须严加防范。另一方面，巩天民依然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地下情报工作。1943年3月，党中央派李振远（化名李长春）和周梅影二同志到沈阳，把分散各处的“觉社”“反帝大同盟”“前进社”“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新知识研究社”等团体合并组成“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以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机关仍设在志城银行二楼。1944年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看来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际线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是大有作为的。”

伪满政府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在此之后，志城银行自诞生之初的红色印记并未褪色，先后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等时期，直到1955年，志城银行正式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成为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储蓄部，以另一种形式融入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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