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故事与思想的丰富性

董铁柱先生的著作《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是一本讨论说谎的书，讨论的又不只是说谎。作者发现，不同于正史的书写，在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说谎”是吴越争霸的一个关键因素，书中出现了诸多说谎的人。伍子胥能够成功复仇，越王勾践得以最终战胜夫差，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其说谎的能力。他们各自目的的实现，又都依赖他人说谎的帮助。

于是，“说谎”成为了作者解读《吴越春秋》的主线。由于“言”不足信，谎言需要行为的掩饰，使其显得“真实”，所以作者所讨论的“说谎”也包括了这些行为在内。赵晔的叙述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作者认为，他的叙述不仅告诉了我们吴越争霸的故事，更引导着我们去思考诸多的哲学问题。我们看到书名，以为书中只讨论说谎、忠诚和计谋，在打开书读下去后，会发现论题逐渐丰富，并跟随着作者的思路深入到东汉的思想世界和汉晋的思想脉络之中。作者独特的视角，出色的文本解读，都令此书极具趣味。看作者如何结合具体人物的言行来阐发思想，又达致怎样的结论，是一个引发思考和感悟的过程。

《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

以我观书

明儒陈白沙曾言，“盖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这是说，一般性的阅读，也就是“以书博我”，难得有真正的收获。更深度的阅读，“以我观书”，才能从书中“读出”点什么来，即便是那些看似不经意之处。借用陈白沙的说法，本书对《吴越春秋》的解读正是“以我观书”。

这里所说的“以我观书”，不是说主观性，而是指作者有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对文本有着自己的理解，对文本的解读集中在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吴越春秋》里的“说谎”从来少有探讨，作者从比较的视野来看，认为应当从新的视角来发掘赵晔的用心，书中的“说谎”值得研究，这会使我们对吴越争霸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史记》对伍子胥和越王勾践的评价是正面的，在后世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深入人心，卧薪尝胆的勾践也家喻户晓，对他们的道德评价一直是模糊的。作者从赵晔的叙述中对他们得出了全然不同的评价。作者认为，历史评价与历史叙述是紧密结合的。赵晔没有对人物作直接的评价，他的评价就在其叙述之中。作者的解读，让我们转换角度来认识这些熟知的历史人物。

以纪传体书写的《史记》注重人物的经历，相比之下，《吴越春秋》讲述了吴越争霸的过程，在历史的兴衰中，个人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复仇的经历不再值得肯定，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与责任更值得思考。除了伍子胥和勾践，另外两个著名人物也被重新审视。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被称颂的专诸，在赵晔的叙述中有些“愚不可及”，他的勇使他成为公子光夺取权力的工具，著名的延陵季子则是导致吴国命运变化的关键人物，他的“义”成了深度的自欺。作者将书中的人物看得极为清楚，看清他们的各种说谎，也看透他们的自欺。自欺是书中讨论的另一种“说谎”的形式，对自己说谎。

此外，人物的对比也是一目了然。被动说谎的人，除了范蠡，在吴越争霸中都是相对次要的人物，渔父和刺客要离社会地位也较低，在本书中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作者把二人和伍子胥、吴王阖闾以及庆忌加以对比，凸显前者的智与勇。与范蠡形成对比的，是伍子胥和文种，与范蠡所展现的臣子形象相比，两者自以为忠臣也属自欺。在讨论了“说谎”之后，还要看清书中人物的人性，或者说，从赵晔的叙述来看，他对人性的问题持有怎样的理解。作者从赵晔的叙述出发，对天人关系、言与意、人与人的关系，人性这些重要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把对《吴越春秋》的理解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这时，若隐若现的叙述者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作者告诉我们，《吴越春秋》中的终极“谎言”正是来自赵晔本人，他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说谎”。这是说谎的又一个意义了。

作者以其所受的学术训练，从赵晔的文本出发，与先秦的文本和汉晋的思想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对话，完成了此书的写作。与学术训练同样重要的，还有对“故事”的浓厚兴趣。作者在“余论”部分将自己的观点概括为“故事即思想”，对《吴越春秋》的解读是对这一观点的学术实践，让我们看到了解读古代文本的一种可能性。

对“说谎”的多维度思考

此书的精心结构显示出作者视角选择的敏锐。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为讨论赵晔叙述的“说谎”提供了一个思想史的背景和理论框架，第二至五章集中于“说谎”的主题，第六章聚焦在思想，结构极为完整。中间四章结合文本叙述展开分析，思想的组织相当出色。对读者而言，本书的这一部分也更加有趣。流畅的叙述和深入细致的解读，让读者对人物和故事情境都有十分生动的感受，对每一次“说谎”的个案分析也让我们对“说谎”这一现象有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思考。

首先是为什么说谎的问题。作者把《吴越春秋》里的说谎分为主动和被动。主动就是为了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或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说谎，伍子胥和勾践，公子光都是如此，还有一种善意的说谎，是古公和吴太伯之间的“谎言”。被动说谎就是为了他人而说谎，书中的渔父、范蠡等人都因各种原因处于“需要”为他人说谎的处境。这里涉及到谎言的“必要性”的问题。伍子胥在昭关对官吏说谎，才能保全生命，这是“完全必要”的说谎。在有些情况下，“说谎”是比直言更好的选择，也表明谎言的“必要”。作者指出，古公和渔父都发挥了“谎言”的妙用，通过“说谎”实现了良好的意愿。（页114、139）

其次是“说谎”为什么会成功的问题。作者从说谎者和听者不同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思考极为细密，让读者真切地去体会他们的经历。作者指出，从听者的方面来说，不知人和自欺是让人相信谎言的原因。夫差的自欺使他相信了勾践，夫差在善于说谎的勾践面前还不够“分量”，这是又一值得注意之处。作者在分析中引入了西方思想界理解“说谎”的博弈论，来说明说谎者的考量，也带给我们对“说谎”更多元的认识。最后，是谎言的正义性问题。作者把称赞给了古公和渔父，正因为他们说谎合乎义的原则。作者重点讨论的是伍子胥和勾践说谎的正义性，作者基于赵晔的文本，指出赵晔对两人行为是否合乎“义”保持着批判的态度。

由于“谎言”与“真”的冲突，在传统的西方伦理思想中，禁止一切谎言，但中国古代思想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的。儒家对待谎言的态度在以往的研究中极少直接得到讨论，作者系统地阐发了孔孟的观点，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赵晔对谎言的看法。

儒家允许为了更高的道德原则而说谎，这与其伦理思考和对言的态度有关系。孔孟都主张“父子相隐”，这在近年曾引起学界的争论，“隐”就是被动地为特定的人“说谎”。“隐”是不说出真相，这是“说谎”的一种表现，当仅是“隐瞒”还不够，就需要进一步编织谎言。孔子赞同的“隐”的原则是有限定范围的。孟子更提出“言不必信，惟义所在”。作者还结合孔子对言和行的讨论以及庄子以来的言意问题，让我们关注“言”的局限性，这是其讨论的独特之处。综合儒家和道家、玄学的思考，从言、意、行三个层面上加以考察，使我们对“谎言”的认知更加深化，而对“谎言”的认知也是对“会”说谎的人自身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吴越春秋》的主题的特殊性，书中的谎言并不具有“日常性”，最主要的谎言发生在君臣之间和国与国之间，是政治上的策略和谋略，还包括欺骗性极强的“诈。而从伦理角度、言行和意的讨论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谎言”的。

思想的丰富性和要离的意义

《吴越春秋》就文体而言，被今人看作“小说”，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脱胎于“史传”，此书即是一例。作者把《吴越春秋》和其他现存的汉代文献放在一起，把这一“虚构性历史叙述”同样视为思想类文献，从故事中发掘对儒家道德观念的理解。作者认为，故事中的思想更为丰富，与“言”相比，从古人之“行”中获得的感悟更加具体、丰富和真实。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书中一个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刺客要离。伍子胥显然是全书最主要的人物，历史上的伍子胥从为父兄复仇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作者对伍子胥的叙述和评价在书中占了最多的篇幅。而要离在书中虽然着笔不多，却刻画极为成功，作者在最后向我们指出要离的独特，他是唯一一个反省自己行为的人。伍子胥对自己到吴国后的所做作为从未反省，他和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和庆忌都是不义之事，反省自己的是为他们刺杀庆忌的要离。作者在讨论人性和为善的可能时指出，本能与反省正是赵晔给我们指出的两个向善的可能路径。在书中体现本能的善是也少数的人，比如渔父和女子出于善良才帮助伍子胥。作者通过深入解读《吴越春秋》里的“说谎”，让我们深刻地理解“谎言”与“直言”，自欺与自知，知人与自省，反过来知我们自己。

作者对《吴越春秋》里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很深的体会，这都来自于故事。作者对《吴越春秋》的研究显示出了寻求思想丰富性的努力，这是在两个意义上来说的。第一，是故事比论说性的表达方式所表达的思想更为丰富；第二，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可以把研究古代思想的文本拓展到文学类文本，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作者认为，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都以论说性文本为主，哲学史的写作在系统化和概念化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失掉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和特色。我们也常会说中国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并不是分开的，但在研究中依然是分学科进行为主。作者的研究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也有其自己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体会。《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的研究结合了文学、历史和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并展现了一种成熟的写作方式。“故事即思想”是一个吸引人的提法，我们期待作者贡献更多的成果，也期待今后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有更深入和丰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