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前传薪火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坐落在天津旧城鼓楼南西侧的问津书院，是清代津门六座书院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其规模和影响在三取、辅仁、会文、稽古、集贤等几大书院中名列榜首，它的兴建沿革颇能体现古代天津的书香文脉。

　　关于问津书院的始建时间，文献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747年，如《天津政俗沿革记》所载：“乾隆十二年长芦商人査为义呈输城内鼓楼南废宅地址，运使卢见曾捐资建作书院，造屋五十九间。”另一种说法是1751年，如《重修天津府志》所载：“乾隆十六年长芦盐商査为义施地，盐运使卢见曾建屋五十九间。”《重修天津府志》的依据是卢见曾撰写的《问津书院碑记》。因卢是修建书院的当事者，他所提供的情况不可能不准，故笔者以为，问津书院的始建时间以清乾隆十六年较为可靠。卢见曾为官盐运使，又是位学者，爱才好客，交往名士甚多，他认为天津乃“百川朝宗之地”，而书院“阙焉未兴”，很想在天津建一书院，只是苦于无地。急公好义的水西庄査氏三兄弟中的老二査为义得知此事后，遂告于卢：“家有废宅在运署之西南隅，其地高阜而面阳，形家以为利建学。”无偿将旧居捐出。报呈直隶总督方观承、长芦盐政高恒后，经过一年的修建，书院正式落成。计造屋59间，其中部为讲堂，前为门，后为山长书室，环之以学舍，共花费白银2400多两。书院隶属于长芦都转盐运使司，山长束脩、应聘者酬报、杂役食用及其他花销，均由运司“闲款生息”项内支给。直隶学政钱陈群题学堂额曰“学海”。书院以“延师选士”“肄业讲学”为己任，建立伊始就以“泛海问津”勉励学子。且重制义，把制义看作进入孔子圣域之津伐。书院活动内容以考课为主。卢见曾不但创立该书院，而且“日集诸生课之”。《津门纪略》卷四记载：问津书院“每月课生堂二次，课期按初二、十六两日。官斋分课，各延山长评定甲乙。膏奖由运库支发”。书院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长芦盐运使嵇承志重修；嘉庆六年（1801）由众商人出资重修；光绪二年（1876），长芦盐运使如山在书院内增设学海堂，开经古课。经古课一次发十题，以五艺为限，十日为期。这是该书院有别于天津其他书院的一大特色。

　　问津书院之所以为学界所重，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历任山长的学识及影响。据《重修天津府志》载：天津道董承勋乾隆十六年莅任，曾“聘名进士吴联珠主讲问津书院……文风蒸蒸日上，登贤书，捷南宫者接踵焉”；天津知府金文淳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到任，“崇尚文士，惠政甚多。罢官后主讲问津书院，课生童如弟子”。此外，安徽桐城人姚范（1702—1771），浙江会稽人、《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1830—1894）等一些著名学者亦先后担任山长。

　　问津书院并非仅仅是为科举进身提供的场所，更是学者生徒探讨学问、增进知识的圣地。建院之初这里就有“宵雅肄三”，颇具学术研究之风。清光绪八年（1882），书院内开设官书局，悬挂书目，照原价出售，士子们争相购取，使学风更加浓厚。庚子之役，书院因兵祸被毁，唯讲堂三间未损。厨丁王恩荣将山长李嘉瑞补书的“学海堂”匾摘下藏匿起来，方免遭劫难。次年，清廷采纳张之洞、刘坤一主张，下令将书院尽改学堂，问津书院遂改为民立小学堂。后历经沧桑，先后改为多所中小学。

　　旧时的问津书院早已废弃，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确为天津培育了一代代学子。同治年间天津诗人华鼎元《津门征迹诗》有云：“儒家衣钵孰传薪？学海堂前教诲频。不薄程朱尊马郑，先生只合作调人。”写的正是问津书院。《天津县新志》的作者高凌雯称：“人才多出其中”，也是指问津书院；而他自己也曾在此受业。问津书院作为封建时代较为知名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对清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对津沽地方文化的提振，都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