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斯：困在记忆里的歌剧女神

◎黄哲

玛丽亚·卡拉斯（MariaCallas），20世纪名声最响亮的歌剧演员之一。她在舞台上被追捧，个人生活也成为彼时西方大众关注的焦点，因而成为流言与孤独的承载者。

2024年，由巴勃罗·拉雷恩执导、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传记电影《玛丽亚·卡拉斯》（简称《卡拉斯》），让我们得以聆听这位传奇女性余音绕梁的声与名。本月13日，该片在第九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上放映。

舞台与现实交叠艺术与生活互文

2012年，拉雷恩导演的《智利说不》成为智利首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的电影；2015年，他执导的《神父俱乐部》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近十年，拉雷恩从政治、宗教题材转而主攻传记电影领域。如果说《追捕聂鲁达》是基于对同胞先贤的情怀，算作年轻的拉雷恩在该领域的试水，那么之后的《第一夫人》《斯宾塞》以及这部《卡拉斯》，则充分展现了他的独特能力——抓取女性公众人物在历史夹缝中极具张力的私人生活瞬间，通过风格化影像构建一种“再现的真相”。

《第一夫人》聚焦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后的四天里，发生在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身上的故事；《斯宾塞》将镜头对准受到英国王室冷落的黛安娜王妃，她在1991年年底决定暂时做回斯宾塞小姐，过了一个普通而快乐的圣诞节。《卡拉斯》显然延续了同样的切入角度，它并非流水账式的生平展示，而是选取歌剧女神生命末年的巴黎时光，用“日暮”折射她的一生。

影片开场于卡拉斯的巴黎住所一处华美而阴暗的角落，镜头转向亮处，众人在为女主人收尸。此时音乐响起，黑白特写画面里，安吉丽娜·朱莉扮演的卡拉斯带着略显憔悴的妆容吟唱着，穿插闪回她那些被万众瞩目的辉煌时刻。这种处理既是对真实的模仿，也是对记忆的召唤。

导演拉雷恩在影像语言上使用大量暗色调和局部光源，模拟舞台聚光灯的效果。朱莉的面部表情往往被黑暗与光亮的分界线切割，暗示着卡拉斯一生在公众与私人之间的撕扯。影片摄影则延续了拉雷恩团队的“暗调+颗粒感”风格，巴黎并未被拍成明媚的都市，而是带着旧城的湿冷与雾气。大段的室内场景强调封闭感，窗外光线如同舞台灯光一样被控制在几束之内。这些手法与影片的主题高度契合：卡拉斯并非生活在真实的巴黎，而是被困在记忆的剧场之中；她的日子像一首不断重复的咏叹调，既辉煌又令人窒息。

影片通过视觉的舞台化暗示着：其实，这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电影歌剧”。

歌剧本质上是高度形式化的艺术，它要求表演者在音乐、舞台、身体和情感之间保持极致的张力。卡拉斯正是这种张力的化身，她的声音并非完美无瑕，却有撕裂般的能量和表现力。

电影《卡拉斯》在叙事策略上也借用了歌剧的结构。全片分为数个段落，每一段都对应一个卡拉斯的经典角色：《托斯卡》《茶花女》《蝴蝶夫人》……当卡拉斯独自在家用超大的音量播放自己的唱片，下一组镜头是酒会上的热闹景象，回忆与幻象混杂，亦真亦假，繁华落尽终成空的意象不言而喻。之后她和钢琴伴奏练声的一场戏，她意识到自己嗓音衰退无可挽回，并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确认这一残酷的事实，记忆中座无虚席的歌剧院再次闪回。

还有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景：她在巴黎的夜晚听着自己鼎盛时期的唱片，突然音乐断裂，只剩唱针摩擦的杂音，这比任何痛彻心扉的演唱都更能凸显其生命的空洞感。

如此种种，都在让舞台与现实交叠、艺术与生活互文。

打破二元身份建立二元对照

卡拉斯的形象在历史上经常被双重化：一方面，她是艺术的化身，被歌剧史、音乐史、文化史铭记；另一方面，她也是被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抛弃、被媒体消费的“悲情女人”。电影《卡拉斯》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打破这种二元。朱莉的表演没有刻意追求“像”，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让观众相信这就是卡拉斯。影片中多次出现她直面镜头的独白——不是对白，而是凝视。朱莉用目光承受观众的注视，把“凝视的权力”重新收回到女性自身。

在此意义上，《卡拉斯》是一次女性主体性的“修复工程”。拉雷恩的镜头避免了八卦化的情感消费，而是强调她作为艺术家的孤独选择：在舞台上燃烧自己，在舞台下与自我对话。电影展示了她和奥纳西斯的纠葛，再现船王迎娶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史实。导演安排他传记片宇宙中的两位名女人“同框”，却不是围绕船王的喜新厌旧展开，而是以女性作为主体的视角，避免了类似题材“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套路。

卡拉斯自身二元形象的消解，也伴随着另一组二元形象的建立。其一是卡拉斯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角色，其二则是其扮演者安吉丽娜·朱莉这位巨星再登大银幕扮演重量级角色。朱莉的电影形象历来与“美艳”“坚毅”“蛇蝎”等标签相连，从《古墓丽影》到《史密斯夫妇》，再到导演身份的尝试，朱莉逐渐褪去“好莱坞动作片女神”的单一标签，寻求更具精神性的角色。选择饰演卡拉斯，既是表演上的挑战，也是她的自我投射：两个女人都在聚光灯下被过度消费，同时又试图在艺术与自我之间找回存在的尊严。

在表演层面，朱莉的难度在于如何“跨界”：影片采取替声演唱+实景表演的方式，朱莉在身体姿态与口型上的模仿，让观众看到了她所下的功夫。更重要的是，朱莉将自身生命经验注入了角色。她的眼神常常透出一种疲惫与倔强，这与她本人近年来的公众形象发生了重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双重表演：朱莉既在饰演卡拉斯，也在以卡拉斯为镜映照自己。

当卡拉斯在剧院里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唱起《安娜·波雷纳》，灯光打下，她的脸庞同时映射着辉煌与衰老。朱莉在此刻的表演并非声嘶力竭，而是一种克制的咏叹。这种处理，让观众感受到歌剧艺术的“内在火焰”，而不只是表面的技巧。

再现一个人物复活一个灵魂

玛丽亚·卡拉斯是歌剧史上登峰造极的人物，也是电影史上的IP富矿，她的艺术生涯与私人生活都成为银幕的灵感源泉。而不同的再现版本，往往折射出不同时代对于“艺术家”这一概念的理解。

2002年，意大利导演弗兰科·泽菲雷里曾拍摄影片《永远的卡拉斯》，芬妮·阿尔丹饰演的卡拉斯被描绘为一位因嗓音衰退而黯然神伤的艺术家。影片以虚构的“最后录影计划”为线索，强调她在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这一版本在情感渲染上颇具浪漫色彩，影像风格明快，更强调“回光返照”般的温情。

此后，纪录片成为重述卡拉斯的重要路径。其中2017年的《卡拉斯：为爱而声》几乎完全由卡拉斯的第一人称资料构成，大量珍贵影像与文字自述让观众直面她的声音与眼神。这一处理强调真实性和档案价值，几乎没有虚构的戏剧加工。

与之相比，2024年的《卡拉斯》既不满足于泽菲雷里的浪漫化虚构，也不甘心止步于非虚构纪录片的史料呈现，而是通过朱莉的故事片表演，试图在“真实”与“再造”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拉雷恩的处理方式强调记忆的主观性：卡拉斯的形象不再只是历史档案或导演幻想，而是由演员与角色交融共同生成的“当代卡拉斯”。

这种处理的独特性在于，它既回应了过去的影像传统，又为今天的观众打开了新的观看角度。观众在看朱莉扮演的卡拉斯时，不仅是在回顾一位传奇女性的晚年，更是在审视如何在今天再现一个历史人物。

首先，卡拉斯代表了艺术家与明星身份的双重困境。她既是艺术殿堂的骄子，也是媒体猎奇的对象，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拉扯我们非常熟悉。朱莉的出演，也使这种“被消费的痛苦”具有当代共鸣。其次，卡拉斯的生命故事本身就是对“艺术与命运”关系的寓言。她牺牲了个人幸福成就了艺术，而艺术又反过来吞噬了她。这种宿命论的叙事，在当下依旧触动人心。最后，《卡拉斯》提供了一种新的传记片范式：不是全景展示，而是通过碎片化记忆与舞台化叙事，去重构一个艺术家的灵魂，这对于今天的电影创作也具有启示意义。

如此一来，《卡拉斯》绝不是一部讨巧的电影——节奏缓慢甚至凝滞，叙事碎片化，甚至回避了通常意义上的戏剧冲突，恐怕很难满足普通观众对“好看故事”的期待。但它在艺术层面提供了一种深度体验：观众仿佛走进了一间布满灰尘的歌剧院，看见昔日女神在灯光下最后一次低声吟唱。

借这部作品，导演拉雷恩将他在人物传记电影领域的长板继续加长、加强；而主演安吉丽娜·朱莉完成了她职业生涯又一次重要的转身，不再依赖动作或外貌，而是用内心的能量去复活一个灵魂。这让我们再次思考：艺术到底是什么？是台上的十分钟，还是台下的十年功？还是不可避免伴随而生的孤独与被消费？

曲终人散，卡拉斯在她塞纳河畔的豪宅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我想起阿波利奈尔那首描写同样风景的名句：“当黑夜降临，当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而我却没有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