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耿飚对美进行军事访问，回国后致信邓小平：我心中深感忧虑

“耿老，总参的机票安排在五月初，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1979年12月28日深夜，北京西郊一间灯光昏黄的小会议室里，一位年轻参谋试探着发问。耿飚合上手里的资料，抬头只说了两个字：“带笔。”

这位72岁的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明白，握笔可能比握枪更难。中美刚刚正式建交，要在军事层面迈出第一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几个月后，他带着刘华清等人飞越太平洋，成为新中国第一支踏进五角大楼的高级军事代表团。

落地那天，华盛顿细雨。仪仗队号手吹响《义勇军进行曲》，礼炮十九响。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伸手时，耿飚微微前倾，目光却在远处的星条旗和五星红旗之间来回打量。他后来笑着回忆：“那一刻，我的耳朵比眼睛更忙。”美军军乐的节奏、礼炮的间隔、甚至旁边工作人员轻声的提示，都成了他评估对方诚意的参考。

随后的十天里，代表团一路向西。弗吉尼亚陆军基地的机械化突击表演让他想起1933年红军反“围剿”时那条泥泞的山道；圣迭哥海军基地的“小鹰”号航母更像一座海上城市，他登上飞行甲板时脱口而出：“这玩意儿要是停在渤海，就像一座移动的泰山。”身旁的美军军官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会意的笑容。

越看，心里越沉。雷达频段、舰载机起降指挥系统、综合后勤保障……每一样都像拉开两个时代的差距。夜里回到下榻的宾馆，他常拉着刘华清在走廊里压着嗓子聊天，“咱们的海军如果还停在近岸巡逻，哪天真出事，可就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事了。”

访问第八天，五角大楼安排了一次闭门技术交流。对方展示空空导弹的红外制导端面，解释探测精度，语气很客气，却不肯谈关键参数。耿飚看着那枚导弹，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延安山沟里用手榴弹装进兔子肚子里炸豹子的土办法，心里咯噔一下：时代真变了，人的勇猛再顶用，也顶不住科技落后。

5月16日代表团回国，飞机刚落首都机场，他就让工作人员把途中记的零散笔记整理成信。三天后，一封五千余字的长信放到邓小平案头。信里开宗明义：“此次访美，我心中深感忧虑。”他罗列了六项差距：卫星通信、舰载航空、电子对抗、精确制导、后勤自动化、联合作战指挥；又提出了三条急需启动的项目：海军主战舰艇换代、空军雷达网升级、国防科研体系打破条块壁垒。末尾一句话很短：“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老话今天依旧管用。”

邓小平很快批示：“耿飚意见值得重视，军委抓紧研究。”不到一年，中央批准了“海军发展十年规划”和“国防科技重点工程”。不少人把这看作80年代我军现代化的起跑线。

回过头看耿飚的履历，他对差距的敏感并非偶然。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父亲教他练南拳、学点穴；1925年当团员，夜里摸进兵工厂偷枪；长征打前锋，血战湘江；抗战时守陇东，他带兵上山打虎、送老虎肉给毛主席；建国初被挑去当大使，在瑞典与丹麦之间飞来飞去，把“我带过十几万兵”当作自我介绍。身份不停切换，唯一不变的是临阵应变的本事。

也正因为这种经历，他对“科技就是战斗力”一语尤其敏锐。访美归国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押在军队体制和科研体系的改革上。1981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没有军衔，却要统管全局。他跑研究所、跑兵工厂、跑试验场，嘴上常挂一句：“我不是来指挥，是来催债的。”技术员给他看图纸，他直接追问实验数据；工程师说经费紧，他回一句“中央批过，先干起来”。

1982年海军新型导弹试射成功，他站在观察所外的沙丘上，风压得军帽歪到一侧。他没有鼓掌，只把望远镜放下说了一句：“离人家还远，但总算有了起跑线。”场面安静了几秒，随后掌声此起彼伏。

晚年回忆那封写给邓小平的信，他自嘲：“其实就是在敲警钟，可钟声要敲得够响，才能传得够远。”1990年代，他卸下公职，却仍习惯清晨读外军刊物，旁人打趣：“您都退休了，还这么操心？”耿飚摇头：“身子能退，脑子不能退。”

2000年6月23日，耿飚走完91年人生。遗嘱简单：不置办遗像，不摆花圈，捐款给西部几所山区学校。送别仪式上，一位曾陪他登“小鹰”号的老部下低声说：“那年的忧虑，我们得接着往下消化。”说完，举手敬礼，眼圈微红。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却远未结束。那封写于1980年的长信，如今仍静静存放在档案里，纸页微黄，笔迹有力。它提醒后人：枪声可能会停，竞争不会等；领先一寸，安全一尺，落后一寸，忧虑一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