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在关于美国控枪困局的诸多解释中,青年世代的拥枪认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拥枪认同是一种美国特有的以枪支为中心的世界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枪支所有权建立起来的群体社会认同,二是以该群体为中心,将枪支权利与相关问题的立场、信仰紧密联系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在美国青年看来,拥枪不仅是安全的保障,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美国青年世代出现拥枪认同的原因包括,普遍的不安全感、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恐慌感、枪支事件的新闻叙事方式、枪支利益集团的塑造、政府枪支管制政策效力有限等。拥枪认同作为美国身份政治中一项重要且独立的内容,可用以预测青年世代的政策偏好、政治行为的发展变化。青年世代中拥枪认同的普及或将持续促进美国国内暴力升级,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发生。
作 者
周 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01
引言
2022年美国《两党安全社区法》出台以来,因修补 “男友漏洞””(boyfriend loophole)而阻断的枪支交易为1万起, 因加强21岁以下购枪者背景调查而阻断的青少年枪支交易为800起。但对于2023年全美1670万,2024年前四个月每月140万的枪支销售量而言,该控枪政策的效力依然微乎其微。关于美国控枪困局的解释有多重。一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将公民持枪权与其他民权一起置于不可撼动的地位;二是因三权分立原因,控枪立法极易被法院推翻;三是联邦制产生的联邦-地方步调不一,各州控枪政策差异明显;四是枪支利益集团的驱动;五是美国社会政治日趋极化使得在枪支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上述视角从制度与组织层面有力地解释了美国控枪所遭遇的困境。
本文试图从枪支拥有者的视角,尤其是正在迅速成为拥枪主体的青年世代的视角来考察美国控枪困局。自 2020 年以来,枪支暴力已成为导致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无论是在学校或集会中经历枪击事件,或是在各类媒体的枪支报道中遭受“二次创伤”或“替代性创伤”,枪支暴力已全面渗透到美国青(少)年的生活当中。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假设:被称为“校园枪击世代”(The School Shooting Generation)的年轻人更担心发生校园枪击、更厌恶枪支政治,更积极支持控枪。拜登总统与第一位“Z世代”国会议员麦克斯韦 · 弗罗斯特(Maxwell Frost)共同宣布成立白宫首个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两党安全社区法》被宣传为反枪支的青年世代游说支持的结果时,该假设似乎得到了部分验证。
观察者对这群曾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成功阻止共和党“红色海啸“的青年人给予厚望,相信他们足以改变美国枪支政治。但这些或许只是美国枪支文化发展的面相之一。数据显示,主张进一步严格控枪的青年世代与老年世代的占比几乎一样,分别为55%与54%。青年人不仅没有在控枪问题上表现地更加激进,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过于软弱,转而支持更激进的美国拥枪者协会(GOA)。为什么青年世代受枪支暴力的危害最深,却仍然支持拥枪?拥枪的认同感是如何在青年世代中扎根的?理解美国的拥枪认同,尤其是青年这一关键群体对枪支的态度,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控枪困局、预测美国国内暴力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图片来源:Google
02
美国社会拥枪现状
总体而言,美国的家庭拥枪率在下降。与人口统计数据不同,美国政府或社会机构没有关于拥枪率的官方数据来源。盖洛普调查报告称,目前31%的美国人拥有枪支,44%的美国家庭拥有枪支。自2000年盖洛普首次测量个人拥枪率以来,均稳定在30%左右。根据Statista的数据,美国的家庭拥枪率在1972-2023年间基本维持在37%-47%之间。兰德公司报告认为,1980-2016年间美国家庭拥枪率从46%缓慢降低至32%。暴力政策中心(Violence Policy Center)的评估数据也显示,1973-2021年间美国家庭拥枪率在1978、1990年达到峰值,目前趋于平稳降低态势。家庭拥枪率降低的原因主要包括:(1)拥枪人口老龄化(2)征兵制终结(3)狩猎不再流行(4)狩猎及射击活动的土地使用受限制(5)因环境等问题关闭射击场(6)以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增多。
美国拥枪的家庭在减少,但拥枪家庭的枪支数量在上升,全国的枪支总数在上升,枪支暴力事件亦在增多。当前美国22% 的家庭拥有5支以上枪支。根据“枪支追踪”(The Trace)网站的估算,截至2022年美国生产的枪支总数量约为4.94亿支,当前在美国流通的数量约为3.779亿支。新冠疫情以来枪支需求量急速上升,2020、2021、2022年进入美国国内市场的枪支数量分别达到1700万、2250万、1970万支。根据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NSSF)的估计,2020年以来,首次购买枪支的人数约占购枪总人数的30%;2023年全美枪支销售总量接近1590万支,首次购枪者约为480万人。美国枪支暴力事件的变化趋势与枪支产量变化基本同步。 “枪支暴力档案”(Gun Violence Archive)网站的数据显示,2020-2023年间,美国大规模枪击案数量为610起、689起、646起、656起,死于枪支暴力的人数(不包含自杀)分别为19613人、21068人、20390人、18854人;儿童和青少年因枪击死亡的人数上升约50%。
民众在华盛顿参加由全美高中生号召组织的反枪支暴力集会“为我们的生命游行”。图片来源:CFP
美国拥枪群体呈现出从传统的“西部老白男”向“东部少数族裔女青年”转变的新趋势。从年龄/代际来看,美国年轻人的拥枪率及拥枪意愿明显上升。18-29岁青年的个人拥枪率为22%,家庭拥枪率为38%,仅比50-64岁群体分别低10、8个百分点,而30-49岁青壮年的个人与家庭拥枪率为35%、45%,与6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拥枪率基本一致。很多年轻人受目前经济条件限制无法拥枪,但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拥枪意愿。13-21岁的男性青(少)年中,42% 的人表示将来会购买枪支,76% 的人认为拥有枪支会使家庭更安全。《儿科学》(Pediatrics)的一项研究表明,2002年至2019年间,美国青少年持枪率上升了41% 。新冠疫情期间,三分之一枪支购买者的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此外,青少年群体接触枪支及持枪比例也在上升。2019至2021年间,超过500万18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家中接触到枪支;青少年持枪率从3.3%上升到4.6%,来自农村或低收入地区的少男最有可能携带手枪。
从性别来看,美国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拥枪率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022年美国男性的拥枪率(43%)约为女性(22%)的两倍。芝加哥大学“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显示,由于男性拥枪率的下降,拥枪率性别差距从1980年的40.2个百分点缩小到2021年的21.4个百分点。2018到2021年期间,女性拥枪率上升较快;从种族来看,美国白人的拥枪率高于其他族裔,但近年来少数族裔的拥枪率亦在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38% 的美国白人、24%的非裔、20%的拉美裔、10%的亚裔拥枪;从党派来看,共和党人的拥枪率稳步提升,民主党人的拥枪率则出现下降趋势。盖洛普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的个人拥枪率从32%上升到45%,无党派人士维持在29%左右,而民主党的个人拥枪率则从23%下降到18%;从地域来看,美国中西部及南方地区拥枪率较高,但东部地区拥枪率上升态势较为明显。根据兰德公司“各州家庭拥枪率估算(1980-2016)”数据库资料,蒙大拿州拥枪率最高,为64%,爱达荷州、阿肯色州、阿拉巴马州等也均在50%以上,纽约为14%,新泽西和夏威夷最低,为8%。整体而言,在过去的四十余年间,中西部各州的拥枪率降幅均超过10个百分点,而东部各州(如特拉华州、缅因州、罗德岛、新罕布什尔州等)近年来拥枪率不降反升。
数据来源:暴力政策中心、枪支追踪网站
03
青年世代拥枪认同的内涵
拥枪认同(gun ownership identity)是一种美国特有的以枪支为中心的世界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枪支所有权建立起来的群体社会认同,二是以该群体为中心,将枪支权利与相关问题的立场、信仰紧密联系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福山的定义,身份政治是边缘群体出于“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采取政治行动来确保某种社会身份“被看见”、“被尊重”的现象。在美国,这种身份认同不仅可以基于自由派所强调的种族与性别,也可以基于保守派所提倡的枪支所有权。质言之,拥枪认同是美国保守派套用自由派为弱势群体伸张权利的话语及框架,用以巩固自身社会认同与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发明”。拥枪认同作为个人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不仅影响到家庭拥枪惯习的代际传递,也直接关系到个人对于持枪/控枪政策的立场以及枪支文化的态度。该认同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塑造力不容小觑。
当前美国青年世代并非第一批具有拥枪认同的群体,但他们在拥枪认同上的广泛性要甚于其他世代。从历史来看,出于对非裔的恐惧,美国南方白人在内战结束后即确立起家庭武器库的传统并延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共和党忠实盟友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致力于塑造协会成员的拥枪认同,并以此来影响国家枪支政策。焦虑与不安逐渐演变成对枪支的迷恋。拥枪不再仅限于安全的考量,更是生活意义与使命感的重要来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枪认同主要通过家庭与党派进行传播与延续,无枪支家庭或民主党家庭中的年轻人认同拥枪的比例不高。从2015年(这是第一批“Z世代”即“95后”成年的年份)开始,随着大规模枪击案数量的飙升及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无论家庭是否拥枪,无论政治倾向,所有的年轻人都过度曝露在枪支文化中,难以摆脱。“校园枪击世代”在生与死的夹缝中逐步确立起自己的拥枪认同。
枪支爱好者在NRA年会上体验枪械。图片来源:中青在线
美国青年普遍认为枪支暴力问题很严峻,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枪支暴力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非拥枪的结果。美利坚大学“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PERIL) 、各镇枪支安全支持基金(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Support Fund)、枪支安全支持基金和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PLC)于2023年7月、2024年2月联合发布《美国青年的枪支态度报告》、《美国青年的枪支态度:小组访谈最终定性调查结果》两份报告,分别以定量与定性的方式对当下美国年轻人的枪支信念及对枪支暴力的感受进行追踪分析。报告显示,枪支暴力对青年世代影响巨大。74%的14 至 30 岁美国青(少)年都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严重问题;25% 的青(少)年亲身经历过枪击事件;每位青(少)年至少认识一名以上被枪打伤或打死的人,且认识受枪支暴力伤害的人越多,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症状就越严重;青(少)年最关注校园安全状况,最担心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美国青(少)年将枪支暴力归结为“坏人”、“不负责任的人”、“精神病人”(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症)持枪的结果,而非枪支泛滥的结果。换言之,在青年世代的理解中,枪支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危险倾向的人持有了枪支。这一观念与大规模枪支暴力相关研究结果——即大规模枪支暴力并非主要由精神病人造成,而是由许多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的社会和心理因素所导致——相去甚远,而与共和党在枪支暴力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接近。
美国青年世代很容易接触到枪支,也相信枪支能够带来安全与意义感。《美国青年的枪支态度报告》指出,青(少)年第一次开枪的平均年龄是14岁;约29%的青(少)年至少参加过一个与枪支有关的俱乐部或组织(包括主张扩大枪支使用权的俱乐部及倡导加强枪支安全的组织);42% 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可以较为轻松地获取枪支,且不存在族裔差距,11%的青(少)年甚至可以获取4把以上枪支;能够轻松获取枪支的年轻人往往坚信,拥枪让自己和家庭更为安全。青(少)年中,年龄越低者越相信,枪支给人带来意义感、枪支文化是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与枪支相关媒体的日均接触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认同共和党,表现出更强烈的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态度,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症状更严重。这些青少年对与枪支相关的创伤经历“反刍”较少,他们的安全感更强,对校园枪击事件的担忧也较少。
在枪支政策的立场上,主张拥枪的年轻人也支持控枪。盖洛普的调查记录显示,1938-1972年间美国民众控枪支持率从未低于66%。2017年以来,民众的控枪支持率一直保持在最高水平。2023年,84%的民众支持控枪,赞成施行更严格枪支法的民众达到58%。控枪支持率一般在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飙升,随即下降。研究发现,拥枪青年广泛支持那些旨在防止枪支落入暴力高危人群手中的基本法律。他们支持红旗法,支持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也支持将合法拥有枪支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拥枪者对于枪支暴力预防政策(GVP)的支持度被公众大大低估,低估幅度高达31%。
需要指出的是,Z世代与千禧一代在枪支管制立场上并不比老一辈人更加激进。根据YouGov 社会变革监测数据,持“枪支法应该更加严格”观点的青年世代占比仅比老年世代多出1个百分点。控枪支持率的代沟在党派内部表现显著:在共和党内部,支持“枪支法应该更加严格”的青年比老年世代多16个百分点;在民主党内部,支持更严格枪支法的青年世代较老年世代少18个百分点。总言之,主张拥枪的年轻人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拿着攻击性武器上街或坚决抵制枪支法,拥枪青年亦是控枪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但拥枪青年对控枪政策的支持方式与非拥枪青年有着较显著的不同。首先,拥枪青年并不倾向于公开表达对控枪政策的支持。70%拥枪者担心自己因为公开支持控枪政策而被疏远,担心其他人会将枪支暴力问题归咎于拥枪本身,而不是去阻止有犯罪倾向的人获得枪支。有研究指出,拥枪者若能公开支持控枪,将会大大逆转社会对拥枪者的错误认知,有助于准确评估枪支安全政策的社会支持度。近年来,美国相关社会组织陆续建立,旨在通过跨党派合作,将拥枪者纳入推动枪支安全的行动中来,2020年成立的拥枪者组织“百分之九十七”(97Percent)即是一例。 其次,拥枪青年和非拥枪青年在具体控枪政策上仍存在较明显分歧。相比于拥枪者(46%),非拥枪者(77%)更倾向于建立一个联邦数据库来追踪所有枪支的销售情况;在禁止大容量弹夹和禁止攻击型武器的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程度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在共和党内部更为明显:共和党拥枪者更支持扩大枪支获取渠道的提案;相比于共和党非拥枪者(57%),共和党拥枪者(87%)更支持隐蔽携枪。只有在“防止精神病患者获得枪支”和“对私人枪支销售和枪支展销进行背景调查”等相关政策上,无论哪个党派,拥枪者和非拥枪者不存在意见分歧。
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控枪游行时展示枪支暴力遇难者的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支持控枪政策的青年人占大多数,但他们并不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其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远比拥枪者小得多。拥枪青年及相关组织与民选官员接触的频率更高,更擅长运用各类传统政治资源,维护拥枪者权益。“拥枪认同”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支持控枪的青年与拥枪青年之间令人困惑的“政治参与差距”;也有助于解释支持控枪的民主党未将枪支管制置于议程优先地位的原因,即控枪不会为他们赢得很多选票,但会让他们失去很多选票。
04
美国青年世代拥枪认同的成因
青年世代拥枪认同高涨的原因可以从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恐慌感、枪支事件的新闻叙事方式、枪支利益集团对拥枪认同的塑造、政府枪支管制政策效力有限等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普遍的不安全感。保障个人与家庭的安全是美国青年拥枪认同最重要的现实成因。约88%的拥枪者将防止犯罪列为拥枪的首要考量因素。《美国青年的枪支态度:小组访谈最终定性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人中普遍弥漫着不安、恐惧与焦虑情绪。美国社会枪支暴力的不可预测性与随机性在青年中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是让年轻人对枪击问题高度警觉并积极反思,二是让年轻人变得超然与麻木。两种后果均与创伤导致的抑郁、焦虑和孤独密切相关。虽然有人因创伤而萌生“不应拥枪”的念头,但也有许多青年因经历枪支暴力而更倾向拥有枪支。在他们看来,“外面十分危险“,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宁可拥有但不需要枪,也不可有需要的时候没有枪”; “当我长大有钱了,我想要一把枪”。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一部分源于治安混乱的现实状况(例如“破窗效应”)与对警察执法的不信任,一部分则源于对暴力犯罪问题的主观感知。美国的犯罪率实际下降了,但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却上升了。根据FBI年度犯罪报告,2022年、2023年美国的暴力犯罪分别较前一年下降了1.7%与6%;在加州,1993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暴力犯罪率呈明显下降态势,暴力重罪逮捕率比前几代人低20% 到25% ,但依然有63%的人认为犯罪情况“极端严重/非常严重”。这一主观感知或与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扩散的暴力叙事、暴力模仿紧密相关。
第二,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恐慌感。美国正面临“代际更替”与“族裔更替”叠加的重大社会变迁:少数族裔和自由派倾向为主的青年世代,正逐步取代以白人和保守派倾向为主的老年世代。预计到2032年美国大选前后,中青年选民人数将过半,且中青年人口中少数族裔占比将超过白人。这一人口学上的预测结果被共和党主流媒体与政府官员包装成“大更替理论”(replacement theory),即左翼精英(通常被认为是犹太人)有意通过促进移民和其他增加种族多样性的政策,削弱白人公民的政治影响力。即便民主党政论家反复强调这一指责的非科学性——一是美国移民政策中的大多数关键决定均由两党共同作出;二是少数族裔的出生率而非移民才是当下美国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三是种族并非美国政治力量平衡变化中的最关键因素——该理论依然造成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大更替理论成为新纳粹主义者施行枪支暴力的重要动机。2019年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枪击案(枪手为21岁白人,死亡23人)、2022年纽约州布法罗枪击案(枪手为18岁白人,死亡10人)即是白人针对拉美裔与非裔的种族仇恨的结果。大更替理论也使得更多年轻人在游行示威中拿起枪支。作为司法种族主义的经典判例,2021年的里滕豪斯案(枪手为17岁白人)再度掀起了年轻人竞相持枪抗议的风潮。
第三,枪支事件的新闻叙事方式。新闻叙事框架不仅会影响年轻人对枪击事件的态度,还会进一步影响年轻人对自身是否有能力通过拥枪来阻止或实施枪击行为的评估。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新闻叙事方式遵循着某种“仪式化”的序列,从预估死亡人数到披露枪击及枪手细节,且拥枪者始终置于叙事的中心。研究者指出,这一新闻叙事方式提升了人们对拥枪者的认同度,进一步推动了枪支暴力的发生。枪击报道既是年轻人“替代性创伤”的来源,也是年轻人犯罪模仿的重要素材。他们无需亲身经历,枪击报道就足以使之深陷困扰;同时他们也从上一起枪击案细节中得到启发,通过制造新一起枪击事件完成自己从边缘人走向叙事中心的道德诉求。研究显示,枪击事件具有明显“可传染性”。在大规模射击发生后的13天内,第二次大规模射击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例如,尤瓦尔迪枪击案即发生在布法罗枪击案发生的10天后。一起校园枪击事件会引发0.22起校园枪击事件,即每发生五起校园枪击事件,就会引发第六起。 此外,新闻叙事中出现的两种暗流亦强化了青年世代的拥枪认同:一是强调拥枪神圣化。宗教虽然在年轻人中式微,但他们追求个体精神的修行体验,新闻叙事中的拥枪神圣化思潮与年轻人修行体验相融合,进一步加剧其“枪支浪漫化”倾向。二是主张好人持枪。将“好枪主”的概念与家庭成员对枪支负责任的观念联系起来 ,强调拥枪可以吓止坏人,保护家庭。这一观点亦强化了青年人的拥枪认同。
第四,枪支利益集团对拥枪认同的塑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致力于培养国民的拥枪认同。美国19%的拥枪者都隶属于该协会。全国步枪协会的会员并非金融精英,其游说开支也远低于枪支管制组织。该协会能够凝聚起500万会员,关键在于其塑造的拥枪认同与意识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选民群体。研究者认为,全国步枪协会通过“培养-政治化-传播-政治动员”四个步骤将拥枪认同转换为政治武器。首先,协会在会员中建立集体认同。将拥枪者塑造为“守法”“爱国”“爱自由”的普通公民、美国传统的捍卫者,并将这一”内群体”的正面特征与”外群体”的负面特征做出严格区分。其次,协会将这一认同政治化。拥枪不限于娱乐和自卫,拥枪者也参与政治。通过将枪支管制定义为“攻击者”,枪支政策辩论被转化成一场“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战争。再次,协会创办各类活动、项目与出版物,为协会成员传播拥枪认同提供平台。最后,协会利用拥枪认同来动员其支持者,使拥枪者在意识形态上与保守派活动家和政治家结盟。该结盟使得拥枪者对共和党的认同与支持迅速上升,该群体2010年代的共和党支持率高出1970年代近50个百分点, 将拥枪认同转换为政策的能力大大增强。
特朗普在美国步枪协会(NRA)年会上的演讲中誓言捍卫并扩大枪支持有者的权利。图片来源:NBC
目前来看,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对青年世代拥枪认同的影响力正在衰弱,更激进的美国拥枪者协会(GOA)的影响力则在增强。2019年以来,全国步枪协会因涉嫌腐败(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v. NRA)、非法竞选(Giffords v. FEC)等问题而深陷诉讼风波,面临破产与重组的可能。虽然该协会改变策略,将营销重点放在少数族裔与女性青年群体身上,但仍然流失了约100万名会员,影响力大大削弱。美国拥枪者协会利用全国步枪协会的困境迅速扩大自身影响力。拥枪者协会公开批评全国步枪协会的“软弱无能”,宣称自己才是“不妥协”的枪支游说团体,坚决反对一切枪支管制措施。根据 OpenSecret的数据,拥枪者协会的游说开支已远超全国步枪协会。据称其会员已经超过200万人。随着全国步枪协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青年持枪者开始转投更为激进的拥枪者协会麾下,该群体的枪支立场或将进一步右倾。
第五,政府枪支管制政策效力有限。美国公众对枪支问题的关注度较高,但控枪问题一直不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2022年通过的《两党安全社区法》是美国近30年来最重要的控枪立法,而整体来看实际效果有限。《两党安全社区法》仅仅在推动“红旗法”落地、修补“男友漏洞”、加强学校和社区层面的心理干预、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明确枪支经销商的资质标准等几个方面修补了现有的监管漏洞,而在对AR-15步枪等攻击性武器和3D打印“幽灵枪”的监管、提高购枪最低年龄限制等关键问题上, 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纽约市警察局(NYPD)查获的无法追踪溯源的“幽灵枪”,多由3D打印或邮寄零件组装而成。图片来源: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网站
此外,联邦层面立法效果往往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的枪械管制传统上一直属于州的治安权范围,联邦层面的枪械管制会被最高法院视为联邦对州权的侵犯。1990年的《无枪校区法》( Gun-Free Zones Act )、1993年的《布拉迪预防手枪暴力法》( The 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均于几年后被最高法院推翻。在《两党安全社区法》通过的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亦作出裁决,推翻纽约州1911 年制定的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隐蔽携枪的法律,大大削弱了州和地方政府管制枪支的能力。因此,对于青年世代而言,他们并不信任和期待政府有能力解决枪支暴力问题。他们批评政府和学校错误地把解决枪支暴力的重点放在被动的危机缓解策略上,而不是预防为主的政策上。年轻人能做的,无非是在拥枪与进入支持控枪大学就读之间做一无关紧要的选择罢了。
05
美国青年(反)枪支组织的兴起及其拥枪认同叙事
2010年代以来,各类美国青年(反)枪支组织迅速兴起。他们借助社交媒体,广泛构建拥枪认同的叙事框架,以此塑造公众舆论、构建政治联盟并引导政策选择。研究者指出,当下美国控枪政策与控枪行动收效甚微,一定程度上与枪支管制组织和枪支权利组织的拥枪认同叙事框架关系密切。枪支管制组织强调受害者角色,倾向于扩大枪支辩论,寻找联盟关系;而枪支权利组织则更强调“负责任的守法公民”角色,主张枪支“赋权”的意义。整体而言,枪支管制组织的声势更大,但青年枪支权利组织的叙事更深入人心。在老牌枪支利益集团与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传统的自由派控枪支持者)的支持下,青年枪支权利组织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对控枪政策的实施与推进构成极大挑战。
青年枪支管制组织及其拥枪认同叙事
青年枪支管制组织在枪支政策的各类辩论中往往处于弱势的一方。他们更强调传统枪支叙事结构“行凶者—受害者—英雄”中的“受害者认同”,更倾向于将叙事重点放在“枪击事件受害者和我们一样”上,尤其是“在社会结构维度上有着积极面相”的群体,如儿童与青少年。利用人们的“同理心”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感”来扩大枪支辩论,推进枪支问题的争议性与冲突性,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潜在的盟友。
(1)通过影响立法者来阻止枪支暴力
2018年美国帕克兰高中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由学生领导的“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示威运动席卷美国与全球。当时仅华盛顿特区的示威者就多达20万到80万之间,引发的全美与全球范围内的示威活动超过880场。该组织指出,拥枪是造成而非解决暴力问题的源头。他们拒绝“思想与祈祷”,公开宣称“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而游行!……立法者说什么对枪支暴力无能为力,那是在扯淡,我们不害怕扯淡!”,号召年轻一代要将悲伤与恐惧转化为行动。通过实地组织年轻人抗议、罢工、游说;组织年轻人参与全国性选举及枪支管控相关投票工作;游说各级政府为防止枪支暴力进行立法;组织青年司法团队向法院提交辩护状;开展各类反枪支利益集团活动(如 “全国步枪协会已死”披萨派对等)向立法机关与政府施压。短短六年中,该组织不仅推动设立了“白宫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还在全美范围促成了300余项枪支安全法落地,包括《两党安全社区法》、密歇根州枪支安全系列立法(Michigan Gun Safety Package)等。
美国最资深的反枪支组织“布拉迪“(Brady)在2018年资助成立了青年组织“受够了团队“(Team ENOUGH)。该组织尤其强调创始成员作为校园枪击事件幸存者(也是终身受难者)的这一角色。通过研讨会、培训、安排各地区年轻人与当地政策专家及立法者见面等方式,培养与动员13-26岁年轻人成为自己社区中的预防枪支暴力立法的倡导者,以组织化的形式向社会发出年轻学子的怒吼“我们受够了!”。2024年3月,”受够了团队“作为15个公开支持拜登连任竞选活动的青年组织之一(唯一一个青年枪支管制组织) ,成功将青年对枪支的认知认同与全国性选举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也汲取了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300余个分会在组织运作上的经验教训。预计将借助P2P短信、预测拨号等技术开发一系列用户界面工具包,以分布式组织(Distributed Organizing)形式替代原先助选工作的“中心-外围”模式,创建一套能够让任何人成为领导者的“战术剧本”。并利用VAN、Hustle、Thrutalk等竞选工具,在集结年轻人参与全国性选举的同时发起一场创纪录的青年反枪支运动,寻找更多的支持者与盟友。
示威者走上街头,“为我们的生命游行”席卷全美。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2)通过重塑枪支叙事来救助枪支暴力受害者
“卸载计划”(Project Unload )致力于改变和重塑视觉艺术、电影、社交媒体活动中的枪支叙事,通过在艺术形式中将“我们这样的枪支受害者”进行抽象化和脸谱化,以期引发更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卸载计划”着重培育青年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向年轻人传递“枪支让我们更不安全”的观念,鼓励青年世代不拥枪或不用枪。一方面,它借助Snapchat 和 TikTok 等平台组织各类 Z 世代访谈、圆桌会议、辩论等活动,分享枪支让人更不安全的相关事实;另一方面,它发起“更安全地不使用枪支”(SNUG)运动,通过走访受枪支暴力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以团队形式制定和实施相关支持与救助方案,降低14至24岁青(少)年卷入枪支暴力事件的几率。该组织相信,通过改变枪支叙事,可以像降低青少年吸烟率那样(20年下降20个百分点)最终减少枪支暴力行为。据称,“卸载计划”行动已惠及300多万美国年轻人,成功扭转了其中17%参与者的枪支立场,使年轻人在接触到真实的枪支风险信息后,不再执迷于“好人持枪”的观念。
但研究者也指出,像“卸载计划”这样的枪支管制组织比枪支权利组织更容易“妖魔化”对手,更擅长利用公众情绪扭曲事实。在青年枪支管制组织的叙事中,赞美枪支、武装霸权、政治冷漠和腐败、贫困、国家心理健康危机是枪支暴力的主要原因,枪支暴力与种族正义、经济正义、移民权利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等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对年轻人而言,”若不能改变法律,那么就去改变立法者和总统“,若改变不了立法者和总统,那就先改变自己。
青年枪支权利组织及其拥枪认同叙事
青年枪支权利组织在枪支辩论中处于较强势的一方,依托老牌的枪支利益集团或枪支权利组织的力量,往往一成立就得到拥枪者的广泛支持与协助。更重要的是,青年枪支权利组织呈现出多样态、交叉性的发展模式,其枪支叙事在自由派传统阵营内部的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中也赢得了越来越多青年的青睐。与传统枪支权利组织避免讨论受害者,强调持枪英雄的叙事不同,青年枪支权利组织更倾向于正视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推崇“枪支为英雄赋权”的重要性。
(1)少数族裔枪支权利组织
“黑人拥枪很重要” (Black Guns Matter)创立于2016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讲习班,教授枪支安全、美国枪支法律和解决冲突的基础知识,倡导黑人青年“负责任”地拥枪与自卫。创始人图雷少校(Maj Toure)指出,“安全意味着武装自卫”,“所有枪支管制都是种族歧视”,“系统性种族主义通过枪支管制规则压制黑人”。 该组织试图重构乔治 ·弗洛伊德案的叙事,坚信悲剧的核心不在于警察过于暴力,而在于黑人手无寸铁;不在于枪支管制的缺位,而在于教育公民如何解决冲突的缺位。“黑人拥枪很重要” 承认自己“行凶者—受害者—英雄”结构中的受害者角色,但更强调“为英雄赋权/赋权以成就英雄”的重要性。不仅要让黑人守法公民负责任地拥枪,还要为黑人提供一个安全、负责任地学习枪支知识的空间,同时用枪和法律武装黑人。
在其倡导下,越来越多的黑人青年选择拥枪,宣称“宁愿因持枪受审,也不愿手无寸铁进墓地”。该组织的培训工作也让2015年成立的“全国非裔美国人枪支协会 ”(NAAGA)受益不小。协会目前在全国已有130个分会,约5万名成员,被誉为“新全国步枪协会”(new NRA)。 与此同时,全国步枪协会也在调整策略,包括聘请黑人青年担任发言人、推广品牌形象等,以期吸引更多的黑人拥枪青年。
2020年弗吉尼亚公民防卫联盟游说日枪支权利集会上的示威者,一名示威者穿着“黑人枪支权利”的服装。图片来源:Wikipedia
(2)女性枪支权利组织
“女孩与枪”(A Girl & A Gun )女子射击联盟成立于2011年,是一个女性专属的枪支俱乐部,致力于在一个安全无偏见的环境中教育、支持、鼓励女性学习枪支知识与射击,“享受女性被赋予权力的感觉”。该组织是全国步枪协会女子分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协会培训和输送枪械女教官。“女孩与枪”每月开展活动300余次,培训2000-4000名女性使用枪支。其活动涵盖各地区分会活动、线上虚拟训练营、沉浸式枪支训练营、狙击学校、格洛克手枪专训营、秋季团队手枪挑战赛、猎枪赛及全国性大会等。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曾以“女孩与枪”组织为调查样本发布《女性拥枪者:采购、认知及参与》报告。该报告指出,职业女性在枪支消费上表现积极,女性接受枪支培训次数及拥枪量越多,就越倾向于参与射击活动;参与射击活动的增多,也会使女性更热衷枪支,大幅降低女性的枪支不安全感。
2020年以来,美国女性购枪者人数激增,其中非裔女性的拥枪率飙升87%,为“女孩与枪”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重要契机。同时,该组织所提供的专业化培训与活动,也准确契合了青年女性通过练习、模拟场景和心理排练来为拥枪做准备的需求。其枪支叙事中反复强调的“女性拥枪者共同体意识”建设——枪支作为女性“赋权”的重要工具,不仅使女性在危机时刻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孩子,还通过枪支构筑起女性共同体意识——为更多年轻女性通过枪支寻找归属感与安全感提供了关键性平台。
(3)性少数群体枪支权利组织
拥枪者是性少数群体中的异类。在他们看来,在性少数群体中拥枪比在拥枪群体中“出柜”要难得多。2016年的奥兰多同性恋夜店枪击案(50人死亡、53人受伤)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性少数群体拥枪自卫人数激增,多个枪支倡导组织应运而生。美国最大的性少数群体枪支倡导组织 “粉红手枪”(Pink Pistols)在全国已有36个分会,7000多名会员。全国步枪协会以非官方的形式支持这一组织。
其他新建立的青年组织包括:(1)“武装平等”(Armed Equality)。该组织设立于2016年,致力于为美国同性恋者提供枪支、自卫、生存和医疗培训。强调枪支可以为性少数群体提供微观与宏观的自由环境。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影响广泛。右翼组织“骄傲男孩”亦曾向其倾销武器。(2)“触发警告”酷儿及变性人枪支俱乐部 (Trigger Warning Queer & Trans Guns Club)。这是2016年在纽约建立的一个激进枪支团体。该组织致力于“填补左翼的枪支知识空白”,通过武装性少数群体的方式来威慑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3)另有大量地方性的性少数群体枪支组织,如新罕布什尔州的“彩虹补弹”(Rainbow Reload)等,为当地性少数群体提供射击技术指导与服务。
在性少数群体的枪支叙事中,他们不掩饰自己的受害者地位,但更强调可以通过枪支赋权,改变“性少数群体软弱无力”及“拥枪耻辱”等刻板印象,让自己成为有实力的英雄。他们强调,结构性变革(如法律和政策)已无法反映边缘群体的利益,性少数群体的“枪支赋权与自卫”与“暴力起义“是对社会压迫的正当反应。青年枪支权利组织的枪支叙事赢得了各类边缘群体的支持与共鸣,进一步冲淡了枪支政策与枪支管控行动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加剧了美国控枪困境。
06
影响与展望
控枪政策要管控的对象从来都不仅仅是枪支。控枪困局与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信仰及政治意识形态紧密交织在一起。拥枪认同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正急剧消解着政府控枪政策的有效性。《两党安全社区法》虽能在技术层面弥补缺漏,却无法制约拥枪认同在青年世代中的迅速扩散。社会威胁感知的加深、青年枪支管制组织与枪支权利组织对枪支问题的讨论与曝光,使得青年世代对枪支的依赖感与认同感愈发根深蒂固,拥枪认同深入人心。这对于美国的控枪困局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拥枪认同是预测美国青年世代的政策偏好、政治行为发展变化的重要指标。
拥枪认同是美国身份政治中一项重要且独立的内容。拥枪认同者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独立于种族、性别、党派归属等其他身份变量。在枪支政策问题上,最有意义的分歧并不来自党派身份,而是来自于拥枪认同者与非拥枪认同者的差异。拥枪认同不仅可用以预测某些政策偏好,还可根据这些偏好来预测某些政治行为:具有拥枪认同的青年群体更支持宽松的枪支管制政策,更可能就枪支政策联系民选官员或政府,更强调枪支权利对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枪支相关的政治活动。在研究者看来,是否认同拥枪比是否实际拥枪或拥枪数量等客观标准的影响更为深远。
需要注意的是,拥枪认同不是一种静态的社会身份,它具有很强的习得性,是导致实际拥枪的重要心理基础。从拥枪认同到真正成为拥枪者,中间存在两项关键性步骤。一是外部威胁感。作为“校园枪击世代”,年轻人浸淫于现实枪支暴力与媒体枪支辩论之中,对于外部威胁感受强烈。二是实际模拟与操练。2010年后各类枪支组织的出现,使青年世代更容易通过在地练习、模拟场景和心理排练的方式为拥枪做好准备。虽然美国目前的个人拥枪率维持在十分之三,但依然有36% 的人认为自己未来会拥枪。随着青年枪支组织(无论是枪支倡导组织或是反枪支组织)的积极运作和对枪支议题的反复强化,该群体的拥枪认同或将进一步强化,拥枪率或将持续上升,控枪困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缓解。
拥枪认同或将持续推进美国国内暴力升级。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202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的枪支所有权和支持政治暴力》显示,约39%的拥枪者与30%的非拥枪者均支持政治暴力,近期购买枪支的美国人对政治暴力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报告指出,2024年大选前期美国各地有大量可能参与政治暴力的武装人员出现在公共场所,尤其是新近拥枪的年轻人或正在“为预期的内战做准备”。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未来几年内将爆发内战,更愿意采取更极端立场,施行政治暴力。大约44% 的新购枪者、42% 的攻击型步枪拥有者、56% 的公开持枪者认为,为了推进政治目标,暴力(包括致命的暴力)是合理的,他们“愿意为了政治目标而开枪杀人”。在《激进的美国党政:描绘暴力敌对、原因及对民主政体的后果》作者莉莉安娜·梅森看来,枪支背后的认同问题即预示着美国政治激进主义的飙升。 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CPOST)主任罗伯特 · 佩普(Robert Pape)在分析“1·6美国国会暴乱”的基础上指出,少数群体的暴力思想正从边缘走向主流。暴力的施行者不再是恐怖分子,而更可能是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公开持枪者。
2021年1月6日,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图片来源:VOA
拥枪认同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极化。
根据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拥枪者与非拥枪者投票倾向的差异不断拉大,各团体内部的共识迅速增长。在研究者看来,即便存在着非拥枪者有拥枪认同、少数拥枪者不一定有拥枪认同的情况,拥枪作为一项新兴的政治认同,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相对于其他传统的投票预测因子,实际拥枪或拥枪认同作为新的投票预测因子,变现得可靠而稳健。一般而言,实际拥枪或具有拥枪认同的青年世代更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拥枪群体中,共和党支持率自1972以来至少上升了50%。这种关联性在1976年以来的各总统选举周期及各层级选举中均表现一致,即便控制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该关联性仍然存在并不断增强。鉴于拥枪者在选民中占比较大、枪支在社会和政治文化中的地位突出、枪支游说团体在政治事务中的影响显著、青年(反)枪支组织不断重塑与强调枪支叙事,拥枪者和非拥枪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很可能会长期持续,对选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控枪困局势必很难得到缓解,国内暴力冲突与政治生态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原文刊载于
《美国问题研究》2025第1期。
参考文献
[1]Matthew J. Lacombe et.al., “Gun Ownership as a Social Identity: Estimating Behavioral and Attitudinal Relationship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0, No. 6, 2019, pp.2409-2424.
[2]Rob Gabriele, “Gun Sales in the U.S.: 2024 Statistics”, June 28, 2024, https://www.safehome.org/data/firearms-guns-statistics/.
[3]Robert J. Spitzer, The Politics of Gun Control, Eigh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 6.
[4]“Polarization,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 September 05,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9/05/polarization-democracy-and-political-violence-in-united-states-what-research-says-pub-90457.
[5]“U.S. Youth Attitudes on Guns: Quantitative Survey Findings Report and Preliminary Qualitative Focus Group Findings”, July 2023, https://www.splcenter.org/peril-youth-attitudes-guns-report.
[6]Virginia Chamlee, “White House Hears Gen Z's Plea to Address Gun Violence: 'Turned Our Calls for More Action into Reality'”, September 25, 2023, https://people.com/biden-harris-frost-announce-office-gun-violence-prevention-7974230.
[7]“Gun Ownership in America “, RAND, https://www.rand.org/research/gun-policy/gun-ownership.html.
[8]“Gun Ownership in America: 1973 to 2021”, Violence Policy Center, https://www.vpc.org/studies/ownership.pdf.
[9]“Gun Violence Archive: 2013-2024”, https://www.gunviolencearchive.org/.
[10]“What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Own Guns?” Gallup, November 13,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264932/percentage-americans-own-guns.aspx.
[11]Rebekah Levine Coley et. al., “Prevalence of Adolescent Handgun Carriage: 2002–2019”, Pediatrics, Vol. 149, Issue 5, 2022, e2021054472, https://doi.org/10.1542/peds.2021-054472.
[12]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406238/stark-gender-gap-gun-ownership-views-gun-laws.aspx.
[13]Matthew J. Lacombe, Firepower: How the NRA Turned Gun Owners into a Political For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
[14]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tribalism-francis-fukuyama.
[15]Sara Novak, “How the Gun Became Integral to the Self-Identity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March 29, 2023,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the-gun-became-integral-to-the-self-identity-of-millions-of-americans/.
[16] Matthew J. Lacombe, Firepower, chap. 1.
[17]“Mass Violence in America: Causes, Impacts and Solutions”, August 6, 2019, https://www.thenationalcouncil.org/resources/mass-violence-in-america-causes-impacts-and-solutions/.
[18] “U.S. Youth Attitudes on Guns: Quantitative Survey Findings Report and Preliminary Qualitative Focus Group Findings”.
来源 | 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排版 | 蒲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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