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una
电影院钉子户。在银幕中漫游,找自己的回声。
1997年,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花火》(Hana-Bi),是北野武(Takeshi Kitano)作者序列中至为关键的一部作品。影片深刻体现了北野武独树一帜的暴力美学,正如其日文片名“Hana-Bi”(意为“花”与“火”)所隐喻的那样:温柔与暴烈彼此交织、并存共生。
《花火》电影海报
影片讲述了刑警西佳敬在接连遭遇搭档重伤瘫痪、幼女不幸夭折、妻子又罹患绝症的多重打击之后,抢劫银行、携妻踏上逃亡之旅的故事。两人最终来到海边,面对一个指向死亡可能性的开放结局。这一旅程的尾声构成影片的核心段落,北野武藉由多重冲突的视听策略,将幽默、荒诞、悲剧、暴力与死亡等矛盾元素并置,深刻传达出贯穿全片的绝望主题。
《花火》电影截图
在尾声段落中,开场定场镜头率先奠定了孤独与忧郁的基调。
随后出现一个特写镜头:西手持枪械,缓缓装填子弹。这一节奏缓慢、动作慎重的场景,与影片早先刻画西佳敬射杀他人时使用的快速剪辑暴力场景形成强烈对比。除此之外全片仅有一处慢镜头——搭档死亡时的闪回,以强调杀戮在西佳敬心中留下的永恒创伤。
两种暴力处理手法的对比,折射出西佳敬复杂的心理挣扎:他既被昔日的丧失之痛所禁锢,又日渐对暴力产生麻木。因此,当枪这一暴力的天然象征再次被西握于手中时,该镜头不仅为结局注入了强烈张力,也预示了即将来临的死亡。
随后一组正反打镜头呈现了西佳敬与同事之间的对话,并在空间构图上形成鲜明对立。西的身后是象征不可逾越之彼岸的大海,而同事的背景则是代表重返世俗社会的道路与车辆。这种空间上的对立,更进一步暗示了时间层面的断裂:西佳敬因沉溺于无尽创伤而始终停滞于过去,其孤立与绝望的处境由此被强化到极致。
《花火》电影截图
残酷幽默——悲喜剧的暴力悖论
北野武的作者印记中最为人熟知的标志便是其对暴力的独特书写。
《花火》的卓越,正在于将幽默与残酷并置所生成的悖论性。北野武早年的漫才喜剧经验影响了他的电影语言——他将即兴的节奏感和突发性笑料巧妙注入了暴力叙事之中。片中暴力的发生往往突兀、简洁,甚至蒙上一层“冷幽默”的色彩。例如西佳敬突然出手殴打小混混,过程被刻意省略,只留下动作完成后的静止画面,从而制造出一种近乎荒诞的滑稽效果。
然而,这种幽默绝非为了消解暴力的严肃性,恰恰相反,它凸显了暴力的荒诞与无常。北野武拒绝了好莱坞式暴力美学对过程的奇观化渲染,而是赤裸地呈现暴力带来的伤害与后果。观众看不到华丽招式,只见枪声响起后生命的骤逝,以及生者无声的悲痛。这种“结果导向”的暴力表达,剔除了视听刺激的外壳,迫使人们直面暴力最原始、最本质的破坏力,进而形成北野武独有的“残酷幽默”风格。诸如路边玩球者、抛锚求助者,乃至被西佳敬举枪戏弄的工人——这些看似闲笔的恶作剧场景,散落于西佳敬逃亡的途中,仿佛命运无常的注脚,在轻描淡写之间叩问着存在的虚无。这种滑稽的暴力所形成的悲喜剧并置,一直延续到电影的尾声。
《花火》电影截图
极远景镜头中,一个身影渺小的女孩手执风筝,在沙滩上兜着圈奔跑。风筝屡次试图起飞却终告失败,如同人在沉重宿命面前徒劳无力,而暴力循环往复。西佳敬并未帮助女孩,反而以一种近乎残忍的顽皮毁坏了她的风筝。正如戴瑞尔·威廉·戴维斯(Darrell William Davis, 2011)所言:“有时伤害既滑稽又痛苦。当北野武想要震撼观众时,观者往往毫无准备。”北野武始终有意识地将诙谐元素嵌入悲剧深处——即使在最沉郁的段落中也不例外。这样的处理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以幽默解构严肃,另一方面也暗示暴力总是不期而至,轻易撕裂日常的平静。
随后,镜头以远景捕捉女孩呆立的剪影,并不交代其具体表情。她略显困惑,却依然拾起残破的风筝继续奔跑。这一举动与妻子执意为枯萎花卉浇水的行为形成呼应,喻示个体面对无常命运时的倔强挣扎。正是这一幕触动了西佳敬与妻子,促使他们进行了罕见的言语交流和亲密身体接触。在此,电影提出了它的核心诘问:当命运已然注定、一切挣扎终归徒劳,人应当以何种态度回应?
《花火》电影截图
枪声和面孔——沉默的抵抗
《花火》是一部关于“失去”与“绝望”的影片。主角西佳敬的人生逐步坠入深渊,暴力成为他面对无常命运时唯一可掌控的方式。他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对不公的命运进行了一场沉默而决绝的反抗。
影片的开放式结局将这种绝望与诗意的交融推向极致。
在此前的画面中,镜头以侧视角呈现西佳敬与妻子以海为背景相拥。随后,一个倾斜镜头缓缓上移至鸟瞰视角,再接一个向左缓慢摇移的镜头,向大海方向运动。在整体以静态镜头主导的影片中,这一罕见的摄影机运动可与早先车内枪击场景中使用的鸟瞰滚动镜头相呼应。两者中,旋转的摄影机皆暗示被笼罩的厄运。随着人物逐渐缩小并消失于画外,摄影机停止运动,大海占据整个画面。突然,两声枪响划破寂静,音乐戛然而止,海浪声也陷入沉寂。
《花火》电影截图
这一开放结局充满争议性——摄影机在决定性时刻的回避,以多重阐释可能性取代了单一明确答案。然而无论结局如何,都并非充满希望:它同时容纳了“乐观的绝望”与“消极的绝望”这一悖论。若西佳敬选择自杀,实则陷入以暴力逃避痛苦的宿命循环;若他选择生存,则不得不继续面对生命的荒诞与绝望。北野武选择将镜头聚焦于女孩的脸,而非直接呈现枪击过程,体现了他对死亡与暴力的独特态度。影片对生命与死亡的哲学思考,正是通过“枪声”与“面孔”这两大元素得以实现。
里克·阿尔特曼(Rick Altman)曾指出,经典叙事电影中常通过声画统一构建真实感的幻觉,而声音与声源的分离则会引发认知上的断裂与不安。相应地,斯拉沃热·齐泽克(Žižek, 1996)也曾提出,为默片添加声音所引起的恐慌,正来源于“自动声音的怪异与恐怖”。因此,人类本能地寻求声源的归属。
在影片最后的镜头中,北野武有意将声源(枪击动作本身)排除于画面之外。画外枪声与非剧情音乐(nondiegetic music) 共同打破了声画同步,瓦解了观众对现实认同的幻觉。枪声在背景音乐情绪达到最高点时爆发,中断了海浪的环境音,甚至可被当作非剧情音效的一部分。枪声因而获得了一种抽象而多义的属性:它既可能是生命的终结,也可能只是虚无中的回响。观众与片中唯一的见证者——那位放风筝的小女孩一样,只能通过这段令人不安的非剧情音乐去揣测和感知死亡的降临,而非直接“目睹”它。这种声音设计策略,与北野武对死亡的哲思一脉相承。死亡不是供人观赏的戏剧场景,而是一个必须被感知的谜题。最终,镜头定格于女孩茫然的脸上,海浪声再次响起。
《花火》电影截图
女孩的脸部特写与片中多次出现的、西戴着墨镜的面无表情的镜头类似,都呈现为一种缺失明确视线与情绪的“凝视”。这种“盲视”——一种先于被观看对象而存在的注视——延迟了观众的情感反应,暗示暴力总是在情感之前猝然发生。它迫使人们直面死亡与暴力本身,其力量正来自于无可置疑的客观性与真实感。正如戴瑞尔所强调的,北野武擅长以省略的方式处理暴力:“它们被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暴力时刻所打断,这些时刻因其从因果叙事链中脱钩而被放大。”例如开场停车场中那一记被省略却反而更显强烈的拳击。与这些处理相似,枪声的呈现同样也省略过程、直指后果。
在死亡主题的书写上,《花火》将其表现为一段漫长的旅程。
尽管北野武援引了某些日本文化符号,影片却并不倾向于将死亡美学仪式化或浪漫化景观呈现。他的电影并不提供廉价的救赎,相反,更强调死亡的客观性和不可解性。北野武在《花火》中对死亡与暴力的独特处理,兼容了喜剧与悲剧、幽默与残酷之间的复杂矛盾,从而抵达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深度——既超越主流暴力影像的视听成规与美学观念,也突破了基于民族传统的视角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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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于网络
文字:Luna
排版:Evonne Dong
责任编辑:陆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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