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国军少将来市政府找新市长语出惊人：我要接上组织关系

1948年11月，解放军成功解放了沈阳，在罗荣桓同志贴出了安民告示后，当地很快就恢复了秩序，老百姓也欢欢喜喜的过上了好日子。

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却表现的异常着急，这个人名叫做葛佩琦，是国民党的一名少将。按理说，作为国民党将领，在沈阳和平解放后，他应该尽可能避着点解放军。但是葛佩琦却反其道行之，到处向人打听党的领导机关。

后来经过沈阳工商联合会得知，沈阳市长是朱其文，他又立刻跑到沈阳市政府去找他。当接待的人问他有何事时，他却语出惊人：“我来接上组织关系。”

这可实在让人感到好奇，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却找共产党的市长说要接上组织关系，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何秘密呢？要了解这一切，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葛佩琦其人。

回顾历史可知，葛佩琦是1911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仁兆镇的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虽然幼年家贫，但他从小就好读书，靠着半工半读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本来，葛佩琦已经靠着知识改变命运，接下来应该按照父母长辈规划的路线成为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

但是在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葛佩琦目睹国家危亡，他不再甘心于做一个旧知识分子，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参加游行示威，后被军警逮捕。

面对警察局军警的气势汹汹，葛佩琦始终没有屈服，唱着救亡歌曲表明自己的心境。在被保释出狱后，他又继续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并且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葛佩琦带着同学一起南下北京，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展现出才华。

他曾先后访问汪精卫、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等国民党党政要员，一度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之后他又在国民党大溃败之际，孤身一人留在商丘地区，和商丘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成立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

当时他本人担任政训处长，和众人一起，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拉起了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抗日游击队是黄泛区以东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因其表现出众，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接受了葛佩琦的入党申请，直接免除了他的候补期，让他转为正式党员。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葛佩琦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党员。

不过，因为当时环境的特殊性，虽然葛佩琦多次希望能够到自己党的部队中工作，但党组织依旧安排他潜伏于国民党部队中继续工作，葛佩琦从此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在这一过程中，葛佩琦的才华也越来越被国民党方面重视，其组建的豫东抗日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他本人也成为了政治部主任。

后来宋克宾等人带领第二军投敌，葛佩琦又为程潜出谋划策，巧施妙计又让投敌的部队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

如此一来，葛佩琦在国民党方面的地位越来越关键，1942年，他被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少将参议。1946年，他又被派到东北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靠着这层关系，葛佩琦为我党传递了诸多重要的情报。当然，这一过程也是九死一生，危险重重。在1942年的时候，为了传递情报他曾遭到日本宪兵队的全城大搜捕，幸亏得到地下同志的帮助，用一根绳子吊下城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在1947年的时候，我党安插进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三名同志同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时情况十分危急，不少人都以为葛佩琦也已经暴露。

但是他艺高人胆大，当时不仅没有立刻逃跑露出破绽，反而非常淡定的帮助组织调查泄密人员。果然，国民党特务认为他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并没有怀疑他，他的冷静让他躲过一劫。

不过，葛佩琦虽然用急智化解了危机，可与他保持联系的赵耀斌同志却没能逃过一劫。这件事情可要了老命，不仅葛佩琦所获得的诸多情报统统传不出去，他也如同断线的风筝与党失去一切联系。

幸好后来解放军成功解放了沈阳，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葛佩琦这位国军少将着急忙慌地到处寻找党的领导机关，甚至还跑到沈阳市政府去找朱其文寻求帮助。

只是很可惜，结果却并不如人意。接待的人员询问，你有地下组织介绍信吗？葛佩琦回答，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接待的人摇摇头说，没有党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党组织关系。

对于这一结果，葛佩琦的内心必然是又哀又喜，哀的是自己的组织关系接不回去了，喜的是，解放军已经胜利，自己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已经实现了。

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回到北平，并且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1939年我进潼关时，东北大地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如今再进山海关，东北大地已是红旗飘飘。这红旗上有我的一滴血汗，我感到特别高兴。

后来皇天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葛佩琦遇到了老朋友刘子久，在刘子久等人的帮助下，他来到了人民大学担任了理化教研究是物理小组长。后来，在中央的关照下，1983年党组织作出决定，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也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